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生产队那段日子里

我的未来不是梦

　　一九七八年，我高中毕业，怀揣一颗红心、两种打算。那时还没有分田到户，因为没能考上大学，便返乡务农。那年，我刚满十七岁，身体单薄瘦弱，算不上正式劳动力。生产队长只能安排我做和妇女同工同酬的轻体力农活，耕田、脱禾这类重体力活，我只能靠边站。

生产队有明确规定：年满十八岁的青年，才能挣十分工。我年纪不足，日常只能记八分工。若是劳动态度积极、表现突出，可多加一分，最多只能挣九分工。

刚走出校门的我，对集体农活完全一头雾水。从前偶尔帮母亲下地劳作，都是随心随性、没有竞争，轻松自在。可生产队挣工分的农活，是实打实、有比拼、有考核的体力劳动。

当年生产队实行“大锅饭”模式，众人集体出工，干好干坏差别不大。不管农活质量好坏、效率高低，只要完成队长安排的任务，就算完工。一个劳动日的十分工，折算下来只有几毛钱收入。因此出工不出力、敷衍应付的现象，在生产队十分普遍。

我至今记得插秧的场景：男劳力提前整好水田，用画行器拉出三乘六寸的规整行距，那时也叫合理密植。我们这些八分工的社员只能一同下田插秧，还有几位年纪比我更小、早早辍学务农的同村劳力，常年在生产队抢工分，有的挣三分工、有的挣五分工，工分高低，都由生产队长辈、叔伯统一评定。

插秧分任务是公平统一，手脚快、农活熟练的人，不多时就能插完整行，早早走到田埂边休息，慢悠悠等待下一轮分工。而我初学农活、速度较慢，常常还停在田中央栽田，而且栽的是腰酸背痛。快慢不一、劳逸不均，让整体农活效率大打折扣，这也是当年大锅饭时代最普遍的常态。割禾、干杂活皆是如此。遇上轻松的零星农活，只需几人完成，我们便只能在家闲置休息。车水抗旱是耐性重体力活，除水位平缓的车就去劳动，如果水平面坡陡峭就没有必要去，不过生产队对这个刚出校门的学生来说，多方面还是比较照顾的。

虽然我身单力薄，但做事勤快麻利。作为刚毕业的高中生，我干活懂得苦干加巧干，思路清晰、有条不紊，分配到手的农活总能提前保质完成，时常还能带着大家超额完成任务。我的踏实肯干、高效利落，乡亲们都看在眼里。但凡分组干活，人人都愿意和我搭伴。凭借出色的劳动表现和条理清晰的做事方式，没多久，我便破格挣到了满额十分工。

后来生产队添置了一台十二马力的抗旱柴油机，全村上下毫无争议，一致推选我负责管理操作。彼时我年纪尚轻、体力不足，却有旁人不及的优势：一是读过书、有文化，对机械原理悟性高，熟悉机械性能，有自己独到的理解；二是精通机器拆装结构，对每一个零件的位置、用途了然于心，即便闭目也能娓娓道来；三是机器出现故障，我能精准判断问题部件，快速排查检修。这般本事让全队人心服口服。

可实际操作之初，我时常力不从心。初学摇机器，不懂借力巧劲，多次松开减压手柄后，机器瞬间熄火、戛然而止。后来我慢慢摸索诀窍：一人稳住减压开关，我顺势快速摇机，找准时机同步松开减压手柄，一举启动机器。几番尝试练习后，原本需要两人配合完成的启动工作，我一人便能独立完成。

这台机器足足三百斤重，最初需要四名壮汉合力抬动，经过日复一日的农活磨炼，最后我有两人便可轻松抬起。是生产队的艰苦劳作磨砺了我，让我从肩不能扛、手不能提的文弱书生，成长为能抬重物、吃苦耐劳的庄稼人，也为我往后的生活劳作打拼，打下了坚实的身心基础。

通过数年的生产队集体劳动，我真切看清了当年的国情民生。大锅饭体制下，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严重消磨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也制约了农村的发展进步。也正因亲身经历过这段岁月，我才深刻明白：勤劳才有收获，实干方能致富，体制革新、自力更生，才是百姓安居乐业、乡村蓬勃发展的根本。时代的变革、岁月的磨砺，皆是人生最珍贵的修行与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