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一笔学费（24） 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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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田他爷爷收到退回的小黄鱼，想起他父亲，想起他生前的委托～

当年，他父亲作为日本军人参加了侵略中国大陆的战争，在一次战斗中俘虏了一名会说日语的中国军官，这令日军非常吃惊，原来以为土八路都是一帮文盲，没想到居然他们当中还有曾经留学日本的学生。

那位军官 受了重伤，他从怀中拿出了这块小黄鱼，委托他父亲把这块小黄鱼转交给日本的老师，这位中国军官日本留学时曾经得到一位日本老师学费的资助，以此作为最后的一笔学费。

生命的最后一刻，中国军官使尽全身力气用日语斩钉截铁地喊着：打败侵略者！

后来他父亲回到日本后一直郁郁寡欢，那位老师找不到，最后就委托交给了他。本想把小金鱼交给王燕，没想到给退了回来。他现在有点后悔当时的轻率。

现在这个小金鱼他也成了他一块心病。

翻开厚厚的内部宗卷，他了解到当时卢沟桥事变之后，中国留日学生群体中兴起了“归国运动”。从1937年7月7日起，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回国人数便接近4000人。回国之后，他们有的加入国民政府军队，也有的加入八路军、新四军队伍。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积极吸纳留日归国群体。1937 年10 月6 日发布的《八路军政治部关于开展日军政治工作的指示》指出，要充实敌军工作干部和充分利留日归国群体。其中规定：“各师团敌军工作部组织应是得力干部主持工作，并配备适当工作人员，各部分配各部，懂日文的干部、战士做到每团配备二人（以便营独立行动时能配一人），旅一人，师二至三人。

留日学生对日本社会有清醒的认识。延安时期活跃的留日归国群体有的在去日本留学之前，就在左翼社团活动，有的在日本接触马克思主义并积极开展反对帝国主义的活动。

张香山在日本留学时曾因参与政治活动而被捕，李亚农在留日期间也曾因组织“留日反帝同盟”而被日本警方逮捕。根据日本内务省警保局保安课外事系的极密资料，在日本留学的李亚农的活动被日本内务省警保当局所掌握：“日本反帝同盟组织与中国留日反帝同盟相互合作，以同盟会党员李亚农为联络员，建立起共同战线。最后根据日方提案，将9月1日定为国际无产青年日。”1927年7月27日，在东京都杉并区14号召开了“留日反日同盟”代表大会，李亚农当选为代表会议主席，并被任命为宣传部委员。

这些留日归国留学生大都感念日本老师的恩情。在日本的留学经历中，对一般的日本人的印象，如同学、老师、店铺老板、在公园里玩耍的孩童等，也影响到留日归国群体的敌军工作。王学文在1982年出版的回忆录《师从于河上肇先生》中，记载了很多留学时代的回忆。除了对日本朋友的回忆，还有对河上肇先生的描述，如“待人亲切”“谦虚”等，表达了自己对河上肇先生的尊敬之情。他还回忆道，连回国的旅费都是河上先生给的：“我来到老师的家中见到了师母。日本人非常注重礼节，并不是直接把钱拿出来交给别人。师母将钱放在信封里给了我，我打开一看有20日元。可以看出，王学文对在日本生活的16年的怀念，以及对日本朋友和老师的情义。

留日人员对日本普通民众怀有善意。张香山在回忆录中强调了与日本同学之间的纯洁友谊：“那时正处于抗日战争前夜，军部动员了所有舆论来煽动军国主义。我和日本同学一直都是青年之间纯洁的友谊，他们也没有因为我是中国人而敌视或轻视（我），我们依然是亲密的同伴。…… 我们相互之间没有芥蒂，只有青年人的热情与奔放。”这说明，他通过在日本留学，亲身感受到了日本民众和日本军国主义的不同。这种对日本民众的善意，也反映到留日归国群体对日本俘虏的态度上。

抗战时期，日本俘虏香河正男在新四军中接受过林植夫的教育，他回忆道：“林部长50岁左右，日语非常精通。政治部把租来的民房当作宿舍，因为林部长就住在我隔壁，所以每天都能看到他。他为人稳重温厚，非常有人情味，说话也很诚恳。他戴着一副眼镜，很像日本人。”林植夫曾说过：“这场战争必然是日败我胜。这样的话，就可以平安返回日本。为了那个时刻的到来，你们要慢慢等，不用劳动，只要认真学习。”林植夫的日本留学经历和对日本的理解，给日本俘虏带来了一定的亲切感。

八路军常常被描绘为“土匪”“山贼”的形象。而在共产党军队中活跃的留日归国群体大多是曾在日本著名大学留学的精英，日语流利。“土匪”和“精英”之间的巨大反差给日本俘虏带来巨大的心理冲击。据1941年被八路军捕获的和田真一回忆：“在一群穿粗布军服人中竟然有从日本大学毕业的人，甚至还有人曾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副官部留学过，这让我非常吃惊。在敌军工作部工作的甄科长曾就读于早稻田大学。”1939年8月，在山东省堂邑县大李庄战役中，八路军129师逮捕了日本士兵秋山良照，他回忆道：“当时为我翻译以及教我汉语的是谭林夫，他毕业于九州帝国大学，是一位日语十分优秀的年轻人。”谭林夫曾对他说过：“我们做朋友吧，真正的敌人是发动这场不幸战争的日本军阀们。”

日本学者堀井弘一郎曾在战后访谈过多位回国的日本俘虏，他感叹说：“敌军工作部重视启用有日本留学经历、擅长讲日语、了解日本文化习惯和日本人情感的人才，八路军敌军工作部的王学文部长、李初梨副部长和新四军敌军工作部的林植夫部长、李亚农副部长就是典型代表。王学文作为河上肇的学生之一，曾在京都帝国大学研究生院学习。李初梨和李亚农兄弟都是京都帝国大学的留学生，林植夫是熊本五高、东京帝国大学的学生。另外，不太被人们了解的林植夫，据说‘性格温厚说话诚恳’，非常稳重（藤田证词）。李亚农经常邀请日本人去自己家里吃饭（大和田证词）。石堂清伦战后在大连与李接触，认为他是‘有出色人格的人’，‘是知识分子、是自由主义者’。出现在陷入屈辱与绝望的日本俘虏面前的，包括工农学校副校长赵安博以及129师敌工部长张香山在内的很多人，都是共产党首屈一指的知日派知识分子。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