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上海师傅

平生518834099

作者/平生

图片/网络

厂文艺宣传队解散后，我被分配到新工七连任文书，与社教干部小李一齐负责办公室的工作，小李是个女问志，白天她在办公室值守，因我住在办公室里间，其它时间我在办公室执勤。白天，只要办公室没事，我就到连直属班--“专政班”与那几位老同志一起焊制货架。

一天上午，我忙完了办公室的活，来到库房大院，看老谢师傅在大棚下忙活。老谢五十多岁，中等.身才，偏瘦，花白头发，刮得干净的脸上总是堆着微笑。他正用万用表测试各连队送来的不同型号侍修的电焊机，我凑到他身边问：“谢师傅，电焊机好修不？”他放下手里活，摘掉老花镜，看着我说：“这叫会者不难，难者不会，你想学？”我说：“想……”他说：“你就给我当帮手吧……”就这么着收我为徒了。

从此办公室没事我就跟着老谢学修电焊机，帮着拆卸、组装、调试。谢师傅对我操作提出严格的要求，钳子只能拧，不能用钳子砸东西，砸东西必须用郎头；电工工具随身带；其它工具一定要摆放整齐；拆下来的零件要整整齐齐摆放固定的平台上，并一一擦洗干净。完工后做到工件摆放整齐、物完料净场地清，地上掉个缧絲钉都不行。有一次他見我掏出工具㚒的手钳砸东西，严励地批评我：“学技术必须按正规操作程序来，不能图省事，要把正确操作程序变成自觉的习惯”。我发現他干活时从不吸烟喝水，专心致志、精益求精。他对工作的认真劲认人折服，不愧为新疆石油学院实习班的指导老师。

他教我如何看电路图，使用万能表，查找故障原因。经过一段时间学习后，电焊机一般常出的小毛病我都能排除。

在空闲和休息时他的形象就象换了一个人，上海人的精明和圆滑性格显露无遗。他随身总是装着两种烟，一种是二角一盒的白河桥，一种是三角六的大前门。新工向他要烟时，他掏出白河桥去应酬，自己抽大前门，他给我让烟都是大前门。

他用报纸卷莫合烟筒是一绝。他从装烟末的皮袋里捏出一撮烟未放在纸片上，双手一搓，在嘴上一舔，一支莫合烟就制成了。他说在新疆当地人都吸这种烟，他两个儿子每年都会给他寄来上好的莫合烟未。这种烟很香醇，但比较冲，内地人吸不惯。

星期天我骑车回南阳家中，母亲说家里的收声机坏啦，让我找人修修，我想起了谢师傅。当天下午我把收音机带回厂里，星期一上班，我对谢师傅说修收音机的事，他说没问题，并说：“不要把收音机拿到咱干活的仓库，晚上你把收音机拿到我家，我晚上给你修，省的别人说咱上班干私活。”

吃过晚饭，我把收音机梱在自行車后坐上，沿着厂区内的公路骑行了二公里，来到名叫五岔沟的小村。在村东头一个废弃养猪场，在原猪拦上搭建了十多间两米多高牛毛苫房子，住着十几户拖家带口的本厂职工。因建厂初期，住房十分紧张，职工只好自己想办法解决，尽管条件很差，总算有个落脚睡觉的地儿。谢师傅一家三口就住在这里。

我找到谢师傅的家，敲打用破木板钉的门，谢师傅迎了出来，引我入屋。屋顶一个二百瓦的电灯把屋里照的通明，一间没有窗户只有十多平方的小屋，放着一张双人床，一张两层军用床，小屋被占的满满当当。军用床上铺女儿用，下位放置杂物。床下放着一个煤油灶和水桶，锅碗瓢盆勺都在床下竹筐里放着。双人床旁有谢师傅焊的两个铁凳子。双人床晚上睡觉，白天就是工作台。

谢师傅的爱人端庄大方，小声细语，一口上海方言。屋里收拾的干干净净，东西摆放的有条有理。她让我坐在铁凳上，倒茶让烟。谢师傅把收音机放在双人床下，他俩口坐在床上，与我拉起了家常。女儿在厂子弟中学上晚自习，晚十点后才能到家。

原来，現在的爱人不是原配，是孩子们的小姨，与老谢年龄相差近二十岁。原配原是上海一家纱厂的女工，曾参加过党的外围进步组织，在解放上海时，给解放军送过情报，参加护厂活动，解放前没有要孩子。解放初，老谢出事，她不离不弃，在上海看管着老宅子。五三年后，老谢出狱，爱人同小姨一起千辛万苦来到新疆与老谢团聚，连生两个儿子，后有添了一个女儿。六十年代初，爱人得急病去世，小姨看孩子无人照顾，就跟姐夫一起承担哺养孩子的重任，成为一家人。现在两个孩子在新疆克拉玛依油田工作，女儿电大毕业后在厂技术科工作，这是后话。

几天后，谢师傅对我说收音机修好啦，当晚我到他家去取，试试比以前的声音还大还清。他说收音机是五十年代的老产品，有个电子管老化，一个电容烧坏啦，这种电子管己经淘汰，厂家不再生产，他找一个现在通用的电子管把坏的換下。尽管型号不同，他通过改变电路和电阻电容，照样能用。我向谢师傅表現感谢，问换电子管和零件需要多少钱，他说这些零件都是从报废的扩音器上拆下来的，没花钱。

一个星期六的上午，谢师傅把我叫到身边，小声问我星期天回不回南阳，我问师傅有什么事？他不好意思对我说，女儿这几天嘴馋，特想吃猪手，你能不能想法买几个，我当即答应了，他拿出十元钱，我高低不收，说买回来后再给钱也不迟。

七十年代初，物资非常匮乏，群众吃肉、吃豆腐、豆芽、油等都有定量，凭副食券供应。

星期天我回南阳市，母亲托人想法买了四个又白又大的猪脚，共五斤多重，花了二块多。那时猪肉才七角多一斤，猪蹄比肉便宜，不到五角一斤，但得凭票。

晚上我骑车回到厂里，来到谢师傅家，把用绳子绑着的四个猪蹄拎到屋里，师傅三口都在家，闺女看见猪蹄高兴地跳了起来。谢师傅拿了五元钱给我，我高低不要，说这是徒弟孝敬您的，这也值不了几个钱，共计才两元钱。他听后不高兴起来，说哪有托人买东西不给钱的！你如不收钱，今后托你办事我咋好开口！不得已我收了两元钱。因天色不早了，我告辞骑车回去，他们全家三口把我送到大路上，直到我骑车离去。

星期二下午快下班时，谢师傅走到我身边，悄悄对我说：“今晚我们全家想请你到家吃个便饭，你一定要来，不要推辞！”我当时不知说什么好。下班后我回到宿舍，思想斗争好一会儿，去了让人知道，说给坏分子划不清界限。不去又辜负师傅一家人的情谊，最后决定还是去为好。我脱下当天工作服，洗了脸，梳了梳头发，换了一身干浄的衣服，穿了一双新黑皮鞋，骑着车趁着夜色一溜风地顺着公路向师傅家驶去。

到了师傅家门前，我把自行車锁好停在门口，轻声鼓门，谢师傅把门打开，一股菜香味从屋里飘了出来。我跟着师傅进到屋里，一个可折叠的小园桌放在床边，两个铁凳子在小桌另一边。床上可坐两人，凳子两人，四个人正好可以围者小桌吃饭。桌上摆了六盘菜；辣子鸡块、白菜豆腐、西红柿炒鸡蛋、红烧茄子、五香花生和变蛋拌黄瓜。一盆上海青猪手汤，一小锅大米饭，四个杯子，一瓶白酒。我和师傅坐在凳子上，阿姨和女儿坐在床边。女儿忙着给大家倒茶，阿姨给我和师傅倒了两大杯酒，自己倒了一小杯。一切准备好后，谢师傅以标准的上海话，代表全家欢迎我到家做客，当时我感动的不知道说什么好，只是连声说：“谢谢！谢谢！”谢师傅站起身来，提议大家共同干一杯，以庆贺此次欢聚。我们四人举起杯子，闺女以水代酒，四个杯子碰在一起。大家推杯换盏，喝着说着，欢笑声在屋里回荡。

谢师傅叫我尝尝师娘做的莱，每个莱都十分可口，甜中微酸，明显海派菜的特点，特别是上海青猪手汤，汤清肉烂，味道极美，阿姨的厨艺真的顶呱呱。当晚我们三人喝了一瓶酒，我己喝的微醉，酒足饭饱后，看已十一点了，告辞推车回到宿舍，倒到床上就睡着了。

几天后的一天下午，办公室的小李到仓库大院找我，说连指导员找你有事。我放下工具，洗了手后回连办公室。进屋后，杨指导员叫我坐下，开口就说：“听说你最近给那几个老家伙搞的挺热乎，这可是立场问题！你得注意啦……”我一听就知道是王哥在背后告我黑状。我说：“在一起干活，那能不说话的，谈不上热乎不热乎……”我把老扬顶了回去。杨又说：“听说你还到老谢家吃饭喝酒，那是怎么回事？”我说：“师傅请我吃顿饭，又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不犯法吧！”两人话不投机，不欢而散。

杨指导员是东北人，跟着爱人从部队转业到宝鸡石油一机厂，文革中当过武斗队长，打过人，思想左得很。后全家随一机厂大队人马来到南阳二机厂，在七连任指导员。我对他在七连的极左作法，早就看不惯。我想我也没错，他也不能对我怎样！后老扬因文革中参加过武斗，打过人，在企业整顿中受党内记过降级处分。

全厂基建完工后，七连解散，新工都分到各车间当学徒，我分到木模车间，谢师傅分到厂工艺科，由于精通电器，又会英语，受到厂领导重视，在引进美国试井车设备中，他翻译了该设备所有说明书，为我厂仿制该设备立大功。

在厂里我们两家关系一直很好，我常帮师傅从南阳代购生活用品和食品，也常到他家玩。更巧的是，八O年我两口上电大，竞和谢师傅的闺女一个班，闺女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喊我孙叔，把我搞的很尴尬。

改革开放后，落实政策，在上海的旧宅得以归还。老谢退休后带全家回到上海。八六年我到上海出差，专程到他家去看望，在妻儿孙辈的陪伴下，晚年生活很幸福。在外闯荡了大半辈子，也算是落叶归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