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夕的饺子

金子兰

老哥，你问我以前在纺织厂的日子苦不苦？说实话，苦。可现在要是让我回想起来，脑子里蹦出来的，反倒不是那些愁眉苦脸的日子，而是腊月里那股子混着酸菜味的饺子香。

那是1985年，腊月二十八。昆明冬天的风刮在脸上像刀子，可那天厂办主任老李推开我家门的时候，屋里的气氛比外头还冷。他手里拎着瓶散装白酒，进门也不坐，搓着手，眼神躲闪着不敢看我妈，支支吾吾半天才憋出一句：“嫂子，今年厂里实在没辙了……只能发半个月工资。”

我妈当时正拿着簸箕在扫煤灰，听见这话，手一哆嗦，簸箕“哐当”一声砸在地上。她没哭出声，就是眼圈一下子红了，嘴唇哆嗦着，半天才挤出一句：“老李啊，家里还欠着隔壁张奶奶两百块钱买煤钱呢，这大过年的，可怎么还啊……”

老李叹了口气，把酒往桌上一放，低着头走了。那瓶酒，我妈连碰都没碰。

其实也不光我们家难。那会儿厂里效益不好，两百多号人挤在食堂里开大会。厂长没在台上站着，而是直接站到了饭桌上。他平时挺壮实一个人，那天红着眼圈，声音都在抖：“大伙儿，对不住了！今年厂子困难，但我拿人格担保，过了年，砸锅卖铁我也给大家想办法！”

底下黑压压的全是人，可愣是没一个人起哄闹事。不知道是谁，在人群里喊了一嗓子：“厂长，你也是上有老下有小，我们懂！”

紧接着，不知道谁带的头，食堂里响起了掌声。那掌声不整齐，甚至有点沉闷，但听着特别踏实。大家心里都明白，难，是一起难。

最难熬的除夕夜，还是来了。

我妈把攒了几个月、平时根本舍不得用的肉票全拿了出来，去供销社换了一小块五花肉，剁碎了，和着白菜包了一锅饺子。饺子刚出锅，热气腾腾的，我妈连盘子都没擦，直接端着就往隔壁张奶奶家走。

张奶奶是个孤寡老人，儿女都在外地，平时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我妈推开她家的门，把饺子往桌上一放，笑着说：“张姨，过年了，添双筷子，咱们三家一起过！”

没过一会儿，张奶奶也端了个盆出来，里面是她自己腌的酸菜，黄澄澄的，透着股酸香。老李主任不知怎么也来了，手里还提着那瓶没开封的散装白酒。

那顿饭，我们三家就挤在张奶奶那张掉漆的小方桌旁。没有电视，没有鞭炮，连肉都没几块，可大家吃得比哪年都香。

我妈给张奶奶夹了个饺子，轻声说：“姨，您尝尝，今年肉肥。”

张奶奶咬了一口，眼泪掉进了碗里，却笑着说：“香，真香。越难的时候啊，越得对人好。人帮人，这坎儿就过去了。”

老李抿了一口酒，辣得直咧嘴，却硬撑着说：“嫂子，张姨，你们放心，明年，明年厂子肯定能好起来！”

那天晚上，我们聊到半夜。没有抱怨，没有眼泪，只有酸菜和饺子混在一起的香味，在昏暗的灯光下飘得很远。

后来，厂子改制了。机器卖了，厂房拆了，两百多号人各奔东西。老李下岗后去开了个小卖部，张奶奶前年走了，我妈现在天天在公园里跳广场舞，再也没提过当年欠煤钱的事。

可每次过年，只要家里一煮饺子，我妈总会多盛一碗，放在桌子边上。

我知道，她是在等那些回不来的人。

你说，那段日子苦吗？真苦。可现在想想，那年的饺子，是我这辈子吃过最香的一顿。不是因为肉多，而是因为在那个人人都快撑不下去的冬天，我们谁也没松开谁的手。

人情这东西，平时看不见摸不着，可一到难处，它就成了一床棉被，把你裹得严严实实，让你知道，你不是一个人在熬。

老哥，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