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乡五载 :苦守乡野盼归程（一）

老知青

下乡30周年纪念日 中兴近20个知青相约 于2001年2月 首次回到当年生活的地方

　　引 子

如今我已是年逾七旬的老人，回首漫漫人生路，那整整五载的知青下乡岁月，依旧盘桓心底，挥之不去。

那些浸透汗水、夹杂委屈与期盼的旧日片段，时常在脑海当中浮现。我读书不多，受文化水平所限，原本并不敢动笔书写往事。承蒙整理相助，我愿将当年在乡下劳作生活的点滴，还有后来拼尽全力争取机会、调离农村的亲身过往如实记录下来，留住这一段刻骨铭心的青春记忆。

今年，恰好是我离开农村返城的五十周年。回望当年，大批知青困守乡土，招工名额寥寥无几，一个名额背后，藏着无数人的渴望与博弈，竞争残酷又现实。

于我而言，这不仅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时间节点，更是对自己那段饱经磨砺的青春，一份郑重的回望。

　　55年前乘坐的 解放牌卡车去接受再教育

这是我出生成长的地方 东兴老街

　　初赴乡野 落户中兴公社

1971年响应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号召，街道居委会的工作人员多次上门，不厌其烦，反复做我和家人的思想动员工作，几经斟酌，我最终报名下乡。

当年十八岁已过，只读过五六年书。受当时客观条件限制，城市没有就业出路，我只能告别故土，踏上奔赴农村的道路。

1971年2月25日，我收拾好父母为我准备的被褥、蚊帐，提着木箱，由大哥护送出发。母亲也一同前来，送我到内江市梅家山体育场，这里是知青集中出发的地点。

广场上人山人海，一批又一批即将远赴他乡的知青汇聚于此。广场大喇叭循环播放着激昂的乐曲，到处人头攒动。无数父母、亲人、朋友赶来送行，离别的情绪弥漫在空气里，很多人潸然落泪，耳边处处是哽咽与哭泣声，骨肉别离，万般不舍。

这是内江当年组织的首批下乡青年，有街道居民子女、工厂职工子弟，商业八大公司子女，也有学校的学生。五六十辆敞篷货车整齐列队，整装待发。

我们机床厂的子弟一共五十多人，分坐两辆卡车。长长的车队向着当时隶属内江地区的乐至县行进。路途遥远，车队走走停停。那时候公路沿线没有公共厕所，途中要方便，大家只能跳下车，到路边山野找隐蔽之处解决。男同志尚且简单，背过人群就草草了事。

车辆继续行驶途中，车厢里忽然传来一阵喧闹尖叫，有人的军帽被大风刮飞，急忙呼喊司机停车。一路辗转折腾，直到下午四五点钟，我们才抵达乐至县石湍区中兴公社。

公社负责知青工作的干部接待了我们，所有人的行李统一安置在公社完小的教室里。地上铺满谷草，再铺上我们自带的草席，就地打地铺过夜。

当晚公社以主人身份，准备了回锅肉和时令蔬菜招待这批新来的知青。

学校供电条件简陋，屋内光线昏暗，我们靠着手电筒照明，在这间教室，度过了下乡之后的第一个夜晚。

第二天，公社干部当众宣读知青分配名单，把大家划分到各个大队，再分派到下属小队，由各生产队派人前来接人。

两位老乡挑着箩筐，把我和另一位比我小几个月的知青，分配到中兴公社四大队一小队。听闻小队距离公社场镇有七八里崎岖山路，我的心里瞬间涌上一阵失落。往后赶场买东西、参加公社的各类活动，来回都要长途跋涉，诸多不便，想到这些，心情格外沉重。

我们跟着挑担子的老乡赶路，一路翻山行走，等到达生产队驻地，已经是傍晚五六点，天色渐渐暗了下来。

就在这天晚上，我认识了将朝夕相伴的知青伙伴吴木元，大家都叫他老幺。我们一同打量今后的安身之所：一处遗留下来的老式吴家祠堂四合院。

祠堂一部分用作村小学校舍，开设两个教学班，教师和教室占用了三间房屋；院内还设有一处代销点，大队赤脚医生的医务室也占了一间屋子。留给我们两名知青的，仅仅只有一间住房。屋内摆放两张床铺、两张小方桌，屋子外面用石块垒起一座大锅灶。

生产队送来少量柴火，当天夜里，大哥就和老幺在灶台边煮起红苕汤，锅里没有一粒粮食，我们只能靠着生产队临时提供的红苕充饥。

趁这时，我坐在屋内的方桌前，提笔给家里的父母写一封信。笔尖刚刚落在纸上，眼泪就止不住大颗大颗往下掉。

一桩往事浮上脑海：1970年初，省委直属五所招待所到内江招工，招录我们这批没能升学的超龄青年，东兴街片区原定招收八十人，最后只录取四十二人。那一回，我顺利通过面试和体检，招工单位已经确定录用我，眼看就要得到一份正式工作。可没过多久，结果通知下来，我意外落选。

那时候我百思不得其解，直到许多年以后才弄清缘由：这批省属机关岗位带有保密要求，政审严格，标准十分严苛，因为家里一位叔爷被划为五类分子，受亲属牵连，我的政审没能过关，到手的机会就此化为泡影。从那以后，再也没有合适的招工名额落到我的头上。

也正因如此，在街道反复动员之下，我最终走上了上山下乡的道路。回想这一段坎坷际遇，心底满是难言的苦楚。

下乡时乘坐的解放牌卡车 现在无处寻觅

当年下乡时接待 安置 确定我们前途命运的公社办公室 也是我们离开难忘农村 回城必须办理户籍 所在地 现己破败不堪

　　初尝乡野苦乐 知青岁月艰辛

第二天大哥怀着万般不舍辞别了我。他要步行三十多里山路，赶到资阳丹山汽车站，再搭车返回内江。

大哥回去之后，我和吴木元，也就是老幺，正式开启了在农村下地劳作的日子。我们生产队长是转业军人，见惯世事，对待知青不冷也不热，不会给予特殊照顾。

下队的第二天，就安排我们跟着队里的妇女，干起简单的农活。一日农活结束，回到住处，屋内冷冷清清。米和柴火都十分紧缺。按照政策，下乡的前半年，我们每个月享用国家供给三十斤口粮，八成细粮搭配两成粗粮。只是往返公社粮站路途遥远，购买粮食多有不便，主食大多只能吃红苕。没去公社粮站购粮前，向社员借点大米，掺进红苕里熬一锅稀粥。亲身经历才懂得，下乡并不是来享清福，过日子必须处处精打细算。就这样，我们一点一点学着适应农村的劳作与生活。

住下几日，我们慢慢了解，整个大队一共分配下来九名知青，两男七女，其中七名都是高小毕业。到3月15日，又下来兄弟二人，分到二队。哥哥黄克勇是67级高中生，弟弟黄克虹是67级初中生，兄弟二人文化功底扎实。下半年，又有两名初中生江剑和、林正宇分配到七队。

看着他们，我心里暗自感慨，像我们这种文化程度不高的人，实在难以与之相比。有时候我也暗自反问自己，我们这样的学历，又怎么称得上“知识青年”…

每天在地里干着繁重的农活，收工没有一个准确时间，只是见大队小学放学了，队长才慢不经心喊收工，这时肚皮前胸貼后背，到家里，还要自己挑水、生火做饭。那时的饭菜，和现在的生活水准天差地别。日常吃食八九成都是红苕，两个人一顿饭，最多只有小小的一把米，主食几乎全靠红苕填肚。很难吃到纯白米饭，新鲜蔬菜就别说了，大多依靠各家农户轮流送来的老咸菜下饭。咸菜存放日久，散发着一股浓重的异味。

日子就这样日复一日地熬着。晚饭过后，没有钟表计时，约莫七八点钟，我还要去办生产队的夜校，教不识字的农民读书识字。

那个年代，我们下乡青年被视作知识分子，要承担扫盲教学的任务。开办夜校最初的几个晚上，晚饭就是红苕配酸菜，吃完之后胃里反酸，口水直往外涌，身体很是难受。即便如此，依旧要坚持给乡亲们教课，其中的辛苦可想而知。

其实生产队也有上过初中的回乡青年，却很少安排他们来做扫盲工作。这是当时的政策导向，要重用下乡知青，让知青在农村发挥作用，不论文化基础深浅，只要身份是知青，就要承担这份任务。

当地农民素来有早起劳作的习惯，天刚蒙蒙亮，就下地干上一个多小时农活，才回家吃早饭。我身为知青，同时兼任小队宣传员。队上安排我爬到山坡上，手握铁皮话筒，向着山下的村落宣读政策文件，播报《四川农民报》上的内容。至于山下干活的农民能不能听清、听进去读了些什么，效果如何？那就不在我们考量之内了。

那句广为流传的政治口号“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想来也是当时上级布置下来的工作要求。在山顶宣讲一整个早晨，可以记上1分工分。

后来随着政治形势发展，大队号召下乡知青与回乡知青联合组建宣传队。大家热情高涨，编排不少忆苦思甜主题的文艺节目，每晚抓紧空余时间排练。十多天之后，就在我们居住的吴家祠堂大队部，为全村社员登台演出。难得的文娱活动，给枯燥艰苦的知青生活，增添了一丝乐趣。

农村农活繁多，栽秧算得上最熬人的一桩苦差事。下到水田插秧，秧苗上面常常沾着人畜粪便，还有没有完全腐熟的农家肥。心里纵然膈应难受，也只能硬着头皮埋头干活。一整天弯腰劳作，待到收工，腰酸腿痛得几乎直不起来，浑身疲惫。

下乡初期，我还算勤快，做饭大多由我主动承担，灶台掌勺归我，老幺性格内向寡言，就在一旁默默烧火。有一回，我们在田里捉到几条鱼，老乡也送来了一些，我满心期待能做出一顿好菜。可炒菜的时候手忙脚乱，锅铲碰倒了灶边的煤油灯，灯油尽数洒进鱼锅里。食材来之不易，我们舍不得丢弃，只得硬着头皮吃下，满口都是挥之不去的煤油气味。几番折腾，老幺也看出来我并不是做饭的好手，便主动接过煮饭炒菜的活儿。

往后几年，就形成了固定分工，我负责添柴烧火，由他掌勺。可纵使厨艺再好，下锅的食材依旧少得可怜。

好在公社对知青有所体恤，每人定量月发一斤肉票。物资匮乏的年代，特供知青，可见公社领导还是煞费一番苦心。 拿到肉票买回一斤肉，我和老幺一顿就吃完，烹饪也都是老幺动手。

转眼将近腊月，快要到年终岁末，所有人心心念念盼着回城里过年。我二哥在机床厂上班，按照当时政策，企业允许对接本单位职工子弟中的下乡知青，我就归属到机床厂这批知青群体。

工厂运输条件相对宽裕，每到春节，就会派卡车接本厂下乡子弟回城过年，这是我们一整年当中最期盼的时刻。临近年终，工厂与公社电话对接完毕，通知我们做好回家准备，第二天一早乘坐厂里货运卡车返程。大家背上背篼，里面装着一年劳动分得的粮食，还有在乡下集市购置、比城里价格低廉的菜籽油。我们身处川中丘陵，小麦产量低，分到的豌豆却不少。纯粹的小麦面粉十分稀缺，只能把豌豆和小麦混合磨粉，加工成杂粮面条，背回内江孝敬父母。

这种杂面口感粗糙，完全比不上现在的白面。就算偶尔吃一顿面食，也要掺上三分之一的黄瓜、四季豆这类蔬菜，米和面的供给实在拮据。亲身经历，才真切体会到当时农村生活的万般艰苦。

大队里一众知青彼此相处融洽。我们小队地处大队中心，住地旁边就设有代销点。不少知青干完农活，前来买油（煤油）盐，电池等他其他日用品，来不及回自己住处开火做饭，便常常跑到我们这里搭伙蹭饭。

几年下来，各小队的知青全都来我们这里蹭过伙食。我们也会去到别的知青住处串门吃饭。有一件趣事我至今记忆犹新。一天夜里，克勇、克虹两兄弟邀约我和老幺去他们住处吃饭，桌上烧了一大盆豌豆尖汤。豌豆尖是从集体的山地采摘而来。吃饭的时候，不知是谁，筷子从汤盆里面夹出来一块洗碗布，惹得满堂哄笑。困苦的岁月之中，这样一桩啼笑皆非的小事，就成了难得的欢乐调剂。

公社对于知青的管理很正规，每月固定召开一次知青大会，参会可以记10分工分，也是我们难得的休息日子。几十名知青齐聚一堂，互相倾诉见闻，场面十分热闹。我们公社的知青来源各有不同，除机床厂职工子女，还有内江养路总段的子弟，全部加起来一共有六十多人。

乐至具的特色 山石能开出大块石板 村民用石板和条石 修建住房 保暖及差 凉爽有余 野外的广播电杆 也是用3一4米条石代用

　　风云小道消息与沼气技术员的惊险插曲

1971年发生九一三事件，到12月的时候，这件事还属于需要严格管控的消息。不知道消息从哪里流传开来，知青之间私下悄悄传递，说林彪驾机叛逃出境，飞机坠毁在蒙古温都尔汗。小道消息在知青圈子悄悄传开，大家听闻之后无不感到万分震惊。

后来公社方面也得知知青私下议论此事，分管知青的干部专门找我们谈话，明令禁止私下传播这类尚未正式传达的消息。这件事，也在我们一众知青心底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记。

下乡日子一天天过去，我始终谨记父母的叮嘱，在农村踏实劳动，积极表现，希望赢得社员和干部的认可，心里默默期盼能得到回城的机会。

久而久之，我慢慢熟悉了大队、公社大大小小的干部，也和许多当地农户建立起信任。那时候整个乐至土地贫瘠缺水缺柴，公社计划推广沼气，需要挑选一名知青担任沼气推广技术员，我有幸获得大队推荐，前往区里参加为期三天的技术培训。我也是全区参训人员里，唯一一名下乡知青，其余都是各个公社选拔出来的农民技术人员。

培训结束回到公社。我便和六大队懂手艺的冷姓石匠师傅结伴奔走，到各个生产队、邻近大队踏勘选址，协助有意愿的小队修建沼气池，那段时间跑遍了周边不少村落。

为了在本大队做出示范沼气池，让老百姓看得见实效，方便后续推广，我和老幺商量，就在我们新建的知青住房旁边开挖一口沼气池。

说干就干，我们动手开挖，忙活两天多，坑才挖下一米多深，距离要求的四米深度还差很远。一心想着赶工期，我们就打了炮眼，装上雷管炸药准备爆破。谁料起爆之后，池底的石头并没有炸开，反倒有一块拳头大小的石块飞出去，落到下方村小的屋顶上。我和老幺吓得立刻冲到教室门前，万幸那天是礼拜天，学校没有上课，没有学生受伤。抬头望去，瓦房被砸出一个碗口大的破洞，课桌上散落着不少碎瓦片。仅仅损坏了屋面，没有酿成伤人大祸。回想当时那一瞬间，脑子里一片空白，时至今日想起来，依旧心有余悸。

为沼气池的推广我到六大队，也就是本公社养路段知青张菊芳所在的生产队，帮农户勘察沼气池修建位置。天色渐渐黑下来，张菊芳便留我在她家吃晚饭，恰巧一大队知青张义宣也在那里。

晚饭过后，我们三个人围坐闲谈，聊各自下乡的经历见闻，不知不觉一直闲吹到后半夜，个个困乏不堪。屋里就我们三个知青，一男两女。

我牢记父母下乡前的嘱咐，下乡期间不要过早谈情说爱，心中便摒除所有杂念。那一晚，我们没有休息，就坐在屋里聊天吹牛，一直坐到天亮。实在熬不住，才就地眯一会儿打个盹。如今回想，当年知青之间那份相处，纯粹坦荡，干净简单。

该照片拍摄于成都 2016年末 照片从左数五 六就是在一齐交流叙旧的二位女知青 五十多年了 估计她俩都忘记了吧

拍攝干2021年下乡50周年 重走知青路

百年黄果樹 见证了我们的青春岁月

当年若能开上拖拉机该是多么幸福啊

　　农忙苦夏 坎坷岁月在农村

一年四季之中，春耕栽秧、秋收打谷，最为熬人，春秋两季的农活负担也最为沉重。每逢农忙时节，知青一律不允许随意离开生产队。倘若私自外出，不光要受到社员、大小队干部的批评，更会影响今后回城的机会。凭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前一两年，我咬牙坚持熬过一个又一个农忙季，繁重的农活，着实让人身心俱疲。

打谷时节正值三伏酷暑，烈日当头。下乡头两年，我跟着全队社员下地抢收稻谷，常常累得浑身酸软，燥热难当。赶上逢场天，我便买上一点蜂糖，再向老乡购买些鸡蛋。劳作间隙匆匆赶回住处，用滚烫的开水冲一碗蜂糖蛋花喝下，一身疲惫才能稍稍消解。这便是艰苦农村生活里，属于我们知青难得的一点慰藉。

每到红苕丰收季，按照政策，知青分得的口粮标准要高于本地社员，能够拿到相当于普通社员一个半的份额，我每年可以分到一千多斤红苕。

我们知青不养猪喂家禽，红苕吃不完，便全部放进地窖。等到次年正月底二月初，我们过完春节从城里返回乡下，正值农村青黄不接的缺粮阶段。我就请队上两名年轻社员帮忙，每人挑七八十到一百斤红苕，运到公社场镇上去售卖，一挑红苕可以卖八至十元。作为酬劳，我付给帮忙的老乡半斤粮票外加五角现金，大家都十分乐意。

那时候农村工分的收益十分微薄。普通社员一年拼死劳作，大多只能挣二千七八百工分，极少有人能够突破三千五百分。不少农户分完口粮之后，账面上还会出现超支欠款。

而知青虽然按政策足额分到口粮，却很少有人愿意拿出家里资助的钱来结清欠款。日积月累，有的知青欠费高达几百元。直到调离农村，这笔欠款也不会被追缴，只是留在生产队的账本上。生产队巴不得知青能够尽快离开农村。这样的现实，也在知青与本地社员之间埋下一丝不易言说的隔阂矛盾。

我离开农村的时候，同样分文未补缴欠款，也没有人来找我讨要。日复一日早出晚归，挑粪、挖土、收割庄稼，繁重的农活压在身上，回城的出路却遥遥无期。

大家都格外盼望五天一场的逢场日。一到赶场天，场镇上随处可见各地的知青。大伙聚在一起聊聊近况，花家里寄来的钱，或是卖红苕攒下的收入，趁机改善一顿伙食。三角钱一份的炒猪肝，配上半斤粮票换来的一碗白米饭，那份滋味，我一辈子都难以忘怀。

相较不少知青，我的条件还算宽裕。父母会不定期给我寄生活费，少则十几元，多的时候可达二十元，下乡那几年，手上基本不会拮据。

多数知青的父母都是单位职工，工资固定，家里经济本就紧张。我的父亲做点小生意，夫妻俩省吃俭用，尽量接济身在农村的我们。时常托顺路的货车司机，或是回乡下的知青，捎来城镇定量肉票兑换熬好的猪油、家里自制的豆腐乳等吃食，帮我改善伙食。

记得三大队的知青龚七弟，每次到我们队串门，总惦记我家带来的豆腐乳。吃之后十分羡慕，感叹要是自家里有人也能经常捎来这些东西该多好。

有一回，内江市运输公司的吴成章师傅，他的家属就在我们生产队，我父亲托他捎来一瓶猪油。可惜车子到中兴场卸货的时候，瓶子被打碎。吴师傅满心愧疚，我也心疼不已。

家里前后有两个下乡知青，经济负担越来越重。父母终日牵肠挂肚，日日盼着我们能够早日回城，这也是千千万万知青家庭共同的心愿。

下乡第二年，我填写入团申请表的时候，发现档案信息出现差错，家庭成分被误登记为地主。看到这个结果，我立刻写信告知父亲，坚决不肯认可这份错误记录。

为了更正档案，不耽误我的前途，已经五十多岁的父亲，冒着滂沱大雨，奔赴距离内江七八十里的老家双河场，行走在乡间泥泞的田坎路上，前去办理更正手续。父亲为我的前途四处操劳的这份情义，我永生铭记。

我同老幺及大队知青郑天秀

于1980年内江 同唐一连在西林寺同框照，左一是老幺侄儿

　　知青住地作为大队据点 亲友前来探望

我和吴木元所在的生产队，地处大队中心地带。大队没有固定的办公场地，平日里开会、处理公务，常常就把我们知青点当成临时办公据点。

县里、区上、公社每年会派出一到两批工作组驻队，每一次驻扎时间大约两三个月。

前后几年驻点的干部当中，有乐至县川剧团的李德全，县体委的唐主任，还有林业局的隆科长等人。大家朝夕相处，彼此相处得十分融洽。他们是上级下派的干部，大队书记、大队长都对他们格外客气，我们知青自然更是谨言慎行。工作组以及公社下派的干部，大多愿意住在我们知青处，一张床铺搭配一位干部，常期相处之下，慢慢结下情谊。

后续轮换过来新的工作组成员，也依旧延续这样的相处模式。（他们返回单位，也邀请知青去做客，我曾经和老幺去玩过一两次）

干部们下到各个生产队走访调研、办完公事返程的时候，在冬季，沿途常常会采摘青冈树下生长的青木菌。到了晚上，大家就用采摘来的青木菌煮面条，鲜香可口，滋味难得。在常年大多只能喝红苕汤、物资匮乏的岁月，能够吃上一碗青木菌面条，那份满足感，时至今日依旧记忆犹新。

公社常驻我们大队的干部叫唐一连，他是公社党委委员、团委书记，退伍转业之后到地方工作，长期驻扎在大队开展工作，平常就住在我们知青点，和我们同住一间屋。工作不繁忙、没有公务要处理的时候，他就和我们知青待在一起同吃同住。唐一连为人随和厚道，对待知青友善体恤，那几年大队的知青，都得到过他不少关照。就连他在公社的宿舍钥匙，都放心交给我和老幺保管。每逢赶场天我们去公社，就可以到他的宿舍存放东西、歇脚休息。他处理大队各项事务公道稳妥，不管普通社员还是大队干部，对他的评价都还是不错的。

下乡最初一两年，身在陌生异乡，我分外思念家乡同学。那时候，我只能靠书信，和关系要好的同班同学陈玉林互通音讯。他分配在石佛区，距离我生产队路途遥远，我们一直盼望可以互相串门走动，这份心愿直到我离开农村，也没能实现。

前后两次去探望儿时的好友钟家友，他下乡在城关孔雀公社，离我们生产队三十多华里。乐至县城有班车可以抵达那一带，下车之后，要再走四五里山路。

有一回，我在他的生产队逗留一天，心里却始终记挂一件大事：父亲写信说近期要来乡下看我。我心里焦急万分，害怕父亲过来找不到人，便匆匆辞别好友，徒步四五个小时赶回自己的生产队。

到队上才得知，父亲前一天就已经抵达。万幸老幺替我接待了父亲。父亲并没有责怪我外出串门，他也理解，艰苦的农村生活，知青之间来往走动，也是人之常情。父亲在我们这里住了将近两天，帮我收拾屋子，打理自留地。离开的时候，依旧步行三十多里山路，走到资阳丹山，搭车返回内江。

虽然同属内江地区，两地相隔一百多公里，当年交通十分闭塞。父亲和四弟能够来生产队探望我，多亏一位远房亲戚相助。这位亲戚在乐至县汽车运输公司60队开货车，那几年经常跑内江运送电线杆到乐至。借着这个便利，父亲看我时也搭他的货车下来。

当时四弟还没有下乡，也跟着搭车过来。从乐至县城到生产队还有四十多里土公路，他一路边走边打听，找到我们住处。整个夏天，四弟都待在队上。他生性活泼，和老幺格外投缘，两个人的交流甚至比我跟他还要多。

抓黄鳝、逮青蛙，拿弹弓打麻雀，很快就适应农村的生活。大哥当年送我下乡，后来我招工离开的时候，他又来过一次。

二哥随工厂慰问团，也到公社看望过我。母亲坐车容易晕车，没法前来。妹和幺弟年纪尚小，还在读书，也不能远行。

下乡这几年，家里亲人时时刻刻的牵挂，给予我方方面面的关怀，几十年来都无法抹去。

我们知青住地旁 左二黄克虹 左三同学钟家友 右一老幺 （这是二赖子替我们拍照的）

离别家门 父子情深

每次从乡下回到内江家中，父母亲总是满心欢喜地迎接我。家里会特意改善伙食，吃上平日里难得的饭菜，常年在农村风吹日晒、吃苦受累的身子，总算能得到一番调养。那热腾腾的饭菜，不仅填饱肚子，更抚平了下乡岁月里积攒下来的疲惫与委屈。

可相聚总是短暂，转眼又要辞别家人，重返乐至的生产队。那时候交通十分不便，车次稀少，内江到乐至每天一班，想要顺利赶上车，清晨六点过就得动身。

父亲替我背上沉甸甸的背兜，里面装满家里置办的生活用品及农村最缺的酱油，父亲总会用这短暂时间反复的叮嘱，老生常谈的语气，要努力坚持下去，千万别做影响前途的傻事，争取获得公社干部及社员的认可，找机会早日回城。

走到沱江边，再往前便是过江的浮桥。父亲送我到码头，便不能再跟着过去了。将背兜递给我，我迈步走上桥。走出去没多远，我下意识回头一望，只见伫立在码头石梯坎的父亲，正悄悄用手抹拭着眼角的泪水。

那一幕深深烙印在我的心底，一辈子都难以忘怀。没有过多言语，这无声的泪水，便是厚重深沉的父子真情。千般牵挂，万般不舍，全都藏在这默默落泪的瞬间！

未完待续……

这照片上卡通帖位置 就是当年与父亲分手站立的地方

　　家乡东兴老街 沱江边百年皂角树

老皂角树见证半世流年（儿时玩耍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