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家下放农村的十年苦难岁月

鱼岛溝火

岁月如歌，往事如烟。1968年的冬天，《人民日报》《新华社》头版的那篇《我们都有两只手，不在城市里吃闲饭》，像一阵突如其来的潮，从千里之外的北京涌到了浙西山区的淳安汾口杨旗坦小镇。大年刚过，居民区的墙面上就贴满了响应号召的标语，巷弄里的人见面第一句话，几乎都在聊下放的去向：有人盘算着回原籍老家，有人托了远亲想往江西迁移，家家户户的空气里都飘着不安。

原本第一批下放名单里，根本没有我们家的名字。名单上是一个从事刻印章的手工业者一家，但这家人以眼睛近视为由，拿着医院开的证明不肯走。公社分管下放的干部在居民区转了两圈，与居民区的组长嘀咕了几句，随手就把我家的名字补了上去。那时候父亲因是解放前浙江大学毕业的老知识分子，正因为所谓的历史问题靠边站，学校的造反派还来抄了家，全家人连出门都要小心翼翼。母亲怕我们几个孩子跟着父亲受牵连，忍气吞声没跟居民区干部多争执，转头就收拾起了行李，带着26岁的大姐、15岁的二姐和11岁的我（当时大哥中专毕业后分配在江西德兴新岗山垦殖场，二哥在淳安大市区农机站当铁匠学徒，两人户口均不在家，才幸免与全家一起下放）顶替了那户人家的名额，成了汾口公社翁坑大队的下放居民。一家四口人从城镇居民户口变成农业户口，从此以后，踏上了历经十年苦难岁月的行程。

整个家庭的搬迁，对于在汾口杨旗坦镇生活了十几年的家庭来说，确实是一场巨大的变动，但在拿到的下放通知书后是不允许有任何拖延的。当时，从宣布下放名单到搬迁的时间规定非常紧迫，还没有准备停当，下放的生产大队来了四辆人力二轮车，匆促装上家具和坛坛缸缸就出发了。那天的山路，比我想象的要难走太多。母亲的风湿关节炎一遇冷就钻心疼，每走一步膝盖都要打个颤；大姐从前是民办教师，被造反派无端赶回家失了业，那天她肩上扛着两个铺盖卷，手还紧紧攥着我的手腕，怕我在黄泥路上滑倒；二姐背着半袋从城里带的糙米，额头上的汗顺着脸颊往下淌。我们一家四个老弱妇孺，就这么踩着沾着霜的草叶，一步步往翁坑的山坳里挪，身后的汾口杨旗坦小镇越来越远，没人知道这一离开，就是整整十年。

刚到大队的日子，分在第四生产队，住的是靠山脚下的一幢小黑屋，又潮又霉，地面是夯土，又黑又潮，时间一长，桌椅板凳和床的脚都生花霉变。刚到时，电未接通，靠点昏黄的煤油灯照明，连灶台都要自己请砖工来砌搭。山里的冬天比镇上冷好几度，母亲的膝盖经常肿胀难以挪步，但还是扶着墙去生产队晒谷场打麦子、打豆子和翻晒稻谷。那时候生产队的工分是社员们评的，母亲的底分是四分；大姐个小体弱，底分是三分；二姐的底分是三分半。当时生产队的劳动日分值是十个工分值四毛钱，也就是说她们三个人辛辛苦苦干一天农活，加起来也就是四毛钱。每到春花和年终生产队做粮食和经济作物计价方案时，我家是第一大倒欠户。大姐放下了从前握粉笔的手，跟着本地社员学插秧、砍柴，傍晚回到家，指尖全是被稻叶划开的小口子，她却总笑着跟我们说，今天多挣了一个工分，家里倒欠生产队就少欠一点了。我那时候还在上小学，放学回来就挎着篮子或去田野里挖猪草，或去山上拾柴火、扒松毛衣，把满满一篮猪草或松毛衣背回家里的时候，总觉得自己也成了能帮家里扛事的大人。

全家下放前，母亲和大姐在菜园地里的浇菜，我和二姐在菜地里玩耍，那时我们还小。

下放农村的日子全家面临两重压力：‌经济上无劳力、倒欠生产队，精神上因父亲“靠边站”和家庭成分而受歧视、被排斥‌，后者往往比缺衣少食更难熬。‌‌

看看那段日子的真实处境

经济困境‌：家里缺少壮劳力，挣不够工分，年底常倒欠生产队，是倒欠户、超支户，头两年，每年要倒欠生产队一百多元，而父亲的工资已经被冻结，只发每人每月八元钱的生活费，家里生活一年比一年紧。

‌精神压力‌：母亲是原遂安县简易师范学校毕业，本身是学生出生，本来可以当一名人民教师，做个培育人的园丁，但因子女多，她不得不辞去工作，留在家带孩子。就是这样一个女学生出生的母亲，却因家庭成分不好，下放到翁坑大队后，连大队召开的社员大会也不让参加，反而要母亲去跟戴有地、富、反、坏、右帽子的人一起去清扫通道、拔草等劳动，命运的错位，母亲甚至悲愤到绝望……我们子女在入团、招工、参军、上学、找对象等事上都被卡脖子，常被叫“黑五类”“狗崽子”，抬不起头。

‌父亲“靠边站”，失去话语权，家里更没了依靠，姐妹们在农村受了欺负也只能忍着。‌‌

下放到汾口翁坑大队后，母亲在居住的土墙屋前织毛衣。

1974年，我从江西德兴新建中学高中毕业，（因为在当时由于家庭成分问题，被剥夺了在当地读高中的机会）原以为在外多念了几年书总能寻条不一样的路，可转身就被一句“农业户口的回乡青年”钉死在田埂上——我作为农业户口的回乡青年与作为知青的同学相比，待遇天地之别，回乡青年没有知青安置的粮票补贴，没有招工的优先名额，连报名参军的资格都没有，想走工农兵学员的推荐路，更是连门槛都摸不到。甚至连公社自办的缫丝厂招工，尽管我的自身条件完全符合招工标准，但怎么也轮不到我，公社缫丝厂分到大队的招工指标，被大队干部全部安排自己的子女或亲戚关系户了。为此，我心中不服，专门跑到公社找分管下放知青的干部询问，回答是：公社缫丝厂的招工指标是分到大队，由大队掌握分配，公社是不会管的；全家下放的子女高中毕业属于回乡青年，不享受知青待遇；全家下放的问题不归公社上山下乡办公室管，等等。推诿搪塞的官话，透着戳心的冷漠，我欲哭无泪，下放时，简单粗暴地仓促草率地把我们全家赶到农村，公社自办厂有招工机会时，却对我们全家下放的特殊情况一概不管，公理何在？但那个年代，有理也无处说，更谈不上公平公正。

往后的日子，天不亮就得扛着锄头下田，三伏天在滚烫的水田里拔秧种田割稻，后背晒得蜕一层皮，寒冬腊月踩着冰碴去修水利，手上的裂口渗着血，攥紧锄头柄就疼得钻心。村里有人在背后指指点点，说这一家子是家庭成分不好被下放农村，连孩子都翻不了身。在那些灰暗的日子里，每当漆黑的深夜，躺在土坯房的板床上，一边听着母亲悲凉的唉声叹气声，一边又听着山风从墙缝里钻进来嗖嗖声，我总盯着房梁上晃动的灯的影子想：难道这辈子，就只能困在这穷乡僻壤的几亩薄田里，再也走不出去了？

实事求是说，真正压垮全家下放青年一代人的，从来不是肉身的劳累，而是日复一日、看不到尽头、无人解答、无人救赎的心理消耗；是千万个家庭下放的青年人共同浸泡在漫长时光里，无声隐忍、慢慢耗空的精神创伤。一个人的人生，最怕的不是绝境，是没有期限的等待，是所有的人生主动权，全部被抽走。你不能规划，不能期待，不能憧憬，甚至不敢深想。一想就是崩溃，一想就是落空，一想就是无边的无力。

于是学会了压制。白天和大家一样，沉默、劳作、安分、随众。看似平静，看似适应，看似认命。只有深夜睁眼的时刻，只有自己知道——心里那团少年的火，在一点点熄灭。少年意气被岁月磨去，人生底气被未知消耗，那份深埋心底的遗憾与不甘，成为贯穿一生、无法消解的时代心结。

我是从城镇居民下放的、又是农业户口的回乡青年——一个临时的、过渡的、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的身份。没有资格抱怨，没有资格要求，没有资格选择。只能等，只能熬，只能扛。不是因为我有多伟大，是因为我没有别的选择。

夏收夏种时生产队晒场上热火朝天打麦子

日月如梭，光阴荏苒。下放到翁坑山里的十年，没有惊天动地的故事，只有田野上的寒暑、晒谷场上的太阳、灶膛里不灭的柴火、田埂上磨破的一双双草鞋。我们一家在黄泥墙的土屋里送走了一个又一个冬天，看着山上的茶树绿了十次，田里的稻子黄了十轮，从1969年的春寒，一直走到1979年的春风。后来我们走出翁坑大队的时候，每个人的脚底都沾着洗不掉的黄泥，肩膀上都留着扁担压出来的硬茧，那是翁坑村的山，给我们这十年刻下的印记。

七月流火，生产队紧张地进行着“双抢”—抢收抢种，人工插秧

后来熬到70年代末，政策慢慢松动，父亲的平反通知终于送到了山沟里，那些压了我们十年的歧视和偏见，才跟着山外吹进来的风一点点散了。可我总记得16岁那年攥着毕业证站在田埂上的自己，眼里的光被现实磨得发涩，却还是咬着牙，不肯真的就这么认了命。

寒冬腊月，冰冻三尺，生产大队组织兴修水利。

一九七九年的春风

1979年的淳安汾口翁坑村，风里终于不再裹着往年的寒峭。田埂上的油菜花比往年开得早，连翁坑村口那棵老樟树，新芽都冒得比别处鲜亮。我们一家四口在翁坑大队的山坳里熬了整整十年，得知父亲平反的消息后，好像春风化雨，冰雪消融，山村田野也感觉到气象万千，像给熬了十年的日子，轻轻吹拂来了一缕缕暖融融的春风，这是我们一家命运转折的起点。

父亲平反，我们一家要收回为城镇居民的消息像长了翅膀，没几天就传遍了整个翁坑大队。在离开翁坑大队前的一个晚上，母亲带着我专门去一个大队干部家道别。我知道母亲的心事，这个大队干部没有文化，却专门喜欢整人，也整过母亲和我们全家，母亲的意思是你整过我们，但整不死我们，我们不记仇，但要你看看，党的政策落实到位了，我们全家苦日子也到头了，我们要离开这穷乡僻壤了，你去羡慕疾妒恨吧！

没过多久，县里的通知就来了，父亲重新回到工作岗位，担任中学校长，紧接着当选县人民代表，进了县人大常委会，后来又被推选为县政协副主席，杭州市政协委员。耽搁几年后，他重新握起了笔，在市、县的人大、政协会议上，建言献策，为山区县的教育事业、为农村学校的新课桌，一字一句地提建议、写提案。母亲也没闲着，她回到杨旗坦居民区后，协助居委会做好邻里关系矛盾的调解，并且落实每一件群众关心的实事，大家看在眼里，很快就推举母亲当选县妇女代表，从前连公社大门都很少进的母亲，也能坐在县人民大会堂的会场里，替山坳里的姐妹们说上几句掏心窝子的话。

家里的孩子们也像被春风吹醒的秧苗，一个个铆着劲往向阳的地方长。大姐从前被耽误了十几年，终于重新站上了讲台，她把攒了半辈子的耐心都给了学生，没几年就凭着扎实的教学功底，被评上了高级教师；二姐进了当地的国营公司，天天泡在车间里啃技术手册，成了单位里最年轻的技术骨干，后来还入了党，胸前别着党徽回家那天，全家人围在火炉旁，看她把党徽摸了一遍又一遍；大哥离开石田岗农场，重新回到中学当老师，当他重新站在黑板前写板书的时候，心在起伏手在抖，那些被耽搁的知识点，他恨不得一股脑全塞给学生，后来评上中学高级教师；二哥进了国营企业当技术人员，认真钻研船舶技术，成为淳安新安江开发总公司机关工作船的机务，高级技师，常年驾驶船行驶在碧波万顷的千岛湖湖面上，满身的机油味都带着劲儿。

我那时候全力以赴准备参加全县的首次招干考试，天天揣着借来的复习资料，在灯底下熬到后半夜，招干考试放榜那天，我盯着红榜上自己的名字排在第三，手心里的汗把榜纸都洇出了印子。就这么着，我进了县人民银行的计划专业岗位，没两年又被选送去浙江银行学校、省银行干部学校和金融管理学院学习，入了党，提了干，先后担任银行副行长、行长，后来一路走到省城担任处长，在职研究生毕业，又被选送到香港金融管理学院研修，被评为高级经济师，成了一名省城的金融高管。退休后，安居在人间天堂杭州西湖边。

后来我常常站在杭州的街头，看着车水马龙从眼前流过，耳边听着关牧村演唱的（电视剧《蹉跎岁月》主题曲一支难忘的歌），总忍不住想起1979年汾口公社的那阵春风。那阵风没有惊天动地的声响，却吹开了压在我们家十年的冰雪，把每一个人的日子，都吹向了从前想都不敢想的远方。那不是哪一个人的好运，是一个时代终于转过身，把迟到的光亮，认认真真地递到了每一个不肯放弃的人手里。

1979年冬季，落实了下放的政策，在离开居住十年的土墙屋前，父母合影留念。

如今再回汾口，翁坑大队的破旧屋大多换成了新楼房，山风却还是当年的味道。我总想起母亲当年咬着牙收拾行李的那个下午，她没说过一句“为了这个家”，却用十年的时光，把我们几个弱小子女的日子，在浙西的山坳里稳稳地撑了起来。这段没有写进大历史里的十年，是我们家最沉的记忆，也是我这辈子走得再远，都忘不掉的家乡。

离开翁坑大队前，母亲也在居住了十年的土墙屋前留个影，与历经十年磨难的岁月作别。

一个家庭下放穷乡僻壤农村的故事，是故事；千万个家庭下放到农村的故事，就是历史。“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市里吃闲饭”，一句口号导致全国千万个家庭下放农村，是人类和平史上绝无仅有的群体迁徙。当今这千万个家庭的亲历者中，还有许多人在，记忆还在，伤痕还在，精神还在。我把这段岁月生活写下来，不是为了诉苦，而是为了留存，这是带着亲历者体温和情感的记忆和证词，它能够聚拢起包括光荣与创伤、奉献与代价在内的复杂记忆，记录下来的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负重，聚焦的是在中国困难期、负重前行， 透过我们的青春，看到一代人在逆人性而行的绝境中扛住了，守住了。

那段下放农村的苦难岁月，有苦累煎熬，有迷茫牵挂，更有磨砺一生的坚韧、真诚与担当。昨日青春虽留在乡间泥土，但刻在骨子里的坚韧、纯粹与赤诚，伴我们走过岁岁年年。纵岁月染白双鬓，那段下放农村的时光，永远是心底一段滚烫、无悔的珍藏。

回首半生，风雨兼程。那段从1969年延伸至1979年的下放岁月，是刻在骨子里的记忆。忆往昔峥嵘，惜当下静好。写下来作为留存，目的是：对比往昔，方知今日之珍贵；历经磨难，更懂平淡之真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