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问之路》第四部《追寻》第一章《寻找档案》附文——一部老卷宗

老梅

休眠在某处的一部老卷宗

1985年，我曾见过一部老卷宗。

它厚厚四大卷，以我父亲创办的工厂名称为卷名。

老卷宗记载着历史，但它并不等同于历史，它只是历史的一份佐证。

它之所以不等同于历史，其一，是因为书写者众多，身份、立场各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视角，也有各自不同的利益关系；其二，是因为受时代背景所限，文字和语言难免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其三，则是因为权力因素也不可避免地介入其中。

然而，它又是历史的重要佐证。因为卷宗中保存着大量真实的信息。尽管这些信息被赋予了浓厚的阶级和政治色彩，但真实的痕迹，依然留在那些泛黄的纸页之间。

这部老卷宗起卷于1951年底。那时，抗美援朝战争正酣，国家耗费巨大，全国人民踊跃捐款支援前线。卷宗所记内容，上溯1900年，下至1955年最后一次补充。至此，它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在我找到这部老卷宗时，它已经静静地躺在那里三十多年。三十多年来，外面的世界风云变幻，历史烟尘时起时落；卷宗的容颜，也由当年的鲜亮渐渐变得枯黄。

然而，它依旧忠实地守护着里面的全部记载——一页未缺，一字未改。就连当初装订时留下的手工钉线，以及封页上毛笔书写的卷名，也都保持着原来的模样，纹丝未动。

这些年来，或许只有我，曾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打扰过它，去拜访过它。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它似乎早已无关紧要；而对于我，对于我的家庭，乃至对于后来的人们认识那段历史，它却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如今，它的职责只是沉默地守护那段尘封的记载。

2014年秋天，我再次前去探访它，却被告知：永久封存。

遗憾之余，我又有几分安慰——它很安全。安全就好。

编制和保管这部老卷宗的工作人员，已经历经几代人。在此，我必须向他们致以深深的谢意和真诚的敬意。

父亲的工厂，从崛起走向辉煌，又从高峰跌落低谷，都与一台大剪板机密切相关。老卷宗中的全部内容，也几乎都围绕着这台大剪板机展开。

它记录了父亲四十年的奋斗历程：如何从一无所有起步，一步一步走上大连剪板行业的首位；又以大量篇幅，详细记载了大剪板机的规格、加工对象以及业务规模。

而卷宗的最后，则集中记述了日本投降前夕，造船会社遗留下来的一批尚未来得及加工的钢板。这批钢板的数量及其最终去向，竟成为改变工厂、机器、房产乃至整个家庭命运的重要缘由。

卷宗的立案，有其既定目的。为了这一目的，卷宗中那些经不起推敲的经济数字和统计内容，我无意过多关注。我明白，那是特定时代政治运动的产物，而运动中的记录，难免会有所失真。

卷宗所记载的过程与结果，曾经让我痛心，深深的痛心。但我更愿意把这一切看作天意、宿命，或者看作时代与社会发展进程中的某种需要。因此，对于这一部分，我不想过多纠缠，也不愿反复书写。

我将它翻页。

我更专注于卷宗中那些与父亲有关的信息。虽然数量不多，却足够真实，也足够正面。

透过这些泛黄的纸张，透过那些如山的政治名词和一行行笔迹各异的文字，一个久远而陌生的身影，渐渐清晰起来，仿佛正从历史深处一步一步向我走来——

那是我两岁时便失去的父亲。

而今，我终于能够更加真切地认识他。我必须郑重地书写我的父亲。

父亲是大连民族工业的先驱者之一，是敢于抗衡日本垄断势力的实业家，也是那个时代值得铭记的人物。

我也专注于那台大剪板机的社会地位与历史贡献。它凝聚着我们家两代人的心血。写它，其实就是写我的亲人；在我的心中，它甚至已经不仅仅是一台机器，而是一位与家族命运血脉相连的长辈。

我还专注于那些曾与父亲共同奋斗过的亲人：姥爷、茗传哥哥、母亲、传绪哥哥……

在老卷宗中，我还看到了许多熟悉的名字：“同聚公”的赵长宦、“永大精米所”的舒五堂、“福兴厚钱庄”的张子和，以及老邻居战兰亭、陈德生、李发秀，还有我家的那些老工人们……

他们都曾亲笔为已经去世七年的父亲写下清白的证词，并在证词下面，按下清晰的手印。对于这些长辈留下的名字和证词，我始终怀着深深的敬意。

老人家们，“感谢”二字，远远不足以表达我对你们的感激与怀念。



老卷宗之外的故事，还延伸到我的三个哥哥。他们失去了父亲，也失去了工厂。然而，父亲留下的精神，却是一笔无形而珍贵的遗产。

我的哥哥们，无论英年早逝，还是身陷低谷，都没有辜负父亲生前的厚望。他们继承了父亲留下的精神财富，也以自己的生命，活出了父亲的形象。

《天问之路》第四部《追寻》第一集《寻找档案》

2016年2月27日

2026年9月5日 转载于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