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乡成芳之楔子

西蜀仁人

我是1992年高中毕业的，在千军万马中没能挤过独木桥而名落孙山，心不甘意难平，成为一名地地道道的农民，从此面朝黄土背朝天，重复着父辈的命运。

那时候全国农民工人数已经上亿，村里很难见到青壮年，几乎是老人和孩子，还有个别在家带小孩、顺带照顾老人的中青年妇女，他们的前面有个无形却很心酸的缀词——留守。

我因为各种原因无法远离故土，就在村里担任文书。我看了很多种养殖方面的书籍，还到处取经，种过蔬菜、果树，养过兔子、生猪，幻想着用知识改变命运，在农村也能发家致富，却因为天灾人祸，终究一事无成。被诸多原因裹挟， 2002年仲夏，我不得不背井离乡，汇入浩浩荡荡的务工大军中，成了一名农民工，在外漂泊了二十载。

虽然我亲眼看到村里第一个农民背着行囊出村，也长期亲身体验过农民工的生活，但是对农民工产生的社会背景和发展历程还是不甚清楚。还好有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网络，经过收集整理，如今终于理出一个头绪来：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的改革开放起步，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劳动力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开始有零星的农民进城打零工、干建筑活。此时由于户籍、粮票制度的限制，农民不能长期待在城市，主流还是在本地乡镇企业务工。

1980-1983年，乡镇企业快速发展，农民以“离土不离乡”为主，跨省务工者极少，各地管控农民盲目外流。

1984年，国务院发布一号文件，明确允许农民自理口粮，进集镇务工、经商、落户，取消农民进小城镇的硬性禁令。此后，大量农民涌进全国各大中城市。

这一年，社科院张雨林教授在《社会学通讯》，首次学术性提出“农民工”一词。从此，在社会最底层的人中就多了一个名字：农民工。

1985年，全国农民工人数已经达到约两千多万人。

1989年，首次出现全国性大规模跨区域务工潮，媒体正式使用“民工潮”一词，大量农民工涌向东南沿海城市。

1991年，国务院文件官方正式定名“农民工”。

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后，沿海工业区、加工厂大量兴建，用工需求激增，跨省打工成为普遍选择，农民工数量连年暴涨。

1995年，全国外出农民工突破八千万人。

2001年，国家提出公平对待农民工，逐步取消对外来务工人员的不合理收费与就业限制。

2003年，国家废除收容遣送制度，农民工自由流动得到法律保障，国家也大力整治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问题。

2006年，国务院发布《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是首个全面保障农民工工资、社保、子女教育、住房的国家级文件。

2010年后，户籍制度改革持续推进，中小城市放宽落户，农民工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可以异地流转，随迁子女就地入学全面落实。

现阶段，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出现双向并行，人口开始双向流动。一部分在外漂泊多年的农民工选择返乡创业，在家门口就能谋求生计。

四十余年的时代浪潮之下，千千万万农民被迫离开故土谋生。

二十年间，我南北西东辗转多地。曾经求职无门，焦虑无助；曾经失业无着，彷徨迷茫。我在工地打过杂，在工厂做过工；跑过业务，当过经理人；做过生意，开过工厂。常常人在他乡，魂牵故乡人；人在故乡，心系他乡事。

故乡容不下肉身，他乡安不下灵魂，个中的滋味，只有与我同命运的农民工知道。

我是2021年返回家乡陵州的，时隔多年，二十年漂泊的点点滴滴总挥之不去，常常入梦。

醒后的我，有时怅然，有时开怀，有时遗憾，有时欣慰。无论怅然或是开怀，遗憾或是欣慰，那都是人在他乡的味道。

当这种味道浓到极致，你总想从里面掬上一杯，摇一摇，醒一醒，品一品。

当苦辣辛酸慢慢淡去，剩下的只有甘醇，只有无限的怀念。

这个时候，你才真正品味出人生的要义，生活的乐趣。

这个时候，你才真正明白，面对纷繁的日子，该怎样去面对，怎样去担当，怎样去生活。

这个时候，你才懂得你是真正意义上的“人”，你在过你的日子，你在活你的人生。

于是便有了接下来的这个长篇故事《人在他乡》。

我在异地他乡漂泊的这二十年，是我人生的黄金时期，也正是国家的改革开放从中期进入攻坚深水区的重要阶段。在社会发展的滚滚洪流里，能真正获得成功，实现人生理想和个人价值的农民工，毕竟凤毛麟角，他们中绝大多数处在社会最底层，就像无根的漂萍一般，终日为自己和家人基本的生计而四处奔波。

农民工为了生计不得不远走他乡，面临进城后的各种问题，从悲欢离合中演绎出很多故事。

所以，这不是一个教人如何成功的故事，而是一个教人如何面对纷繁人生问题，如何不断成长的故事。

一个农民工的成长，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成长，也是一个家庭、家族、群体的成长，更是整个国家、社会的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