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东北的文化圣殿“辽博”

朋派

辽宁省博物馆（以下简称“辽博”）与沈阳仙桃机场仅三站地铁距离，飞机落地后我们直奔“辽博”。走进这座东北大地的文化圣殿，所见从红山玉龙到清代珐琅彩，每件文物都是历史长河中的高光片段。

因为不用预约，以为游人不会多。实地一看，人来人往，而且年轻人居多，周六叠加暑假，足见“辽博”的热度。

“辽博”的前身是1949年7月7日以东北博物馆之名正式开馆，1959年更名为辽宁省博物馆。作为东北顶级的综合性博物馆，截至2022年，藏品总数达‌117948件(套)‌，其中珍贵文物‌63706件(套)‌。2014年新馆工程曾斩获中国建设工程质量最高荣誉鲁班奖。

‌“辽博”是新中国建立的第一座博物馆，也是首批国家一级博物馆、中央与地方共建国家级博物馆，2025年在全国一级博物馆运行评估中获评优秀，是东北地区唯一获此等次的博物馆。

走进中国古代铜镜展，令人眼界大开。“辽博”古代铜镜展体系完整，覆盖了从汉唐到明清不同时期的铜镜精品。在铜镜展的第六单元「粗犷豪放的金镜」板块中，看到的金代双龙纹镜和金代双鱼纹镜、蟠龙纹镜等同时期特色铜镜一同展出，集中展现金代铜镜粗犷厚重的工艺风格与民族文化特征。

双龙纹镜【金】（辽博馆藏）这面金代双龙纹镜的铸造工艺有高有低，精美的镜品线条丰富、刻划细微，龙纹刚健有力、传神生动；粗糙的镜品则纹饰模糊、缺乏神韵。这类铜镜的双龙戏珠纹饰，有着美好吉祥的寓意。

双鱼纹镜【金】‌（辽博馆藏）这面铜镜以浮雕技法打造核心纹饰，镜背的两条鲤鱼同向回泳、逐浪嬉戏，鱼身刻画得张口鼓腮、鳞片清晰、尾鳍翻折，形态十分逼真，生动还原了鲤鱼在水中漫游觅食的活泼姿态。这是金代最具代表性、流行度最高的特色铜镜品类。

这类双鱼纹镜的诞生和金代女真人的渔猎生产生活传统直接相关，同时也融合了中原文化里“鱼象征富贵有余、子孙蕃昌”的吉祥寓意，是金代在吸收汉地铸镜技术后，结合自身文化特色创造出的经典器物。

五代登科铭文镜【明】（辽博馆藏）这是一面圆形青铜镜，镜背以镜钮为中心，在四个凸起的方框内分别铸有“五、子、登、科”四个楷书铭文，铭文间隙与镜背外围区域，装饰有祥云、瑞兽、人物类的吉祥纹饰，整体包浆浑厚，寄托了古人对子弟科举及第、家族兴旺的美好祈愿。这面吉祥寓意类铜镜，是明代铜镜中兼具实用功能与民俗文化内涵的典型器物。

‌‌千手千眼观音纹铜镜（辽博馆藏）这面铜镜采用浮雕技法呈现纹饰，镜心的千手观音结跏趺坐，外围环绕瑞兽、祥云类传统吉祥纹样，边缘搭配规整的装饰性界栏，整体雕刻细节饱满、立体感强。

这件以佛教造像为核心主题的铜镜，是古代铜镜题材世俗化、宗教文化融合的典型代表，和馆内收藏的辽代佛教造像类文物的文化脉络相呼应，能直观体现当时民间的信仰文化与金属铸造工艺水平。

游客需排队才能近观辽博的门面担当——白玉猪龙，被誉为华夏第一玉龙。

这件距今五千余年的国宝出自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也是辽博馆徽的原型。整块器物由温润的岫岩白玉雕琢而成，整体呈圆润的C形环状，经典的猪首龙身造型古朴又呆萌。龙头短吻圆眼，身形蜷曲无足无鳞，线条极简流畅，背部留有小孔，是上古先民的祭祀礼器。

它是中华最早的龙图腾实物雏形，彻底印证了辽河流域是中华龙文化的重要发源地。五千年前的先民以玉通神，将对天地、龙灵的崇拜凝于方寸玉石之间，没有繁复纹饰，却自带千年气韵，简简单单的造型，藏着中华文明最原始、最纯粹的浪漫与信仰。

人们驻足观赏展柜中陈列的是辽博馆藏不同时期的人形陶质文物，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三类：

一是红山文化女神像残件‌：出土于凌源牛河梁女神庙遗址，距今约五六千年，是国内已知最早的史前女性陶塑人像之一，因原件是泥塑、未经烧制，质地比较脆弱，从未对外展出过原件‌，真品收藏于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通过复制品看到其造型写实生动。这尊头像被称为“红山女神”是我国首批64件禁止出国（境）展览的国宝文物之一。（图片来源网络）

这是牛河梁遗址第五地点中心大墓模型 ，墓主为一老年男性，起2-3层台阶。随葬玉器7件，头部两侧各置一大型玉鳖、勾云形玉器放于右胸部下压一玉箍，右腕上套一玉镯，两手各握一玉龟。该墓玉器数量多，体积大，用料精，充分显示了墓主“一人独尊”的地位和巫者的身份。

‌二是陶人形壶‌：砂质黄褐陶质地，整体塑造孕妇形象，刻划细节细腻，是辽西史前遗址出土的标志性文物。

三是‌唐彩绘骑骆驼陶俑‌：属于馆藏一级文物，胡人风貌的人物与骆驼造型生动，直观反映了唐代丝绸之路的文化交融特征。（图片来源网络）

釉陶舞马俑【唐】（朝阳市博物馆藏)唐代釉陶通体施黄釉，马身残存描金痕迹和红、黑彩绘痕迹，右前足抬起，其余三足立于长方形底板上，造型动感十足，仿佛正伴乐起舞。它是唐代“舞马”的实物佐证，唐玄宗时期舞马阵容十分可观，常备舞马至少百匹，最多达四百匹，主要用于为皇帝祝寿表演。表演时舞马会随着乐曲旋律做出昂首、摆尾、起立、横走等动作，高潮处还会微蹲后腿、口衔酒杯为皇帝献寿。

它见证了唐代辽西地区的历史地位，以及当时多民族文化的交融盛况，是研究唐代马术表演、社会生活与民族融合的重要实物资料。

甲骑具装。甲骑具装”即人甲与马甲、马具的合称。人甲包铠甲、颈甲、铁兜鍪等，马甲、马具包括马胃、铠、当胪、镰鞍、镫、銮铃、带扣等。朝阳市十二台营子和北票喇洞出土的甲骑具装实物，标志着三燕时期重装骑兵的出现。代表了鲜卑骑射文化发展的水平，在北方民族文化史和战争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这种甲骑具装通过高丽很快东传到朝鲜半岛及日本列岛。

鎏金镂空铜鞍桥包片【晋】（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它采用铸造工艺成型，冠面正面铸出凸起的二龙对戏火焰珠图案，周边压印如意云纹带；龙首双角、龙爪三趾，带有唐代龙纹特征，龙纹空隙间还有细线蕃草纹饰，整体构图严谨、铸造精工，金质澄黄。

它是辽代早期贵族墓葬出土文物，属于高等级契丹贵族在祭礼等隆重场合佩戴的仪冠，是研究辽代早期贵族冠服制度、金银工艺以及契丹贵族物质文化生活的珍贵实物，具有极高的历史与艺术价值。

这件是‌隋代青釉六系罐‌，是朝阳博物馆馆藏的北方青瓷系统代表性文物，‌它既具备装饰性，也可穿系绳索方便提携搬运，是古代用于盛放粮食、酒水等物资的实用器。

它是研究隋代北方青瓷工艺发展、当时社会生活用器需求的重要实物标本，也佐证了隋代北方地区青瓷制作的成熟水平，是了解北方古代陶瓷文化的重要载体。

木雕鸟纹权杖【新石器时器】（复制品）原件沈阳新乐遗址博物馆藏，沈阳新乐遗址出土的国家级一级文物。这件距今七千多年的古木雕是国内现存最早的木雕文物，因本体为炭化材质极其脆弱，极少公开展出，辽博这件高精度复刻复制品，既完整还原了原器物的长柄造型与雕刻细节，也能满足公众近距离观赏、互动体验的需求‌。

花树状金步摇【晋】（辽博馆藏）氛围感满满的鲜卑国宝——花树状金步摇，一眼沦陷的魏晋贵族风雅。这件十六国三燕时期的金饰，是慕容鲜卑贵族的标志性专属首饰，堪称北朝金饰的颜值天花板。整体以纯金打造，造型如繁花满树、枝蔓舒展，层层叠叠的金叶片精巧灵动，工艺细腻极致。

古人佩戴行走时，金叶随步履轻轻颤动、摇曳生辉，步步生姿、流光溢彩，故而得名“步摇”。它不仅是鲜卑贵族身份地位的象征，更融合了草原游牧审美与中原首饰工艺，尽显三燕文化的璀璨与鲜卑民族的浪漫雅致。一枚金步摇，窥见魏晋北方贵族的生活风雅与多民族文化交融的独特魅力。

这是辽宁省博物馆展出的一组周代青铜列鼎类文物，属于商周至西周时期的青铜重器组合，是体现周代列鼎制度的典型展陈。

展陈背景板上的图文内容，系统拆解了夏商周青铜器的发展特征，梳理了从商代“狞厉兽面纹”到西周“典雅礼制纹饰”的风格演变脉络，标注了不同时期青铜器的铭文特征、铸造工艺差异，直观呈现周代“列鼎制度”对应的等级礼制文化。

其余配套陈列的青铜鼎：涵盖西周不同等级规制的列鼎，是从国内其他文博单位借展的商周时期青铜鼎藏品，共同组成完整的列鼎序列展示。

列鼎列簋制度是西周至春秋时期以青铜食器数量区分贵族等级的核心礼制，“九鼎八簋”渐成‌中央政权象征‌（衍生“问鼎”“定鼎”等典故）；体现“藏礼于器、明尊卑辨等列”的政治伦理。

鼎数为‌奇数‌，簋数为‌偶数‌，反映阴阳调和观念；同组列鼎需形制相同、大小依次递减。不仅是饮食安排，更是‌政治权力与宗法秩序的物化表达‌；后世以“钟鸣鼎食”形容贵族奢华生活，实为对该礼制的文学化追忆。战国时东方诸国僭越成风，秦国则直接废除周礼，该制度基本瓦解。

辽博镇馆之宝—‌商晚期饕餮纹大圆鼎‌：1973年出土于辽宁喀左县小波汰沟，是国内出土最大的商代圆鼎之一，铸造时间比河南殷墟出土的后母戊鼎、妇好圆鼎更早，是商代早期铸造水平的代表，堪称镇馆之宝。

此鼎通高86厘米、口径61厘米，重达百余斤（约50多公斤）其体量是目前发现的‌商王畿（商朝都城核心区域）以外最大的铜鼎‌，对研究商代青铜器分布与礼制文化有重要实物价值。

此鼎为‌直耳、深腹、柱足中空‌造型，胎壁微薄但器壁均匀、范线规整，体现了商代晚期高超的青铜铸造技术。

“嬰”方鼎【商】喀左小波汰沟青铜器窖藏出士（辽博馆藏）

目前正在“辽博”举办的《星起河洛——夏商周中原礼乐文化特展》，共展出文物‌206 件（组）‌，其中河南博物院精选了 85 件（组）院藏珍品北上参展。‌‌

展品聚焦夏商两代礼制的奠基，呈现周代礼乐的鼎盛与升华，体现西周初年周公“制礼作乐”后，礼乐从宗教仪式向国家治理智慧的转变。‌‌

其代表性文物—袖珍款“妇好”鸟足鼎是‌商代晚期的青铜礼器‌，1976年出土于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河南博物院收藏。

鸟足鼎通高约13.2—13.5厘米，足高7.6厘米，口径11.9厘米，体型小巧，不足一部智能手机长度，可以捧在手上。

这只鼎最特别的地方在于‌用三只立体鸟形作足‌，鸟呈站立状，钩嘴长尾，最巧妙的是用鸟的‌羽冠‌来承托器身，好像鸟儿下一秒就要把鼎托起飞走，用轻盈的姿态打破了对青铜鼎厚重沉稳的固有印象。造型独特（三足作鸟形），象征王权与祭祀权威，是商代青铜礼器巅峰之作。

代表性文物之敔簋为河南博物院藏，为西周晚期（约周厉王时期）青铜食器，1990 年出土于河南平顶山应国墓地 M95。其工艺亮点在于采用分范多次铸造（先铸无耳簪身，再嵌耳二次浇铸），榫卯固定，体现西周高超范铸技术，

河南博物院的镇院之宝—兽面纹方鼎，实为‌兽面乳钉纹铜方鼎‌，又称‌杜岭二号方鼎‌，是商代早期的青铜礼器 ，也‌‌是中国目前发现的时代最早的大型青铜方鼎之一，与杜岭一号方鼎（藏于国家博物馆）同出。此鼎通高约87厘米，口长67厘米、宽61厘米，重约64.25千克 。腹部饰有八组兽面纹（饕餮纹），体现“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礼制核心，为豫博镇馆级重器。两侧及下部饰乳钉纹，足部也饰有兽面纹 。‌采用多范分铸法，共用范、芯20多块，反映了当时高超的冶铸水平 ，是研究商代前期青铜文明的关键实物 。‌‌（图片来源网络）

铭文珍贵，盖内与器底对铭 27 字“唯八月初吉丁丑，公作敔尊簋，敔用易眉寿永命，子子孙孙永宝用享。”反映西周早期分封与礼器组合制度，见证“制礼作乐”秩序构建。

王子午鼎【春秋】是‌河南博物院的核心镇院国宝之一。‌它打破商周青铜鼎浑圆鼓腹的传统风格，采用楚地独有的‌侈口束腰、平底三蹄足‌的设计，恰好呼应了“楚王好细腰”的楚地审美风尚。它是迄今已知我国采用‌失蜡法‌铸造的最早实物证据之一，口沿处的6条立体蟠龙附件，正是用失蜡法一次性铸造成型，实现了普通块范法无法达成的镂空透雕三维效果。

王子午鼎整器采用分铸后榫卯焊接的工艺组合而成，据统计铸造这件鼎共使用了169块范芯与外范，远超普通青铜鼎仅十余块范的常规配置，其焊料含锡量高达98.23%，实现了不同部件的无缝连接，这项技术在当时领先世界近千年。

它不仅是楚式青铜鼎的巅峰代表，更以独特的器型、铭文和工艺，成为研究春秋楚国王室历史、文化审美与冶金技术的不可替代的核心实物史料。

“鱼父癸”簋【西周】（辽博馆藏）簋‌：圆口双耳盛食器，用于盛黍、稷等主食，常与鼎配套使用。

鸭型尊【西周】（复制品）原件藏中国国家博物馆。

鼎‌：三足两耳（或四足方鼎），原为烹煮/盛肉器，后成身份象征；

“鱼“尊【西周-】（辽博馆藏）这件“鱼”尊的器形非常特殊，整体形态介于普通青铜尊和青铜觚之间，比常规的尊更细瘦，又比普通的觚更粗壮，造型修长优雅又不失庄重感。它作为商周时期的高等级酒礼器，和鼎、簋等器物共同构成了当时贵族祭祀、宴飨的礼制组合，是中原商周礼乐文化向北传播到辽西地区的重要实物物证。

匽侯盂【西周】（复制品）原件藏中国国家博物馆。‌青铜礼器、盛食器。这件复制品完整还原了西周青铜簋的典型形制，整体为敞口鼓腹造型，两侧配有对称的兽首形双耳，底部搭配稳重的圈足底座，造型规整厚重。器身复刻了西周早期典型的兽面类装饰纹样，纹饰布局严谨，还原了当时青铜礼器庄重古朴的艺术风格。

辽宁省博物馆本身收藏有大量辽西大凌河流域出土的商周特色青铜器，这件复制品也能帮助观众更直观地理解辽宁地区商周青铜文化与中原礼乐文明的交融脉络。

卷体夔纹蟠龙盖罍【西周】喀左小波汰沟青铜器窖藏出士（辽博馆藏）相较于中原出土的同类青铜器，这件罍兼具中原礼制的规整与北方地域的雄浑大气，器型完整、纹饰精美、品相极佳，存世同类器物寥寥无几。

千年青铜厚重肃穆，斑驳纹路间，镌刻着商周时期北方方国的礼制体系与高超手工业水平，这件商末周初的青铜重器，是“辽博”馆藏青铜文物的天花板，代表了中国北方青铜铸造工艺的最高水准，撑起北方青铜文明的巅峰高度，是北方青铜文明不可替代的实物佐证。

整器器型规整大气，庄重雄浑，顶盖盘踞一条立体蟠龙，龙身卷曲、昂首蓄势，纹路精细繁复、层次分明。器身布满规整的卷体夔纹，线条刚劲流畅，铸造工艺精湛绝伦。

罍是商周时期大型盛酒器与礼器，这件器物造型独特、工艺精湛，代表了西周青铜器制造的最高水准。它出土于辽宁喀左北洞村，1973年发掘的喀左北洞二号坑出土的青铜器，对研究辽宁地区青铜器时代文化及西周初期的燕国具有重要意义。

众乐之首。先秦青铜乐器有诸多种类，包括铃、铙、钟、钲、铎、句鑃、錞于等，其中钟是众乐之首，也是先秦雅乐的主体，编钟还是统治阶级身份等级的象征。

在青銅乐器中，钟流行的年代最久、地域最广，它既可在喜庆的宴飨场合演奏以助兴，又可在肃穆的宗庙仪式奏响雅乐以祭祀神灵。

八音迭奏，同和纲伦。雅乐体系，乐与礼始终相辅相成。周代以礼立国，以乐化民，钟磬之和取代了巫观之音。周公制礼作乐，将乐悬制度纳入等级秩序的经纬，乐成为象征身份、教化人心的国之重器。

“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礼别尊卑，以明等级；乐和上下，以睦君臣。礼与乐二者互配使用而相得益彰，形成了完备的礼乐制度。周代乐器正是这场礼乐相融历史的物证。

西周时期，以“五声八音”为乐，五声为音阶，即宫、商、角、徵、羽。八音是器乐的分类，即土、竹、革、匏、丝、石、金、木八种材料制成的乐器，土日埙，竹日管，革日鼓、匏曰笙，丝日弦，石日磬、金日钟、木曰祝。

周乐为庙堂雅乐，以编钟、编磬一类大型编悬乐器为主奏乐器。钟磬谐鸣，金声玉振，奏于宗庙祭祀，则神人以和；奏于宴飨宾客，则君臣相安；奏于乡射礼仪，则长幼有序。八音迭奏间，人伦纲纪得以彰明，天下秩序由此同和。

铜圆壶【春秋】（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这件铜圆壶是‌春秋时期‌的青铜器，目前正在辽宁省博物馆的“‌星起河洛——夏商周中原礼乐文化特展‌”中展出。 展览由河南博物院与辽宁省博物馆联合主办，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协办，共展出文物206件（套）。‌

铜方壶【春秋】（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器型属于高等级青铜酒礼器，是商代“重酒”礼仪传统的代表性器物。器物为成对配置，整体为方壶造型，顶部设敞口方盘状器口，器身两侧带有兽首造型的双耳。器身满布纹饰，以云雷纹为地纹，腹部装饰突出的兽面（饕餮）纹样，是商周青铜器典型的装饰风格，既体现先民对自然神力的敬畏，也承载着礼器的神圣权威属性。

这类成对的青铜方壶，是商周时期中原与长江流域文明交流互鉴的实物佐证，黄河流域的礼制内核与长江流域的青铜工艺特色在这类器物上实现了融合，印证了两大文明在青铜时代的双向互动发展脉络。

“倗”浴缶是春秋时期楚国贵族倗制作的青铜水器，1978年出土于河南淅川下寺楚墓，现藏河南博物院。该器通高39.9厘米、口径24厘米，器身敛口、腹下收，盖顶设环形提手，肩部饰浮雕兽首耳，器盖与口沿铸有“倗止（作）缶”三字铭文。浴缶为楚人沐浴专用盛水器，常与铜鉴配合使用：浴时将浴缶中的热水与铜壶凉水调和于鉴中浇洒身体。楚国因亚热带气候湿热多雨，贵族形成“五天一洗身，三天一洗头”的沐浴习俗，重大祭祀前需行沐浴礼，墓中常随葬2至4件浴缶佐证此俗。部分贵族沐浴时辅以熏炉取暖、铜灯照明，水中添加兰草香料。

器身饰蟠虺纹带与绹索纹，盖面饰涡纹及六个圆鼓纹，纹饰疏密有致。该器造型庄重，采用铸镶工艺制作，为研究楚国青铜器铸造技术提供实物依据

在特展馆看到河南省博物院的青铜珍宝，来自河洛故土的三代瑰宝和镇院之宝，带着千年的历史温度北上，让东北的观众和外地游客，触摸到华夏文明共同的精神根脉，完成一场跨越时空与地域的文明对话。

这件‌彩绘陶钫‌是战国时期的仿青铜陶礼器，高约73厘米，通体红彩，绘单线卷云纹，出土于辽宁葫芦岛建昌东大杖子战国墓地40号大墓，现藏于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钫是方口大肚的容器，用来盛酒或粮食。这件的盖面为方形，颈部两面有兽面铺首，另两面附伏虎状饰件，造型很别致。它出土时埋在约四五米深的地下，装在一只朽烂的木箱里，但色彩依然鲜艳。‌

40号墓是东大杖子墓地中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一座，出土的陶鼎、陶豆、陶壶组合符合战国墓葬规制，说明墓主人是当地融入燕文化的贵族。 这批文物是东北地区同时代最大的墓葬所出，体现了燕文化与东北地方民族特色的融合。‌

这件青铜豆是‌战国时期的青铜礼器‌，出土于辽宁葫芦岛建昌县东大杖子战国墓地，现为葫芦岛市博物馆藏品，也是该馆镇馆之宝之一。‌‌

青铜豆是先秦盛放肉酱、酱菜、饭食的器皿，类似现在的菜盘，也常作礼器成组使用。 这件器物出自东大杖子战国墓地，该墓地2011年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墓地年代多为战国中晚期。 这件豆1999年从文物盗卖分子手中缴获，此后东大杖子村被划定为文物重点保护单位。‌‌

蟠虺纹铜盖壶【战国】（葫芦岛市博物馆藏）蟠虺纹铜盖壶‌是战国时期的青铜礼器，出土于辽宁葫芦岛建昌东大杖子，葫芦岛市博物馆‌藏。

该墓群出土的青铜蟠螭纹盖壶被初步定级为国家一级文物，并已入选全省博物馆馆藏一级文物名录。

这把金柄青铜短剑‌距今约2500年战国，‌出土于辽宁省葫芦岛市建昌县东大杖子战国高等级部族首领墓葬，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这把短剑属于东北系铜剑，也被学界称为“辽宁式铜剑”“琵琶形铜剑”，是辽西青铜文化的巅峰代表性器物。

这把金柄款并非普通实战兵器，而是部族首领彰显身份、象征兵权的高等级礼器，它与同墓出土的成套燕文化青铜礼器共存，直观印证了战国时期东北土著部族与中原燕文化的密切交流，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融合的珍贵实物见证。

彩绘龙纹高足豆【战国】（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这类高足豆在周代是贵族专用的礼器与食器，主要用来盛放腌菜、肉酱等调味品，是先秦贵族日常宴饮和祭祀活动中不可或缺的器物‌。文物造型完全符合先秦“豆”的经典形制特征，整体由带盖的浅盘、修长高柄与喇叭形圈足底座三部分构成，完美呼应《中国考古学大典》中“形似高足盘、高喇叭形圈足”的定义‌。

它以龙纹作为核心装饰母题，将战国时期盛行的崇龙信仰融入器物设计，清晰体现了当时的纹饰审美与礼制文化，是研究战国手工业与社会风貌的重要实物遗存。

这是辽博收藏的‌兽耳铜罍‌，它出土于1978年喀左县小波汰沟窖藏坑，属于西周时期的青铜盛酒器，是辽宁省博物馆的馆藏青铜器珍品。器物通高44.2厘米，口径17.9厘米，底径17.4厘米，腹径33.7厘米，整体尺寸规整，体量适中。器形为小口折唇、短颈圆肩、鼓腹配高圈足的典型罍式样；两耳及鼻部铸为兽首形态，肩部环列六个凸起圆涡纹，腹部通体装饰兽面纹，颈部内侧还铸有铭文，通体满饰复杂纹样，在同类器物中较为罕见。

它是辽宁地区首次发现的纹饰风格独特的铜罍，对研究青铜器装饰艺术发展具有重要实物价值。

移步中古展厅，一件通透灵动的珍宝瞬间打破对古文物的刻板印象，这就是鸭形玻璃注，辽博镇宝之宝—鸭形玻璃柱，全网独一份的丝路奇迹。

这件十六国北燕时期的文物，是全球唯一保存完好、距今两千年的古代玻璃器，同时位列国家禁止出境展览文物，珍贵程度不言而喻。它出土于北燕冯素弗墓，是古罗马经草原丝绸之路传入东北的舶来珍品，以古法吹塑成型，通体淡绿通透、质感轻薄，造型是栩栩如生的伏鸭形态。

最精妙的是它暗藏物理玄机：空身倾斜、注水过半才能平稳直立，设计巧思跨越千年依旧惊艳。在冶金、烧制技术落后的魏晋时期，这件异域玻璃珍宝完好留存至今，不仅是顶尖的古代工艺遗存，更是北方草原丝路商贸繁荣、中外文明交融的最好见证，一眼读懂千年东西方交流史。

现场我们请红领巾志愿者做讲解，女孩子落落大方，声情并茂，古代文明在幼小的心灵扎下根。

这面巨型青花装饰墙，‌是辽博“青花清韵”元青花专题展打造的沉浸式展示场景。其元青花松竹梅八棱罐为镇馆之宝，是国内现存带原配盖的元青花大罐中最完整的国宝级珍品，估值过2亿，价值连城。

元青花松竹梅八棱罐高39.7厘米、口径15.3厘米，罐作八棱体，白瓷胎，胎体硕大厚重。肩部堆塑对称的兽头耳，兽首施铁彩斑，底足砂底无釉，修足不够规整，元青花特征明显。

这件盖罐代表了元代景德镇制瓷业的最高水准，它见证了元代横跨欧亚的文化交流：来自波斯的苏麻离青料与中国传统制瓷技艺、绘画审美完美融合，是蒙元时期草原文化、中原农耕文化与西亚贸易文化碰撞融合的实物史诗。

这件元青花八棱罐，目前全世界仅发现两件，除辽博珍藏的这件以外，另一件在泰国古都素可太塔基下出土，足见珍贵。

在《明清瓷器精品展》展厅看到的青花云龙纹天球瓶，这件‌明宣德青花云龙纹天球瓶‌是原为辽宁省文物总店（今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镇店之宝。

瓶身绘有一条威武灵动的青龙，青花发色沉稳浓艳，使用进口“苏麻离青”钴料，烧成后带有自然铁锈斑，这是永宣青花的典型特征，小口直颈、球腹，造型圆浑厚重，是明宣德天球瓶中的精品，被誉为宣德官窑的巅峰之作，目前传世数量极少，业内民间估价高达3亿元。‌

青花人物故事纹筒瓶，‌属于明崇祯时期新创的“筒瓶”（又称“一统瓶”），谐音“一统江山”，是当时社会对政权稳定的寄托，也是明末清初陈设类瓷器的典型品类。

‌主题叙事‌体现在瓶身上，以青花绘制完整的人物故事场景，这类纹饰常取材自历史典故、神话传说或文人轶事，画面叙事性强，人物神态、动作刻画细腻，兼具故事性与装饰性。‌它摆脱了官窑纹饰的程式化，吸纳了文人绘画与版画的元素，形成疏丽雅致的视觉效果，代表了明末青花瓷的艺术转型方向，属晚明“转变期”瓷器的经典佳作。

青花洗口云龙纹双耳尊【清. 顺治】这件器物的基本特征是洗口、长颈，颈部两侧有双兽耳，腹部绘有典型的顺治“云龙三现”纹样。它是当时的佛前供器，器身还刻有“潘礼、王运隆”等供奉者姓名。‌

顺治青花瓷是明末向康熙盛世过渡的关键时期，胎体厚重，釉面白中闪青（鸭蛋青色），纹饰粗犷，龙身常被斑片状云遮挡，只露头、身、尾几截。‌‌

国家文物局专家曾指出，“青花洗口云龙纹双耳尊”这个名称并不规范，规范叫法应为‌青花云龙纹兽面耳净水碗座‌。‌‌

青玉梅花式洗【明】‌玉洗自秦汉之际开始出现，明清时期琢玉技术成熟，玉洗成为文房雅器中的珍品。这件梅花式洗以梅花为装饰，契合古代文人将梅兰竹菊作为审美意象的品位，不仅象征着文人对高洁、雅致的追求，也折射出当时文人对艺术化生活的追求，是兼具工艺价值与文化内涵的文房珍品。

窑变红釉石榴尊‌是清雍正时期瓷器，釉色自然窑变如烈焰，石榴造型寓意多子多福，是清代宫廷瓷器的颜值担当。

青花矾红彩海水龙纹梅瓶【清·乾隆】（辽博馆藏）一级文物。瓶身主体从肩下部延伸至胫部，以青花绘制汹涌的海水纹样，矾红彩描绘九条神态各异的龙，九龙在浪涛间上下翻腾，气势十足。这件梅瓶器形稳定持重，龙纹刻画活灵活现，充分体现了乾隆时期官窑瓷器的高超烧制技艺。由于纯釉里红的烧制难度极高，清中后期工匠逐渐用发色更稳定的矾红彩替代釉里红来绘制红色纹饰，这件器物正是这类工艺的代表性作品，尽现清代御瓷的王者之气。

青花缠枝莲纹抱月瓶【清·乾隆】‌抱月瓶也被称为“宝月瓶”，是明清时期十分流行的经典瓷器器型。‌造型特点‌：整体为小口、直颈，颈两侧带有对称的如意形双耳，瓶腹饱满圆润如同满月，“抱月”的名称也正是来源于这个标志性的圆月形腹部，整体线条流畅端庄。‌纹饰工艺‌：通体以饱满莹润的青花为饰，满绘缠枝莲纹，青花发色纯正凝重，刻意模仿明代永宣青花的晕散流淌效果，笔意间保留了永宣时期青花豪放浑厚的质感。

这件器物承载了古人对家庭团圆的美好祈愿，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曾评价它“颜色饱满、胎质莹润、器形优美”，是清代乾隆时期官窑审美与制瓷工艺结合的代表性作品。

白釉矾红彩龙纹高足盖碗【清·乾隆】（辽博馆藏）整体造型修长典雅，器表施白釉为地，外壁和盖面以矾红彩绘‌二龙赶珠纹‌，龙纹绘有双翼，身周饰火焰纹。釉色白润细腻，胎骨洁白，矾红色泽匀净。 国家二级文物。

这是“辽博”收藏的清代白玉菊花碗，‌整体模仿盛开的菊花形态，外部分为四重花瓣，底部也设计为二重瓣的菊花形；每个花瓣外凸内凹，造型浑然天成，仿若天然菊花。‌其胎壁极薄，近乎透明，最大程度凸显出白玉洁白莹润的质感；其精致轻薄的工艺水准，可与痕都斯坦玉器相媲美，是同类玉器中的上乘之作。

黄玉耳杯【清】辽博馆藏的‌黄玉耳杯‌是一件‌清代仿古玉器‌，属于该馆《明清玉器展》中的‌一级文物‌，在展厅中颇为引人注目。‌

这件耳杯是‌仿造战国至汉代流行的耳杯（又称羽觞）外观‌雕琢而成，器身呈扁椭圆形，两侧有半月形双耳，整体打磨精细，玉质温润，胎体非常薄，甚至能透光，展现了清代玉雕工艺的高超水平。

耳杯本是古代用于盛酒或盛食的器具，始见于战国，盛行于两汉，清代宫廷常以玉材复现这类古典器型，既保留传统形制，又体现当时的工艺追求。

石蓝缎地绣五爪金龙袍【清】清代皇帝的龙袍属于吉服范畴，比朝服、衮服等礼服略次一等，是皇帝在重大吉庆节日、筵席以及祭祀活动时穿着的服饰。清代龙袍以明黄色为主，有时帝后也会按照自己的爱好和兴趣，定制其喜欢的龙袍颜色，有酱色、香色、红色、蓝色、米黄、藕荷等二十多色。龙袍上不仅有龙纹这一具有强烈专属色彩的纹饰，还绣有以五彩云纹、蝙蝠纹、十二章等吉祥图案。这件龙袍石蓝缎地，领、袖片边缘绣金线，肩、前后心正龙各一，襟有行龙四，间绣五彩云蝠八宝纹，下摆加立水纹，集织绣工艺之大成，反映了封建集权社会的正统审美取向。

这串是辽博的网红馆藏清代碧玺朝珠，以清新的马卡龙粉蓝配色出圈，蓝如晴空、粉似朝霞的清新配色，被网友称为“200年前的多巴胺马卡龙色系”，打破了大众对清代男性官饰的刻板印象，又极具传奇色彩的清代宫廷文物。‌文物主人‌是嘉庆皇帝的御前侍卫丹巴多尔济，他因1803年舍身挡驾、身中三刀救下嘉庆帝，被破格赏赐这串超品级朝珠。

朝珠源自佛教念珠，是清代区分官员等级的核心官服佩饰，清代明确规定文官五品、武官四品以上才可佩戴朝珠，而这串朝珠特批使用了只有帝后专属的明黄色绦带，是嘉庆帝对救驾功臣的破格恩赏，在清代历史中极为罕见。

清代碧玺完全依赖海外进口，蓝碧玺象征智慧沉稳、粉碧玺寓意驱灾纳福，整串朝珠的宝石体量和组合规格，代表了当时清代宝石工艺的顶尖水准，是权力、财富与特殊历史事件结合的珍贵实物遗存。

汉、满、蒙文宽温仁圣皇帝信牌，‌所属年代‌：清代崇德年间（1636-1643年）清太宗皇太极时期的官方军政凭信物，也被俗称为“大清开国皇帝的圣旨令牌”，（辽博馆藏）国家一级文物。‌‌这件信牌是大清开国初期从关外崛起的重要历史见证物，牌面同时镌刻汉、满、蒙三体文字，直观体现了清初统治者联合满、蒙、汉各族共治天下的政治策略，是研究清初民族关系与军政制度的核心实物物证。

辽宁省博物馆犹如一座璀璨的文化殿堂，三个小时，看到四件镇馆之宝，从史前玉韵“中华第一龙”到商代青铜，从十六国丝路玻璃到鲜卑金饰，一次性集齐辽宁跨越五千年的顶级国宝，每一件都是孤品级宝藏，见过才算不虚此行。

按一下按钮，成为第17 9357位“小小探索家”，我们当时所见的文物只是冰山一角。辽博无数稀世珍宝，不仅承载着古人的智慧结晶，更铭刻着历史的沧桑印记，每一件都独具特色，静待人们用心品味与解读。

如果你去到沈阳，一定要去辽宁省博物馆。在这座东北大地的文化圣地殿里，感受辽河五千年文脉的渊源绵长，读懂辽沈大地厚重灿烂的文明华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