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幽兰赋碑》里的“长枪大戟”

郑州张世科

　　黄庭坚(1045－1105)，字鲁直，自号山谷道人，晚号涪翁，又称豫章黄先生，洪州分宁（今江西修水）人。北宋诗人、词人、书法家，为盛极一时的江西诗派开山三宗之一。黄庭坚书法初以宋代周越为师，后来受到颜真卿、怀素、杨凝式等人的影响，又受到焦山《瘗鹤铭》书体的启发，行草书形成自己的风格，具有特殊的魅力，成为北宋书坛杰出的代表，与苏轼成为一代书风的开拓者。后人所谓宋代书法尚意，就是针对他们在运笔、结构等方面更变古法，追求书法的意境、情趣而言的。北宋崇宁元年，黄庭坚奉刚刚登基不久的宋徽宗之命于汴京书写了《幽兰赋》。此时的黄庭坚历经贬谪复出，心境通透苍劲，将幽兰“生于僻壤、不卑不亢”的君子品格，与自身倔强旷达的风骨融为一体，笔墨间满是自身的精神投射。

　　依据现有资料可知，《幽兰赋碑》的诞生是比较晚的。大约清同治年间，有位黄庭坚的同乡兼“粉丝”欧阳霖，来到黄庭坚曾经任职过的河南叶县任知县。他在卧羊山看到了黄庭坚的摩崖题字，遂在卧羊山建祠一所，同时，辗转索来黄庭坚的传世珍品《幽兰赋》，刻石立之。黄庭坚《幽兰赋碑》在书法史上具有特殊地位。研究者认为，它虽非黄庭坚原迹，而是后代翻刻，但作为黄庭坚大字行书的重要石刻遗存，仍是我们认识其晚年书法面貌、研究宋代“尚意”书风的重要资料之一。

　　《幽兰赋碑》最突出的价值，在于它集中呈现了黄庭坚成熟期行书的形式语言。其书法特点极为鲜明：中宫紧收，四面开张：黄庭坚结字往往将笔画向中心聚拢，同时将撇、捺、横、竖等主笔极力向外拓展，形成一种由内向外辐射的张力结构。这种“辐射体”在《幽兰赋》中表现得非常充分，字势雄强而不松散。长枪大戟，笔势纵横：碑中长横、大撇、大捺尤为夸张，笔画舒展如长桨荡波，有“长年荡桨，群丁拨棹”之意。这种笔法源于黄庭坚对“韵”的追求，更强化了书写的节奏感和空间感。欹侧跌宕，奇崛生姿：单字常呈左低右高、俯仰向背之态，行气却相互呼应，整体章法错落有致。与《松风阁诗》《经伏波神祠诗》等墨迹相比，《幽兰赋》碑经刻工转拓，线条更显方硬峻利，骨力外露，但墨色变化与飞白等细节则难以保留。

　　黄庭坚书写唐代韩伯庸《幽兰赋》，并非随意抄录。兰花在中国文化中象征幽独、高洁、不媚世俗的君子品格。黄庭坚一生屡遭贬谪，却始终保持士大夫的操守与旷达，这与“幽兰”意象高度契合。《幽兰赋》开篇“阳和布气兮，动植齐光；惟彼幽兰兮，偏含国香”，既是对兰的礼赞，也可视为黄庭坚的精神自况。因此，此碑不仅是书法作品，更是书家心境与文学内容相互生发的典型例子。其书风清健而不柔媚，雄放而不粗野，恰与“幽兰”气质暗合——有骨力，有远韵。

　　《幽兰赋》原迹已佚，现存河南叶县县衙博物馆的十二通碑石为清代翻刻。这一点决定了评价时必须持有审慎态度：清代翻刻刻工当据当时尚存的墨迹或早期拓本上石，较好地保留了黄庭坚大字行书的基本结构、笔势和章法。在没有原迹的情况下，它成为研究黄体大字的重要参照。然而翻刻难免掺入刻工的理解与刀法习惯，且经捶拓、风化，锋颖、牵丝、墨韵等细节损失严重。碑刻呈现的方折和“金石气”，未必全是黄庭坚毛笔书写的原貌。因此，不能将其完全等同于黄庭坚墨迹，评价时应“透过刀锋看笔锋”。

　　在黄庭坚存世的大字行书作品中，《幽兰赋》碑与《松风阁诗卷》《诸上座帖》《寒山子庞居士诗》等共同构成了他晚年书风的面貌。虽然碑刻版本的艺术感染力不及墨迹，但它的存在证明黄庭坚大字行书在当时及后世被广泛认可和传刻，影响深远。对于学习黄庭坚书法者而言，《幽兰赋》碑是很好的结构范本——其开张的体势、内紧外松的结字规律、主笔的夸张处理，都可以从碑中清晰观察。但若想体会黄庭坚用笔的提按、使转和墨法，则必须结合其墨迹（如《松风阁诗》）来印证，避免因碑刻的刀痕而误入板滞。

　　由此可见，黄庭坚《幽兰赋碑》是黄庭坚晚年大字行书风格的忠实镜像之一，虽经清代翻刻而失原迹神采，但仍具有很高的艺术认识价值和书法教学价值。它让我们看到，在宋代尚意书风的大背景下，黄庭坚如何将个人心性、诗文内容与高度个性化的形式语言熔铸为一体。评价此碑，宜取“碑帖互证”的立场：既肯定其在保存黄体书法面貌上的贡献，也清醒认识到碑刻与墨迹之间的差异。若以一句话概括：它是一件“下真迹一等”的重要刻石，是理解黄庭坚书法精神的一条重要旁径，而非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