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二十一岁加入公安队伍，二十三岁起开始从事政保工作，最终成为上海公安政保部门的核心领导之一。<br><br>一九四九年七月七日，父亲从海军第一纵队政治部保卫干事调入上海市公安局，最初分配在刑事侦察处。初到上海时，他与祖父同住在石门二路三慰一邨二十三号。他先后在经济科担任侦缉队队长，后在命案股、盗案股任股长，负责刑事案件侦破。工作中，他与刑侦专家端木宏裕以及我的姑父杨琦同处共事，三人在战斗岁月里结下了深厚情谊。<br><br>在刑警处早期办案期间，父亲于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参与了武装匪特案 ——“伪江苏省人民反共救国军第一纵队兼敌后前进指挥所主任陶健行案” 的侦破。此案发生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上海公安协同华东公安与警备部队在苏州郊区破获，是江苏解放初期剿匪肃特的重要成果，有力打击了国民党残余势力企图建立 “敌后根据地” 的阴谋。案件在江阴港口起获埋藏于水下的枪支，包括长短枪及轻机枪共四十一支，另缴获特务活动经费百万元、子弹两千余发、电台两部及大量反动文件与印章。经法院判决，首犯陶健行因组织武装匪特、阴谋颠覆新生人民政权被依法判处死刑；其余骨干分子依罪行轻重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该组织被彻底摧毁。<br><br>一九五一年四月二十七日，上海全市统一行动，出动三点六万人、四千多个行动组，抓获大量一贯道点传师、坛主等骨干。这些人此前投靠日伪，后又与国民党勾结，散布谣言、借 “渡灾” 敛财、渗入基层，并在抗美援朝期间进行造谣破坏。同年五月二日，父亲调回刑警处调查科，负责侦察和审查会道门案件。一九五三年五月三十日，上海军管会发布布告，正式取缔一贯道等反动会道门。同年六至七月，上海市公安局举办了为期四十五天的全市反动会道门罪证展览。“神医紫竹堂” 以行医为幌，用香灰、尸骨粉炮制 “仙方” 骗财害命，并勾结反动势力散布谣言。首犯马万顺于展览后不久被判处死刑。当时政策为 “首恶必办、胁从不问、教育多数”，道首按反革命罪判刑，普通道徒经教育登记后作退道处理。父亲在刑警处工作近两年。<br><br>一九五一年八月十六日，时年二十三岁的父亲调入政保战线，并长期坚守于此。同年八月二十五日，上海市政府以第 3318 号批复将原侦察处扩大为帝国主义侦察处（简称侦察一处）。处长由马敬铮同志担任，父亲任天主教侦察组组长（一九五三年任副科长，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任科长）。八月二十九日，上海市公安局举办圣母军登记工作训练班，父亲任辅导员。十月八日，市公安局设立圣母军登记处，父亲任登记审查组长，参与审理 “上海圣母军案”。该组织以宗教为掩护从事反新政权活动；一九五一年九月，上海公安抓捕其核心骨干，缴获武器、特工器材及反动文件。同年十月八日，军管会正式取缔该组织并责令成员登记悔改。此案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宗教领域肃反斗争的重要一环，体现了政府维护国家主权与人民利益的决心，也为后来中国天主教 “三自爱国运动” 及宗教独立自主自办原则的确立创造了条件。<br><br>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九日，根据上级 “精简机构” 指示，上海市公安局将政保一处与政保二处合署办公，合称政保一处，编制为两室十科共三百零二人。其中第八科为外国侨民管理科，即今上海市出入境管理局的前身。该科办公地点位于汉口路 200 号，是九江路 201 号圣三一堂的辅楼。圣三一堂是上海乃至全国历史最悠久的基督教新教教堂之一，二零零六年起成为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和中国基督教协会的附属教堂。当时该科科长是王玉琢同志、副科长为吕芳洲同志。一九五九年九月，父亲调任该科科长，直至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七日调赴西藏自治区公安厅支援政保工作。 父亲与弟妹在住宅前合影（石门二路三慰一邨二十三号） 经济科科长陈默然同志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父亲与端木宏裕合影 同期父亲与姑父杨琦合影 父亲工作留影 父亲（左一）工作留影 父亲在江阴港口起获水下枪支时的留影 父亲在 “神医紫竹堂” 案专题展区前留影（反动会道门罪证展览） 1951 年父亲在福州路市公安局留影（圣母军案时期） 一九六六年二月父亲在办公室留影 一九六六年二月外事科干警欢送父亲援藏合影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日父亲与侦缉队同事王琦、韩慕鸽、薛振、陆金发在兆丰公园的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