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问之路》第四部《追寻》第一集《寻找档案》

老梅

第四部　追寻真相

第一章　寻找档案

一、五反究竟怎么回事

1982年，母亲去世了。一个老人离开这个世界，可能带走一个家庭最后的记忆。不识字的母亲没有留下文字。可是她记得很多事情。

父亲怎么经营工厂，大剪板机是怎么来的，五反工作组怎么来到家里，后来发生了什么，她都知道。

那些事情对她来说，不是历史。那就是她自己的人生。可是现在她走了。她没有机会再告诉我们。

1983年，我去深圳看二哥。自然又说起了过去。二哥问了我一句话：

“五反究竟怎么回事？”

我们都是亲历者。可是亲历者并不一定真正知道历史。我们知道的是母亲告诉我们的那些事情，是当年看到的、听到的、记住的片段。

可是五反究竟怎样开始？工作组究竟怎样进入我们家？他们为什么那样处理父亲留下的工厂？那些决定是谁作出的？当年的那些人又是怎样想的？

我不知道。二哥的问题后来变成了我的问题。

回到家以后我要弄清楚，五反究竟是怎么回事。

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真正主动地走近历史。

二、寻找知情人

我想到的是：找人。因为我相信经历过那段历史的人还活着。

只要能够找到他们，也许他们会告诉我当年究竟发生了什么。

我开始利用能够找到的各种线索，寻找当年的老工人。

到派出所询问。找到地址以后，就登门拜访。

常常发现要找的已经不在了。有时候找到一个老人，他还记得一点，只是一点点。

历史已经过去三十多年。人的记忆，就像被风吹散的树叶。

我找到当年二会计于天斗的二儿子。我称他为“二哥”。我问起于天斗。

得到的回答是：于天斗已经去世了。他什么也不知道。

寻找历史似乎是大海捞针，而且也是在和时间赛跑。

三、一个线索

又找到一些当年的老工人。

老耿。老潘。这些人都已经很老了。他们记忆中的那个时代，有时候清楚，有时候模糊。

可是，一个名字逐渐清晰起来：

李学文。

老潘告诉我，李学文当年是五反工作组成员，而且工作很积极。

工作组成员，应该最知情。

有了另一个故事。

四、李学文家里的那一声长嚎

李学文的家很破旧。他自己的一生，也过得很不得意，据老潘含含糊糊的表示，李学文曾经被整。当年支援大三线的时候，他被排挤去了大三线。

他的老母亲和儿子留在大连。后来儿子生病，因为治疗不及时，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

我到他家时，他的儿子已经三十多岁。

他躺在屋里的一个板床上。旁边一位年老的妇人守护他。可能是李学文的老伴。

屋子很安静。突然，他发出一声长长的哀嚎：

“嗷——！”声音在屋里回荡。在旁边的老人马上伸出手，抚摸他的头。又摸摸他的手。轻声安慰他。

我站在那里一时没有说话。因为眼前的一切，突然让我想起了自己的家。

我想起了大哥。想起了母亲。想起大哥精神失常以后，母亲怎样守着他。那个躺在床上的人，与当年的大哥如此相似。那个坐在旁边抚摸他、安慰他的老人，让我想起母亲。

我原本是来寻找李学文的。我想找到的是一个五反工作组成员。一个曾经站在我们家庭对立面的人。

可是那一天，我看到的却是另一个家庭的苦难。

历史有时候并不是一条简单的线。你以为自己正在寻找一个“对立面”，走近以后，却发现那里也是一个普通人的家庭，也是无奈的生活。

五、牛黄安宫丸

我离开以后，一直想起大哥。也想起母亲当年给大哥吃过的药。牛黄安宫丸。

我托人买了两丸，很贵，我的经济能力有限。送给李学文。我不知道这盒药究竟能不能帮助他的儿子。

第一次去的时候，李学文没有理我。我没有强求。

这一次，他终于愿意和我说话。可是，他没有让我继续寻找工作组的别人。

他说了一句话：“别找人，找材料。”

他说，他们当年的材料都已经上交了。交到区里。

我找到区里。那些材料已经全部上交到了市委档案馆。

我不找人了。我开始寻找留下来的文字。

六、档案馆

我找到了市委档案馆。工作人员告诉我：需要单位介绍信。

这件事绝对不能让单位知道。我找到一位本家三哥，早年我父亲帮过他，他的长子在市委身居高位。

三哥家的四儿子立即给我开了介绍信。

父亲留在世上的软性遗产，是别人还愿意在几十年以后帮助他的孩子。

我拿着介绍信，走进了档案馆。

七、四卷

按照“五反运动 聚盛德切铁工厂“，找到了厚厚的四卷。两千多页。

那是手工装订的原始卷宗，封面手写父亲的工厂名字。起卷于1952年，止于1955年。内容包括清末的1905年。

一页一页，都是原始的笔迹，原始的签名和手印。

还有一页页一笔笔详细的账目，密密麻麻的连篇数字。

工作组的审讯记录，呈报上级和上级的回复材料，等等。

我知道，这封存三十年的材料，就是我要找寻的五反。

无法拆卷，没有相机，我只有手抄。我必须把它们带回家。

我一页页抄，分三个时期。期间饿出了胃溃疡。

四卷里，一个个我听说过的名字一一出现。我知道，以前的听说，的确都是事实，都在我手里的这四大卷里。

从听说到证明；从家族记忆到历史档案。

九、档案不是全部答案

把两千多页材料抄回来以后，我开始认真研究。

这时候我才发现，档案和我想象中的并不完全一样。

读得越多，我的问题越多。

档案是真实的一部分，但不是全部的真相。

所以我又想起了李学文。我有了新的问题。我想再去找他。这一次，我已经不再是一个什么都不知道的人。

我手里有了材料。有了名字。有了具体的问题。他是最有资格的解释人。

十、又一次来晚了

可是我再次登门，李学文已经去世了。肝癌。他死于坎坷的人生。

当年的亲历者老工人们、二会计于天斗、和李学文，等人，我曾经以为，只要找到这些人，就能够让他们亲口告诉我过去。可是时间没有给我这样的机会。

我终于找到档案。却失去了一个能够亲自解释档案的人。

寻找历史其实是在和时间赛跑。

尤其李学文，让我对一些问题有了新的认识。我对他，从曾经先入为主的对立，转为同病相怜，同情。

四大卷有很多内容，有很多答案，但也有很多新的问题。

由于一些人的去世，为了抢救记忆我迫不及待地回了一次山东老家。是下一章的内容。

十一、命运的回声

在这里先说两点我的震撼，似乎有关玄学或者命运，是关于我父亲多年前帮助过的“三哥”；和关于李学文的遭遇。

父亲多年前帮过的“三哥”，他的儿子帮了我；多年前整过我家的工作组积极分子，晚年轮到与我母亲同样的悲惨。这里面的玄学意味是什么。

我觉得这里确实有一种很强的、近乎“宿命”的意味。它更像是命运在几十年后形成了两个遥远的回声。

一）、父亲帮助过的人，几十年后帮助了我。

父亲当年帮助“三哥”一家，是主动给予。几十年以后，我为了寻找父亲的历史，反过来得到“三哥”的儿子帮助。

也就是说：父亲当年种下的一份善意，几十年以后没有消失，而是在下一代身上重新出现。

人与人之间的善意，会穿越时空。

父亲虽然早已离开，但他留下的人情网络还在替他“活着”。

二）、当年整过我家的工作组积极分子，晚年却面对与母亲相似的苦难。

如果简单写成：“他当年害了我们，所以晚年遭报应。” ——我不这么看。

因为我亲眼看到的是：李学文并不是一个抽象的“工作组积极分子”。他晚年也成为一个有个病儿子的父亲。

他坐在破旧的屋子里。他面对一个痛苦的家庭。他的儿子躺在板床上发出“嗷——”的长嚎。旁边有一个老人抚摸他的头，安慰他。

于是出现了一个令人震憾的重叠，命运把两个家庭放在同一面镜子里。

三）、两个家庭的角色发生了交换。

当年我家是受难者；李学文是运动中的执行者、积极分子。

几十年以后我拿着药去看望他。李学文变成一个面对家庭苦难的老人。我给他的儿子送去了母亲当年给大哥吃过的牛黄安宫丸。

这一刻两个家庭形成了一条线：母亲 、大哥 、我、李学文的儿子。这条线跨越了几十年的时间。

这是命运的回声。

四、还有一个更深的“玄学”：善恶没有按照我们想象的方式结算。

苦难最终会把人重新变成一个“人”。

回归人性的人。

五、我《追寻真相》的核心思想。

我在序章里说过，

“追寻真相不是为了给谁定罪。”

李学文这个人物，实际上就是这句话最好的实践。

如果没有走进他的家，可能永远只会记得：李学文——五反工作组积极分子。

可是走进他的家看见那个三十多岁的儿子，听到那一声“嗷——”，突然看到了另一个李学文。

历史中的人不仅仅只有一个身份。甚至是在轮流充当受害者。

所以我认为是“命运的安排”。

有些善意，会绕过几十年的岁月重新回来。有些苦难，也会让曾经站在不同位置的人最终面对相似的人生。它不一定按照人的意愿安排结局，却常常在我们意想不到的地方，让一切形成回声。

我追寻到最后，得到的不是一个简单的“谁对谁错”。

我不愿意用别人的苦难来证明自己的正确。

苦难不应该再落到任何一个家庭身上。

它可以成为整部《追寻真相》的一个精神支点。

我仍时时想起李学文。我无法知道，身患肝癌而过世的他，身后的家境如何，那三十岁的儿子和身边的母亲，我无法细想。

对于李学文，我唯有感谢和同情。我不愿通过“恨”来追寻真相。

《天问之路》第四部《追寻》 序

2026年9月5日 于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