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挑战整个语文教育界的实验：当育才中学把课堂变成“茶馆”

清歌视野

1982年夏天，上海育才中学的高考录取榜贴出来时，围观的人群里发出一阵惊呼——参考学生100%考进大学，上海市文科第一名、理科第二名均出自这所学校。更令人错愕的是，这所学校不搞题海战术、不参加统考统测、甚至取消了期中期末考试。人们好奇：这所重点中学到底在做什么？ 答案是：他们用《西游记》和《水浒传》替换了语文课本，把课堂变成了“茶馆”。 这件事发生在1980年代的上海育才中学，由校长段力佩主导。而他启动这场实验的契机，却是一个让他深受刺激的反馈——曾有育才毕业生回校坦言：“进入大学后，自学能力比其他中学毕业生差。”这句话刺痛了这位教育家，也让他下定决心，要培养真正能“自己走路”的学生，而非依赖教师灌输的应试机器。 --- 　　教材编排上，初中语文以古代白话章回小说为主体，按“从具体到抽象、从简单到复杂”的序列逐年递进：
　　· 初一上学期：选用《西游记》的部分章回。这部小说“较儿童化”，富于想象力和童话色彩，适合初入中学的学生。 　　· 初一下学期：选用《水浒传》的部分章回。讲述农民斗争，语言通俗，情节连贯。 　　· 初二上学期：选用《老残游记》和《镜花缘》中的章回。 　　· 初二下学期：选用《儒林外史》中的部分章回，开始涉及对知识分子的描写。 　　· 初三上学期：选用《红楼梦》中的部分章回。 　　· 初三下学期：选用《三国演义》中的部分章回。 选材原则被段力佩概括为“循序渐进、反复加深、形象为主、饶有兴味”。高中阶段则转向文言文：高一选《史记·列传》及其他史书列传，高二选策论、书记、杂记及自然科学著作，高三选诸子哲学与史论。在课时安排上，学校以约三分之二的时间学习自编古典小说教材，三分之一的时间用“一次多篇”的方式完成统编教材学习。 这场实验并非一蹴而就。早在1963年，段力佩便亲自抓初一（3）班进行教学方法改革，与各科教师共同探索。1977年下半年起，学校先后抓了五个班试点。在取得初步成效后，整个初中阶段全面推行古典小说教材。实验范围经历了“试点班→全校（初中为主）”的渐进过程。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上海市著名的重点中学，育才并未单独设立“重点班”搞“盆景式实验”——段力佩的思路是面向全体学生进行系统性教改，全校统一使用自编教材，统一采用茶馆式教法，统一废除期中期末考试。
　　教学方法上，采用著名的“读读、议议、讲讲、练练”的“茶馆式”教学法——教师退居引导者，学生成为真正的读者，在讨论中理解文本、碰撞思想。写作训练则鼓励学生续写、改写、评点，于是出现了那些充满灵性的“故事新编”，如《孙悟空东游记》《孙悟空游上海动物园》《师徒游宇宙城》等——那是少年与经典碰撞后自然迸发的火花。
--- 这场实验的效果如何？从当时跟踪反馈来看，育才毕业生进入大学后，各大学教师普遍赞扬他们“自学能力强，善于发挥创造性思维”——这恰恰是段力佩当年启动改革的初心所在。而在80年代高考恢复后，育才中学的升学率持续惊人：1982年100%考进大学，1983年仅2人未被录取，1984年又是全部录取。这些数据有力地证明：培养自学能力和创造性思维，非但不损害应试表现，反而能在更高层次上超越应试。 然而，这样一场看起来成功的实验，最终并未推广开来。 其一，可复制性极低。段力佩是教育家型校长，能统筹全校师资、自编讲义、自主考核。普通学校既无此魄力，也无此条件。整本书教学对教师的文本功底和课堂驾驭能力要求极高——讲好一篇短文容易，讲透一部《红楼梦》则是另一回事。 其二，与评价体系的根本冲突。中考、高考考的是知识点细碎的标准化试题，而整本书阅读培养的是整体感知和综合素养。实验班的学生能写出锦绣文章，却在基础字词、文学常识等单项考核中未必占优——这在应试主导的时代，几乎构成了“政治不正确”。 其三，阅读量与阅读面的两难。有学者分析指出，育才整本书阅读方式的本质还是精读、片段阅读，一学年只能精读一两本书，难以满足学生广泛阅读的要求。当信息时代来临，“一本书读一学期”的模式显得奢侈。 其四，时代语境的变迁。80年代学生课余接触的娱乐极少，能静心啃古书；今日学生面对屏幕与碎片信息，沉浸于半文半白的章回体小说已非易事。
而除此之外，实验自身的命运还受制于更深层的历史偶然与必然——
　　关键人物的退场。 1984年，段力佩退居二线，实验也随之告一段落。像他这样拥有绝对权威和个人魅力的教育家，其离场几乎是实验无法被完整继承的最大变量。 　　历史的断裂。 实验其实在1966年“文革”爆发时就曾被迫中止，育才经验被贴上“黑教改”标签，段力佩本人也遭到批判。直到1977年后，他才能在初中阶段恢复并全面推行。这种因外部环境造成的中断，让实验的发展脉络出现了难以弥补的空白。
　　模式之争。 这场实验本质上更偏向教学方法的改革，而非彻底的教材改革。当时教育界普遍信奉“怎么教比教什么更重要”，段力佩著名的“八字教学法”在数学、语文各科通用，核心是针对“满堂灌”的弊端。这导致人们记住的更多是“茶馆式教学”的模式，而古典小说教材本身没能随之固化为可推广的体系。
　　时代的悖论。 虽然1982-1984年近100%的大学录取率让实验极具说服力，但在更广范围内，一场改革要推广，最终要面对的是全国统一的高考和标准化的评价体系。当大多数学校还在为知识点和升学率挣扎时，育才这种高度依赖师资和校长魄力、“不追求升学率反而提高升学率”的理想模式，在当时显得过于超前。 --- 回望这场实验，它的价值不在于提供一套可照搬的模板，而在于留下一种精神姿态：敢于把教育从僵化的标准答案中解救出来，信任经典本身的力量，也信任学生的理解力。 真正的问题或许不是“为什么没有推广”，而是“我们有没有继承其精髓”。当我们看到如今“整本书阅读”已成为新课标的重要内容，越来越多的学校开设“名著导读”课，越来越多的考试出现整本书阅读题型时，应该承认：那场80年代的教学实验，不是失败了，而是太超前了。它像一颗提前播下的种子，等待了三十年，终于等到了适合发芽的土壤。
教育的变革从来不是推倒重来，而是让先行者的火种，在合适的时候照亮更多人的路。育才的探索，正是这样一簇不灭的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