宛若星光 宛若烟火（《这些文·那些人》上卷之26）

张锋

张锋原创精短诗文选（1720） 【按】自今天起，本号陆续推出《这些文·那些人》一书中的文章，共分上卷《真水无香》和下卷《留下永远》，与诸友共享。谢谢关注、转发和点评！

宛若星光 宛若烟火

——读许如亮中短篇小说集《活棺》

似乎像一下子找到了泉眼，这几年许如亮文学创作的水位大涨，继长篇小说《风吹麦浪》出版不久，便又推出了20余万字的中短篇小说集《活棺》。

正是于其作品中感受到笔下饱含的乡村烟火和心底折射的璀璨星光，才催生了我的这篇文字。

基层治理虚与实的现实描绘

许如亮的作品，最早进入我阅读视野的是他发表在《陕西文学》上的“令”系列作品，即《截击令》《禁酒令》《速决令》《密察令》《灭杀令》以及连同后来创作的一些中短篇小说。此间，我看到的是他以微观的视角和微创的手法，展现了基层治理的真实图景，形成了他对基层官场生态的系列解构。从某种意义上说，其刻画的主题内涵已经兼具现实的意义与独特的风格。

这是基于乡村社会治理的文本思考。作品紧扣基层治理的时代背景，将政令推行、矛盾调解、监督问责等场景与时代脉搏同频，不仅体现“质朴中见力量”的风格，而且形成了自己的个性表达：叙事视角微观真实，人物塑造立体鲜活，细节刻画贴近实际。比如《截击令》中通过一位叫王二牛的农民与邻里一次小小纠纷酿成的普通上访，进而由浅入深地展开矛盾冲突，自下而上地层层递进故事情节，让主角伍家村村支书伍威，几乎在从乡村、县城直至省城的围追堵截中疲于奔命，又是软磨，请上访者吃饭喝酒；又是硬拦，于多点位四处布控。小说的结尾却出乎意料，用村支书老婆的电话道出真相：“截你个鬼！王二牛在家呢，昨天下河里去摸虾，脚板底被树枝戳了个洞，到医院去包扎了下，现在正在家里吊水呢。”故事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这种实际生活的真实记录，把那应急处置的紧张氛围，干部应对的焦躁心态，如同身临其境的跃然纸上，最终的结果反差则余味无穷。依我几十年读小说的经验来看，任何小说故事讲到最后，如果让读者产生一是“说不准”，一是“想不到”的效果，应该才是最好的结尾。

这是介于形式主义个案的文字叩问。多年来，一直被高层高度重视解决和基层特别垢病的莫过于形式主义这一顽疾，身在其中的许如亮自然更比他人深知基层干部群众的无助和无奈。你看他在《速决令》和《灭杀令》中的描写，仿佛听到他在这方面发出的重重的质疑和深深的叩问。当村支书面对上级要他以最快的速度把沿路村民们的房屋用涂料粉刷一新、要他必须在两天内沿路向里纵深300米内全部栽上树苗、要他突击完成主干道沿路视线内的厕所一律拆除的任务时，这种来自上面一会儿迎接检查验收、一会儿领导现场视察，每次都是雷打火烧的行动，着实让底层的干部穷于应付。请听小说中的这类声音：“失火了啊，啥事这么重要？明天没得天了吗？”“又不是打仗，干嘛要那么火急火燎的呢？”……更为可笑的是，这类表面工程，有时不一定是上面领导的真实想法，而是位居中间的个别官儿们揣摩领导意图搞的面子工程。比如小说中那个现场最大的头头李书记，对下面突击拆除厕所的行为，当场进行了一通批评，“谁让你们拆老百姓的厕所的，谁家没得个厕所，没有厕所让老百姓到哪方便去，现在是厕所革命，厕所不但不能拆，还要讲究厕所现代化”。说完就钻进了轿车，一会儿就消失在路的尽头。顿时，弄得村支书伍威的眼睛瞪得像个鸡蛋，好大一会儿才回过神来，“他奶奶的，假传圣旨啊！”这场景，这镜头，让我读着读着竟禁不住地笑出声来，尽管笑声里充满了苦涩。通过这些描述和表达，也让我看到基层干部们既有为民服务初心的坚守，也有普通人性弱点的挣扎，面对权力任性的无奈、繁琐工作的疲惫、利益诱惑的犹豫，这种一系列的“不完美”，让人物形象显得更加真实可信。同时，也让我们明白，这形式主义的劳什子，原来是上下两头都不待见的东西呀！

这是出于基层官场生态的文学书写。对于基层官场，作者既是“镜花缘中人”，又是见证书写者。因此，百姓对身边腐败的深恶痛绝，其实作者自己也感同身受。于是，基层的官场生态，成了他并不着意却很自然的表现对象。我们看到的，既有对比着写，又有于侧面说，还有拟人化讲。你看《同情》这一篇，写的是10年间一同成长起来的好兄弟老张和老徐，且老张有恩于老徐，老徐做了局长后十分同情在生活中苦苦挣扎的老张，而老张呢又常常惦记掌了权的老徐，就这么互相牵挂着，最后一次老张去看望老徐，看到和听到的却是老徐被纪委带走审查的消息。这时，谁同情谁才有了准确的答案：“小心翼翼的同情，终究还是晚了一步”。《午夜惊魂》和《老魏走了》，一是说的是单位项目科长老魏被带走审查后，其顶头上司身为副局长的老李夫妇却吓得失魂落魄濒临崩溃，充满恐惧和绝望。从而借此把身边反腐的震慑作用描写得绘声绘色。一是说两位科长同事老张对老李说“老魏走了”的一句话，被老李误以为老魏是喝醉酒死了，于是在第二天送花圈的误会中方明白老朋友是被纪委带走审查了。进而告诉人们：“老魏走了，不是生命的终结，却是他人生悲剧的开始。”更为有趣的是，《星空下》和《老人与狗》的篇什，作者运用拟人化的手法，从黑胖猫与花瘦猫以及老人与狗的对话中，将百姓身边的小微腐败的所谓“新鲜事”儿一一道来，不是放在阳光下便是置于星空下进行鞭笞，既入木三分，又大快人心。这类故事汇，这种故事会，对于基层而言，实在是明白如话的表达，自然也会收到入脑入心的效果。

普通人性正与负的鲜活呈现

人性，是中外作家持续探究的课题，也是古今文人永远言说的话题。许如亮对人性的描写，一个鲜明的特质，便是秉持“拒绝扁平，还原本真”的8字真言，看得出笔下的社会众生相，他在努力摆脱“非黑即白”的标签，还原善恶一体共生、动态彼消此长的本来面貌，这一点在《活棺》中体现得尤为鲜明。

家人之间的多面呈现。《活棺》这一中篇小说，写的是一个十分普通而又有点特殊的家庭，故事中的一个主角叫李雨农，妻子早亡，儿子李风行没能考上大学便回家务农，不安心种田又外出打工，苏北到苏南前两次就换了三个单位，最后还是父亲出面，让他亲舅舅的老板张冬生照顾安排在新南小区工地上得以安身。接下来巧遇重庆妹子山莲，两人看对眼便结婚搭伙过活，谁知在接搭脚手架活时被砸伤。结果正如作者所说“生活就像这脚手架，有时候会不小心摔下来，摔得满身是伤”。故事第一波中的家庭关系，虽然大多是底层生活的困宭，但家庭成员父子间的相互照应，夫妻间的相互鼓励，亲戚间的相互帮助，让人看到的是人类的善良本性，构成了一个底层生活三角形的多面体，给人一种真实而温暖的存在感。

家族之间的多重叙述。故事第二波的情节冲突，是随着父亲李雨农也来工地看仓库而不幸被钢筋砸成重伤、住进重症监护室而展开的。这时候，不同亲戚关系、不同经济收入、不同社会身份、不同家庭处境和不同认知水平，由此发出的是不同的意见，得出的是不同的结论。实际上既是对亲情关系远近的度量，更是对人性深处利益计较的考量。最终在医生“即使抢救过来也是个植物人”的结论、以及“再不续费就停药了”双重压力下，还是集体作出“抬回去等死”的决策。然后呢？当一众人等轮流守棺的过程中，围绕“葬哪里”这一问题，又是一番纠结和争论，是葬在祖坟，还是葬在公墓，不仅有传统文化的约束，而且有祭扫方便与殡葬经费的抉择，当然也成了亲属间选择的焦点。再后来，由于李雨农躺在床上已经第七天了，针对守棺对象已经影响了日常工作和生活而产生的矛盾逐渐上升，再一次引起亲属间的心理负担和口舌之争。这种每个不同的人在利益取舍面前的艰难计较，正是人性弱点的真切描述和充分表达。

村民之间的多元刻画。就在这一周守“活棺”的焦急等待中，作者还把视角拉到另一侧面，在讨论由谁承办下葬事宜的选择时，又延伸地牵扯出两个叫“猪肉爹”和“二斜头”人，也可称村民甲、村民乙。在丧事办理方案的互相比较和以往办理案例的互相陈述中，尤其是“二斜头”把故事办成事故讲完时，人们的头脑里已经有了自然的答案，一个是不负责任的逐利，一个是恰到好处的安排。这里，实际上是对不同对象在不同人性上的又一次发掘。更让人出乎意料的是山莲前夫的到场，为了那30万元的补偿金的争夺，把人性中的阴暗和不堪摆在阳光下公开地暴晒了一回，让人大跌眼镜，又大开眼界。然而最终的结果呢？作者来了个大反转，李雨农竟然奇迹般的活了过来。至此，作者只是交待了儿子和媳妇的行为语言：“风行腿一软，滑坐到地上。山莲突然大哭起来，不知道是伤心，还是高兴。”是的啊，读者此时的心情，或许也是在伤心与高兴之间。

真实情感冷与暖的细腻刻划

人性多半是人情，人情最是难捉摸。许如亮故事中的人物，往往将现实生活中的冷暖变成人物内心景观的一部分，带着他笔下的温度，让一个个人物活灵灵地走出来，进而在故事的逻辑发展层面还原人物身上自带的因果叙事。

先说纵向的叙事。《九千岁》中，主要写的是父子俩，复姓司马，一个叫丹传，一个叫多生，是个很有直译意味和时代特征的名字。这个丹传，共生三个娃，前面两个都是女的，大姐多纯，二姐多洁，至于多生，后来成了出了名的“九千岁”，这个名头又是因为其父司马丹传以命相搏并被罚款九千元超生费而得名。既然有这一背景，这个“九千岁”一掉下地等于是其父母生了个祖宗，两个姐姐爹不疼妈不问，却一个考上大学一个考进中专，都有了自己的如意家庭和对口职业，而这个太岁享受的是那种异乎常人的宠溺，一言以蔽之，便是一切随他意。从此，一句“惯子没好子”的古话被其演绎成了一出活生生的“现世报”：“九千岁”从不好好读书、不好好干活，再到不好好做人，算是“世间360行他行行不入行，坏事吃喝吹赌骗还件件有他的”。结果呢，中学未读完单警局就进去了4次，最后因欠赌债他亲手导演假结婚闹剧活活气死了老爸，司马丹传墓碑上镌刻的“断子绝孙”4个字，应该是他刻骨铭心的悔悟和发人深省的警示。

后说横向的叙事。在《台上台下》中，我们看到的是，原本童年的一对两小无猜的小伙伴、长大后形影不离的两个好朋友，当一方升任了局长，只觉得眼前的另一方陌生得可怕，变成了熟悉又陌生的人。这不仅仅是物理的隔阂，也是心理的隔阂。是被权力位置扭曲了的非常态。后来当一方与另一方的位子掉了个儿，虽然一方不像原来那一方的冷漠，却又因自己位置变了让另一方产生距离感。哪怕只剩下他们两个人，“一上一下，隔着几步远的距离，却像是隔着十年的光阴，隔着无数的隔阂与遗憾”。作者想告诉人们的，既是时间和空间上的距离，更是等级观念带来的实际距离。

再说立体的叙事。一篇《红瓦房门前的女人们》，通过钓鱼者的旁听，又通过披发、卷发、短发三个女人的旁观，借了他（她）们的耳和嘴，真真切切地上演了“三个女人一台戏”：既有对当年陈老书记的褒奖，又有对被撤职继任书记李二杆子的揭露，还有对现任书记胡作非为的声讨……让人想不到的是，故事的结尾居然是卷发女人与披发女人为出轨的事儿打了起来，主题从小微腐败的政治问题一下子扯到男女关系的社会现象，最终还借垂钓者的口，说出自己心中的块垒：“忽然觉得生活就像个万花筒，大千世界，无奇不有，那些没有预设、没有剧本的故事，每天都在不起眼的角落里上演。”也让读者生发许多无端的感慨。一篇《后台》，从一位大老陈从村民到村长、再由村长到村民的历程，展开不同身份、不同人脉、不同势力的后台角逐，很是有趣，亦很逼真。先说他曾经当上村长的靠山，就是因为找了做乡长助理的二舅爹，二舅爹又托了在县里做局长的三姑父，层层打点，才把他推上了村长的位置。再后来为了摆平小麻烦，又把家里祖宗十八代的亲戚翻了个遍，找到一位在县里做局长的远房亲戚。那人是他老婆娘家侄儿的叔伯哥哥，凭这些人脉维护着他村长的位子。接着便是他骑自动车违章碰上了交警老朱，由于他不买账不认罚硬刚，结果被老朱妻子找到她正在县长家做保姆妹妹的闺蜜，那闺蜜出于情意和公道，把这事捅到县长那里，才把大老陈打回了原形。还好，这件事终于让他明白，永远不要小看那些看似不起眼的普通人，他们的身后，或许就站着你永远也惹不起的公道与规则。不起眼的人，不起眼的事，却写得有声有色，让读者也读得有滋有味。同时更于中明白一些做人、做事的基本道理。

笔下存烟火，心中有星光。上面的文字，我仍然坚持不“是为序”，不过是一篇导读而已。

（2026年3月于鹤乡“养拙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