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的侄女周秉德情路坎坷，三次“被分手”，自己驮嫁妆去婆家

八一⭐老黑

周秉德（右）和同学

1963年，已经26岁的周秉德还处于单身的状态，这个年纪即使是放到现在，也是被家人逼婚、催生的年纪，更何况是五、六十年前。

“找对象、结婚、生孩子”这个恐怖的三连问，古今通用，而且环环相扣，家长里短总有问不完的问题，特别是六十年代。

周秉德也面临这个问题，或许是因为伯伯周恩来曾要求她“过了25岁再结婚”，所以周秉德自己并不着急，但是，不结婚和有稳定的对象是有本质的区别的，想给周秉德介绍对象的人都快将西花厅的门槛踏破了。

周秉德的母亲王士琴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团团转，四处托人介绍，毕竟她26岁时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了，而周秉德还是单身。

周秉德是周恩来的侄女，就凭着这个光环，她就可以拥有比别人更好的资源，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自从12岁那年进入中南海和周恩来、邓颖超一起生活后，周秉德反而受到了更多的束缚。

周秉德与周恩来特型演员刘劲（左）及叶剑英之女叶向真（右）合影

周总理向来以身作则，绝不徇私，更不允许家人以他的名义谋好处，周秉德自小就知道，她绝不可以对外说自己是总理的侄女，就连她的父亲周同宇也被总理特别要求安排最低的职务。

总理用自己的初恋故事劝侄女分手

在周总理身边生活，除了可以耳濡目染总理高尚的品行外，似乎并没有其他的好处，甚至很多时候还要因为是总理的侄女而受点委屈。

而前面提到，周秉德都26岁了，还没有对象这事，也和她总理侄女这个身份有关系。

1955年，周秉德从师范学院毕业，考虑到国家需要教师，周秉德放弃了考大学的机会，去北京市朝阳区第三小学做了一名女教师。

周秉德的教师情结源于看了苏联电影《乡村女教师》，便想成为电影中的那位老师，为国家多做贡献，到了岗位后，周秉德尽职尽责，很快得到校长的青睐。

周秉德



当时，区教育局要求学校统计本地区三年内有多少学生要入学，并且还要将人数、名单提交到派出所，而当时负责统计的人正是周秉德，在这次统计活动中，派出所年轻的所长对这个尽职尽责的年轻女教师非常有好感，多次为她提供帮助。

18岁，正是青春懵懂的年纪，遇到一个年轻有为的派出所所长，周秉德也动了少女之心。

当时，区委宣传部需要借调一批年轻的党员去做宣传工作，刚入职不到三个月的周秉德也在被借调之列，走之前，周秉德特意去向年轻的派出所所长辞行。

年轻人之间的感情是很敏感的，即使一个细微的表情，都能被察觉到，更别说“你到区委工作后，我们还有可能交个朋友”这样直接的话语了。

两个年轻人，就这样开始交往了起来。

初恋时，总是懵懂而高兴，不会考虑经济、门第等现实问题，然而，这些问题作为家长的周恩来总理和邓颖超却不得不考虑。

西花亭



周末，周秉德回到西花厅，少女恋爱的高兴被周恩来一眼就看穿了，笑着问道：秉德，是不是谈恋爱了。

另一边摆放碗筷的邓颖超说道：“不会吧，秉德才工作三个多月嘛”。

本来，周秉德计划晚饭后再向伯伯和七妈坦白这件事的，但既然问起了，便只好将她和所长认识的过程，以及自己要调到区委工作的事讲了出来。

听了这话，周总理严肃地问道：“你怎么不当小学老师了，你调到区委，是不是因为我的关系，人家照顾你离城近些。”

周总理向来反对有人打他的牌子办事，希望家里的孩子都能到基层单位去锻炼，不要调到机关，而事实上，周秉德除了在入党申请书上填 了她与周总理的亲属关系外，从没在其他地方表明过她与总理之间的亲戚关系，甚至朝阳区都没人知道她是总理的侄女，自然也不会因此为她开方便之门。

“我完全相信秉德，恩来，你继续让秉德介绍一下那个对象的情况嘛”，邓颖超说道。

周秉德说，所长也是党员，而且工作和群众关系都处得特别好，据说，他父亲当过一贯道的坛主。

周秉德和周总理的合影



一贯道坛主，这合适吗？邓颖超对这个身份十分敏感而担心，周秉德也有点懵，过去，她只觉得找对象，只要两个人志趣相投就行，与对方出身有什么关系呢。

很多人可能会对“一贯道”这个组织有点陌生，这里先介绍一下一贯道。

一贯道创立于晚清时期，是民国时期最大的邪教组织，类似于“传销”，利用老百姓的单纯，编造出一套消灾祈福，追求富裕，长生不老的宗教理论，宣传邪教思想，抗战期间，许多汪伪政权高级官员都曾加入到这个组织中，巅峰时期甚至到了与国、共两党分庭抗礼的程度。

1930-1947年间，“一贯道”在北京、天津、济南、上海等地设了7大总坛，1949年，一贯道在上海拥有基层坛堂1144个，办道人员6200余人，道徒约30万人，人数非常多，范围很广。

发展到了后期，甚至一些人家里设有“一贯道”的道坛，每天都要去参拜。

1950年12月18日，北京全市的警方对一贯道的分子进行逮捕，抓捕工作历时两个月，逮捕道首381人，枪毙反动道首42人，登记点传师720人，坛主4775人，“三才”663人，声明退道者178074人，封闭大小坛1283个。

周总理和夫人邓颖超



相信，看到这里，大家明白邓颖超的担心了，谈恋爱是年轻人必然要经历的过程，但是作为党员，选对象最先考虑的“志同道合”、“家庭可靠性”是很重要的一环。

为了给她进行思想开导，周恩来主动谈起了自己的恋爱故事。

邓颖超与周恩来是一对志同道合的恩爱夫妻，但两人初识时，邓颖超才15岁，像假小子一样在街头演说、演进步戏，而比她大6岁的周恩来去已经立志要振兴中华，献身救国事业了，甚至已经打定主意要独身。

五四之后，周恩来去了法国勤工俭学，并加入了觉悟社，在那里他遇到了初恋女友张若名。

张若名是中国少年共产党成员，又精通法文，所以经常担任主讲人，还将自己的演讲稿整理成文章发表在少共的机关报《赤光》上，这些文章还被编入了团中央介绍马列主义的书中。

因为精通法文，而且是女子，隐藏身份很方便，于是，张若名成了少共组织与法共之间的秘密联络人。

张若名



1924年1月21日，列宁逝世，法国共产党里昂支部决定举行追悼大会，但法国政府不许外国共产党员参加，少共组织决定冒险行事，坚持派张若名参会并发言。

从这之后，警方经常盯着张若名，连续好几次对她进行跟踪和盘问，再加上出身问题，张若名开始在党内受到审查。

两件事让张若名感觉到委屈与不满，张若名决定退出少共，专心读书，学成后再为国家效力。初时，周恩来也试图劝说，不要因为一点委屈就退党，但结果并不理想。

人在受到恐吓时，心里容易产生后退的想法，这也是人的本性，但对于周恩来来讲，他并不这么认为，五四运动以前，周恩来相信教育救国、科学救国，甚至希望中国能像日本一样实现军事救国，但最终这些路线都失败了。

这些失败让周恩来相信“中国要独立富强，只有靠武装夺取政权”。他认定了马克思主义，要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奋斗终身，那么自己的伴侣也必须是纯粹的，而且是志同道合的，能经得起革命的艰难险阻，象张若名这样遇到危险困难就退缩的人，周恩来决不愿意为伴终身。

年轻时的周总理



周恩来和初恋就这样和平分手了，之后，周恩来和邓颖超起到了一起。

事实证明，总理的见解是非常正确的，两个人要想长久地走下去，依靠的并不是初见时的那一秒心动，而是三观的契合，特别是对于革命同志而言，这一点显得尤为重要。

有了周总理的这段现身说法后，周秉德也知道，这段初恋应该结束了，她是一个党员，而且是总理的侄女，这些身份让她在对象的选择上也更加的谨慎。

与苏联留学生有缘无分

六十年代，仍流行早婚早育，谁家里若是有年过20的大姑娘还没有对象，家里人就会特别担心自家姑娘嫁不出去了。

1958年夏天，周秉德在母亲的张罗下，开始了相亲之路，这次给她介绍的是位在莫斯科留学的大学生，小伙子高高大大的，而且健谈，两人相见后，短短的一个月里，约见了几次。

周总理邓颖超和侄子侄女



周秉德甚至将他带到西花厅，让七妈邓颖超给把关。

周秉德没有读大学，自然希望找一个大学生伴侣，这样即弥补了自己没能上大学的遗憾，同时还能鼓励自己不断学习进步，而且在当时，能到苏联去读书的人都是我国看重的优秀、出类拔萃的人才。

周秉德对这个苏联留学生非常喜欢，但想到上一次的恋爱经历，周秉德决定在正式确认关系前，还是向七妈交待一下两人的交往经历，征求一下老人的意见。

当时，周秉德正在密云水库工作，一连给邓颖超写了好几封信，将两人约会的细节、以及她的想法都一一写了进去。

很快周秉德收到了邓颖超的回信，信写得很长，但表达的意思很明确。

周总理和邓颖超



第一，尊重周秉德的个人意愿，但是作为党员，还是要服从组织的安排，要有党性。

第二，你们已经交往了一段时间了，他现在还在学习阶段，你们可以将基础打得更牢固一些，多增加一些了解和考验。

第三，建议周秉德找组织对他再做一些详细的了解，毕竟她个人了解的信息有限。

读完信后，周秉德就按要求一一照办了。

半个多月后，周秉德回到西花厅，正好总理也回来了，两人坐在客厅里聊天，说话间，周总理突然问周秉德：“你的婚姻问题能不能在25岁以后解决。”

周秉德很不解这个问题，她当时23岁了，已经到了法定年纪了，伯伯为什么又提出“25以后结婚”这个要求来呢？

总理这个25岁的提法，还真不是凭空想象，我国是人口大国，建国时是4.5亿，但现在才过几年，就已经发展到了近6亿多人口，而国家的工业、农业发展并没有跟上人口的增长，而且当时并没有实行计划生育，以这个人口增速来讲，要想实现国家富强这个目标，人口控制是无法躲避的问题。

个人揣摩，没有子女的总理夫应该还有一点私心，就是实在不舍得让这个视若亲生女儿的侄女早嫁。

周总理



六十年代，国家已经意识的人口问题，但对中国国情来讲，要想一朝一夕改变面貌是不可能的，况且那时计划生育并没有成为基本国策，所以周总理也只是询问周秉德是否愿意推迟结婚。

听总理分析完道理后，周秉德毫不犹豫地答应道：“您有这个要求，我肯定这样做”。

谈完话后，总理和周秉德一起去北戴河，看望邓颖超。

在北戴河，邓颖超谈起了上次那个留学苏联的大学生。自从接到周秉德的信后，邓颖超便托驻苏联大使馆留学生处去了解他的情况。

得到的回信让邓颖超十分不安，这个留学生学习很好，也很优秀，但是却比较自私，在学习上不愿意帮助他人，而且和苏联女孩接触也比较随便。

邓颖超说得委婉且平静，并没有明确表示反对他们交往，只是淡淡地说：“是否要继续交往？你自己考虑”。

但是从邓颖超的描述来看，她明显不赞成他们继续交往，也认为这个小伙子不太理想，周秉德也知道，这些信息是七妈和伯伯认真打听后的结果，一切都是为了她好。

周秉德当即表示和他分手。虽然语言上断得干脆，但是一段充满期待的感情就这样无疾而终，周秉德的内心多少是失望的。

周总理和邓颖超



邓颖超也看出了周秉德的失落，第二天，主动拉她逛街，要送她一个小礼物。

当时，邓颖超和周秉德到了一个小商店，店里的铁皮饼干盒特别精致，这种盒装饼干对当时周秉德的收入来讲，绝对是奢侈品。

邓颖超特意给她挑了一个黑地红牡丹的，这个盒子周秉德视为宝贝，一直珍藏着。

一段爱情的结束，就是另一段感情的开始，或许是和苏联留学生有缘，不久之后，从苏联留学回来的孙新世给周秉德介绍了一个上海小伙，而且小伙子有一个妹妹也在北京读大学。

孙新世直接将他们兄妹俩领到了西花厅，周恩来一见这兄妹就特别喜欢，特意拿出100块，让孙维世姐妹安排到四川饭店去吃饭。

吃饭中，周秉德了解到，这个小伙子家里是资本家，在那个时代，家庭出身是很重要的，资本家就如同列入另册，为了不给伯伯的亲属关系中增加复杂因素，这段感情还没有开始便宣告结束了。

聂力和聂荣臻元帅



就这样，一直到了26岁，周秉德从一个黄金少女，变成了大龄剩女，周围的人更急了。

有一天，聂荣臻的女儿聂力塞给她一张年轻军官的照片，照片上的人满脸阳刚之气，长相英俊，而且也是从苏联留学回来的。

当时从苏联回来的留学生，很多都被安排到军队科研单位，基本上都是正排级干部，而照片中这个小伙子是同类留学生中的佼佼者，一回来就是副连级。

两人相见后，周秉德更佩服聂力的识人能力，这位小伙子个高肩宽，眉清目秀，成熟却不缺乏热情，稳重又不失幽默，两人一见钟情，在接触后谈得越来越投缘，在不知不觉中，陌生和拘谨已经消失的无影无踪。

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两人已经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周秉德觉得过去那几段感情的不成功，都是因为最好的那个人没有出现。这人成熟又热情，有上进心而且又懂得关心人，是个十足的完美老公人选。

对于这段感情，周秉德很是认真，而且对他也进行了细致的了解，各方面都符合要求，她相信伯伯和七妈也会喜欢他的。

周总理



象往常一样，周秉德将处对象的事如实向七妈说了，她本以为七妈一定会祝福她找到真爱的，然而过了几天，邓颖超和她一次谈话，如同晴天霹雳，劈碎了她。

在一个深秋的晚饭后，邓颖超让周秉德陪她到院子里走走，深秋的北京，一入夜便凉，周秉德担心七妈被风吹凉，说道：“我们就是客厅里聊吧。”

邓颖超执意要去院子里边走边聊，周秉德拗不过，只得拿了一件外套和围巾给邓颖超披上。

周秉德挽着邓颖超在西花厅的小路上慢慢地走着，邓颖超想了很久，终于还是说了出来。秉德，我知道聂力给你介绍的对象非常优秀，你们又谈得不错，但是你们能不能断了。

周秉德已经预感到了邓颖超要说对象的事，但她没想到提出的要求是让她分手。这个要求并不是邓颖超无理取闹，而是她经过深思熟虑的结果。

当时，中苏关系已经破裂，苏联的特工组织正在千方百计地从留学生中找他们可以利用的人，刺探中国的情报。

过去曾在白区工作过的周总理和邓颖超对情报工作的重要性深有体会，敌人最擅长的就是利用亲属关系从内部攻破防线。

周秉德的对象正好也是苏联留学生，必然会认识很多苏联同学，如果他们一旦成了夫妻关系，特工们自然会将目标瞄准他，利用他经常出入西花厅的机会刺探情报。

尽管这事不一定会发生，但只要成为夫妻就存在这种可能，作为国家总理，不能让这事有任何可能。

沈人骅



讲到这里，周秉德也明白了为什么七妈一定要冒着冷风去院子里说了，她担心隔墙有耳，只有在院子里谈才是最安全的。

周秉德在《爱情不能承受之轻》里写道：“我已经不记得后来以什么理由拒绝了那位青年军官，但是，我们的交往确实说断马上就断，说停马上就停。从此，我对所有再找上门的留苏学生一律关上了感情之门，中苏关系日趋紧张，注定了我与留苏学生有缘无分。”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终于遇到对的人

1963年，周总理的警卫秘书何谦夫妇，将自家楼上沈家的孙子沈人骅介绍给了周秉德。这一年沈人骅已经33岁了，在那个年代，33岁还没成家的人实属罕见，更何况还是一个身高1.8米，大尉军衔，会四国语言的钻石级单身。

沈家与何家相处多年，何谦只知道沈家有一个女儿，却不知道还有一个当兵的儿子，直到沈家爷爷去世时，才见到这个当兵的孙子。

沈人骅的父亲是留德的医学博士，整个国务院宿舍里的老老小小病了，都去找他，几乎人人都认识他、尊敬他。

周秉德一眼就相中了朴实、和善的沈人骅，而沈家也看中周秉德面善心好，两人相处后不久，周秉德将沈人骅带到西花厅，从聊天中邓颖超才知道，沈人骅的爷爷居然是大名鼎鼎地沈钧儒老先生。

沈钧儒



周秉德也很吃惊，相亲前，两人一个不知道对方是总理的侄女，一个不知道是沈钧儒的孙子，或许，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沈钧儒与周总理自1937年在南京初见相见后，便成了忘年交，尽管两人相差了20多岁，却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

抗战时期在重庆，沈老爷子有什么重要的事，都愿意到曾家岩去找周恩来，听听共产党的意见，甚至多次提出要加入共产党，考虑到老人在党外为国家发挥的作用更大一些，所以一直到老爷子去世，仍是党外布尔什维克。

更为巧合的，沈人骅的姑姑沈谱在重庆时，她的上级正好是邓颖超，而沈谱的丈夫范长江的上级却是周恩来，由于他们与上级之间都属于单线联系，所以彼此一直不知，直到结婚后，两人才发现对方都是共产党员，而且他们的领导居然也是一对夫妻。

沈家个个都是对共产党的有功之人，而且沈人骅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青年军官，对于这样的结合，周总理自然是极力赞成。

周总理



1964年春天，周总理特意将沈人骅叫到西花厅，虽说早知道了总理是周秉德的伯伯，但是要去见总理沈人骅仍然紧张得直冒汗，一见周总理走进客厅，沈人骅“腾”的从沙发站起来，恭敬地行了个军礼喊道：“总理好”。

周总理点点头，握着沈人骅的手带着笑问道：“人骅，你是不是比秉德的年纪小？”

“我大，我比她大7岁！”人骅很认真的回答周总理。

“看不出来，你长相英俊，样子比秉德还显得年轻嘛！”

饭桌上邓颖超关切地问道：“我记得兵役法规定，独子不当兵，你是独子，怎么破例了？

沈人骅老实地回答道：“抗美援朝时，我在大连工学院读无线电专业，只想保家卫国是每一个中国人义不容辞的责任，就报名参军了。

总理又问道：“你妈妈姓什么，哪里人呢？

我妈妈姓张，浙江海盐人。沈人骅回答道。

海盐人，那和张元济他们家什么关系呢？总理带着疑问地问道。

张元济是我妈妈的堂伯父。沈人骅回答道。

张元济是中国商务印书馆的创始人，商务印书馆对我党的贡献也是人所共知的。

沈家与总理的渊源自我党建立之初便开始了，周总理也没有想几十年后，这种渊源居然会在两个年轻人身上得以延续。

周秉德与沈人骅结婚照



1964年国庆，27岁的周秉德与34岁的沈人骅正式结婚。

邓颖超则操心更多实在的东西。她没有孩子，把周秉德当作自己的女儿看待。这趟婚事，她亲自张罗了不少嫁妆：缎子被面、床单、被褥、枕套、毛毯等日常用品一件件准备得很细，一应俱全，既实用，又不过分讲究。她考虑的，是小两口婚后立刻能过得“有板有眼”。

周秉德用纸盒包装好，捆在自行车后座上，直接一股脑全送到了婆家，婆婆张氏直笑：真是时代不一样了，新媳妇都自己上门送嫁妆了。

这一幕，放在当时的北京，并不算多么“惊天动地”。但考虑到新娘的身份，这种选择就显得格外醒目。一位总理的侄女，不坐车、不摆队，自行车驮嫁妆进婆家，既是生活态度的自然延伸，也是一种无声表态：高级干部子女不搞特殊，婚事要节俭。

沈家长辈看到这一幕，颇为感慨。等到了家门口，邓颖超也专门抽空登门道喜。她和沈家的老人坐在一块儿，叙起往事，从抗战聊到解放，从统一战线聊到法律建设，不知不觉就把两家的历史又串了一遍。有人感叹：“这算是两家的缘分延续下去喽。”

婚礼当天，没有司仪，也没有冗长的程序。大家简单合影，吃饭、聊天、祝福，更多的是一种轻松和自然。年轻人并没因为两边长辈的名头而显得拘谨，他们很清楚：接下来真正要面对的，是日复一日的平凡生活。

周秉德与沈人骅



周秉德与沈人骅新婚不久，沈人骅的工作调动到了西安，周秉德也跟随丈夫一同前往西安，在西安市轻工业局人事科担任干事。

当时，为了精简北京人口，夫妻双方一方不在北京，另一方也会被调离北京，重新安排工作。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周秉德一直担任干事，从未提出升职的要求。

然而，一场大风暴打破了她平静的生活。周秉德在入党志愿书中只填写了自己的伯伯是周恩来，但其他关于她的简历中坚决不提这段关系，因此除了看过她档案的人事科科长外，其他人都不知道她的身份。

当时，周秉德在风暴中被抓起来问话，连续被关了好几天，身上还被泼冷水。然而，周秉德始终一言不发。好在她并不是什么官，所以最终被释放了出来。

知道她身份的人事科长对周秉德感叹道：“秉德，如果你说你是周总理的亲侄女，他们就不敢再关你了！”

周秉德坚决地摇了摇头，她牢记着自己对伯伯和七妈的承诺：在工作中绝不会提及自己是周总理的侄女，而是依靠自己克服困难，扎实地做好工作。

周秉德与沈人骅



几年后，沈人骅的工作地点转移到了贵州遵义，周秉德也带着两个孩子搬到了那里。他们的工作地点是一个军事工厂，距离遵义城区近百公里。

他们住的地方离工厂有3公里多，条件非常艰苦。尤其是冬天，零下10多度的严寒令周秉德和两个孩子难以抵挡，但是，破旧的房间既没有暖气，也没有炉子。

周秉德用煤灰自制煤球，常在门口忙碌。一天，她煤气中毒差点丧命，当时她和沈人骅工作时间不固定，孩子只能独自玩耍。

晚上，他们常常蹲在门口的煤堆上等父母回家。周秉德在那里生活了一段时间，常听到别人说她是周总理的侄女，她和丈夫从不提这事儿，不知是孩子无意中透露了这个秘密。

周秉德静静地听着，旁边的人突然开心地笑起来：“不可能吧，周总理的侄女会和我们这些普通人一样，来到这么艰苦的地方？

八杆子打不着，她只是姓周而已。”对于别人的冷嘲热讽，周秉德毫不在意。这些年来，她一直把自己当作一个没有任何特殊之处的人。

周秉德心里想：既然身边的人能在如此艰难的环境中坚持下来，自己又有什么理由抱怨呢？如果说有什么特殊之处，那就是作为周总理的侄女，在吃苦耐劳方面，自己绝不能输给任何人，不能给大伯丢脸！

在遵义生活了3年多后，沈人骅的工作又重新变动到了北京。按照部队的规定，周秉德也可以跟随丈夫回京。回到北京后，周秉德立刻去西花厅看望伯父和伯母。

结婚后，周秉德随着沈人骅一直在西安、贵州、北京等多地辗转，两人的感情一直非常好，育有两子。

周秉德、沈人骅和其子与邓颖超



周秉德经历了多次感情挫折后，终于找到了对的人，或许有人会说，周秉德太听话了，连婚姻都不敢做主，但对于周秉德来讲，她首先是个党员，其次她还是总理的侄女。

恋爱对于她而言不是普通人的家事，她必须要顾全周总理与邓颖超的大局，不能给伯伯造成一点点不安全的机会和可能，她从小受到的教育也告诉她：党和国家的利益是第一生命。

即使现在，周秉德也多次在公开演讲中提到她的爱情故事，言语中她对伯伯和七妈仍充满感激，是他们给了她成熟的爱情观和人生观，也是他们，她找对了那个伴她一生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