<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钱穆之《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值得精读。其值得精读不在于增长历史、政治之知识，而在于打破固有观念，增强思辨力，增长见识。增长知识的目的就是为了增长见识。</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前车之鉴，这是历代王朝都特别在意且力避的事情。汉鉴于秦二世而亡的警示，又恢复周之分封制，并严禁分封异姓王；唐目睹了五胡乱华的教训，内迁少数民族，重用胡人，以夷制夷；宋吸取唐安史之乱的教训，重文轻武，内重外轻，防止藩镇割据。可惜的是，到了明清就不再吸取历史教训了，私心重于公事，于是，既封建又专制。</p><p class="ql-block"><br></p> <p class="ql-block"> 钱穆认为，中国之封建主义始于大明，大行其道于满清。秦汉唐宋真既不封建又不专制，因为国事不是皇帝一个人决定的，更多时候，皇帝只是象征，宰相行使国家行政权，遇到国家大事，得经廷议、廷推，才能决断。除了汉，秦唐宋不再分封，只皇位世袭，官吏依靠察举制、九品中正制、科举制来选拨任用。唐推行的科举取士制度，将权力向全国大众开放。既然权力未集中在皇帝一个人之手，那就不能武断为皇帝专制。既然再无剪叶封桐的儿戏，权力又向全国大众开放，那就推导不出封建之结论。何况，到了唐朝，门阀士族已经消亡，士人政权也不复存在。</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问题就出在明清。钱穆说：“为公而制定的是制度，出于私心而造作的那只能是法术或手段。”明清谈不上政治制度建设，因为政策举措大多出于私心、私欲！钱穆据史实得出的论断，完全可以作为我们分辨制度与手段的依据。</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我认为，封建肇始于西周，复燃于两汉、两晋。其实，秦实行郡县制，就结束了西周以来的封建制。就专制而言，我以为钱穆的判断是正确的。</p><p class="ql-block"><br></p> <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钱穆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说：“政治制度必须与国情相符合，而不能让国情去迁就政治制度。”北宋定都汴州，就是基于实际情况：定都洛阳或西安，因运河不通，以致陆路运粮费用极高，初建之北宋无力承担，其定都汴州，实为权宜之计。由于石敬瑭将燕云十六州拱手送给契丹，以致北方只有雁门关与拒马河可守，一旦辽金铁骑掠地，平原无险可守，这就导致北宋不得不养大量的兵，而又不敢主动驱除鞑虏，因为一旦战败，便退到黄河边上了，可以说是：守无可守，退无可退，进退无据。由此产生了金元外交。这也是靖康之变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地理因素。这也是宋高宗非要逃到江南的一个主要原因，因为江南有长江天险可守。再加上，宋太祖黄袍加身的经历，他时时刻刻提防武将，因此，北宋放弃了唐朝的府兵制，改行募兵制。募兵制不停调防，兵将不相习，故战斗力锐减。北宋的国策也是根据实际情况制定的，而非一个皇上凭空幻想出来的。</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至晚清之维新变法，康梁罔顾现实，一味照搬日本明治维新，而忽视了主权归属问题，弄出一场百日维新的笑话。康梁以为，只要皇帝听他们的，维新变法必成。他们却忘了，大清的专制是由满族人支撑起来的，打不倒部族专制，就改变不了现状。这就是典型的幻想现实能适应政治制度。</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p> <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哪有无历史因袭的政治，无传统沿革的制度？中国不可能嵌入西方政治体系或苏俄政治体系之中。中国也不可能照搬套用西方的政治体制、苏俄政治体制。政治制度是从历史演变、传统沿革之中长出来的。长出来的东西就离不开土壤，也摆脱不了过去，只能在逐渐融合中合体。</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钱穆断言：“将来的政治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上上下下缺乏共尊共信。”其实，他强调的就是五大认同、民族共识、民族自信、文化自信的问题。</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