巧探嵊泗岛

吴元浩

1943年1月下旬，祖父接到粟裕司令的指示，要求海防团“接通苏南、浙东的海上交通线。”这主要是指从海防团驻地弶港周边活动区域，开辟一条连接苏中与苏南、浙东抗日根据地的海上秘密通道。这条线也被称为连接“苏北-上海-浙东”或“苏中-浙东”的“海上生命线”。其战略意义在于，打通了苏北港口后，海防团的船只就挺进了长江口，与苏南地区进行对接。主要目标区域：上海及苏南的沿江地区（如浦东等），秘密运输各类物资，最终要实现与苏南抗日根据地的联系，为陆上反“清乡”斗争提供海上支持。

交通线延伸至浙东的广阔海区，最终目的地为浙东抗日根据地，从而将物资和人员从苏中、苏北安全送达浙东。海防团的航线可以跨越江苏、上海、浙江的广阔近海，涉及长江口、杭州湾等海域，远至嵊泗、泗礁一带的海区开展活动。

当时任海防团副团长的祖父吴福海与其战友赵葵、顾柏同志，积极利用其社会关系开展统战工作，为整个交通线的建立和物资采购做出了自己的努力。为此，祖父曾撰写了回忆文章 《巧探嵊泗岛》，该文被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回忆史料——苏中军区海防团》转载。

1943年1月下旬，我接到苏中军区粟裕同志“开辟通往苏南、浙东海上交通”的命令后，赶到四分区如东县的苴镇，与陶勇司令员讨论实施办法。陶勇写了一封信给原国民党南通、崇明、启东游击司令（后改为我启东自卫军司令）陆洲舫，要陆洲舫找关系，以做生意为名，打通浙东、苏南的交通线。我带了陶勇的亲笔信和两个能文能武的团参谋（一个是联络参谋赵葵，一个是作战参谋顾柏）来到启东和合镇的东边，与陆洲舫会面。

陆洲舫原是贩私盐的小头目，日寇侵占上海后，他捡起国民党军队失散的枪支，组织起游击队，扩展到崇明、启东、海门等几个县，投靠国民党地方实力派李长江，被封为“游击纵队司令”。李长江投降日本当了汉奸。陆洲舫也落海为匪，挂了一个“国民党崇启海游击司令”的空牌子。陆与海匪、国民党均有联系。所以我们决定利用他与各方面的关系打开通往苏南、浙东的海上交通线。
我到陆洲舫处后，当即交了陶司令的信，陆忙设宴招待，并将他所属大队以上的头目全部招来，与我们相见。陆还将儿子过房给我，并行了过继礼。
第二天，我与陆洲舫商量打开浙东交通线的问题。陆说：“在舟山的泗礁山有一个结拜兄弟王宝龙，他是那一带的‘海巴子’，又是一个维持会会长。嵊山也有个结拜兄弟叫潘兆才，他是上海浦东沿海一线国民党忠义救国军司令张阿六部下的一个大队长，率部驻在嵊山。你们到那里可以找他们两人。”后来我决定以“陆洲舫崇启海游击司令部参谋长”的身份，代表陆洲舫洽谈沟通南北海上贸易事宜，以双方在对方地盘上互相建立商行为由，前往泗礁、嵊山。
我与赵葵、顾柏等住在郁家村，通过陆洲舫的大队长朱定斋的介绍，收了五六个当地的船老板为学生，并与郁家村的知名人士结拜为兄弟，开展抗日统战工作，为打开通往苏南、浙东线做好准备工作。
当年春节刚过，我身穿长棉袍，头戴礼帽（商人打扮），侦察参谋顾柏和联络参谋赵葵也分别打扮成“账房先生”和“帮办”，乘陆洲舫的大队长朱定斋的船，与朱的弟弟朱定香（船老大）和两个船工共八人，带上几支驳壳枪，以作防身武器。另带了浙东的短缺物资，包括杀好的棚猪（冻猪）十多头和黄豆四五百斤。在一天下午，由长江口边的小港出海，乘风破浪，向泗礁山进发。

在船上，我与顾柏、赵葵作最后商定，明确任务和分工：我以陆洲舫参谋长的身份，与泗礁山和嵊山的渔会及“维持会”等上层人物进行谈判；赵葵负责了解两地的情况、群众的思想状况和“维持会”的内部情况，发现和争取同情新四军的进步人士；顾柏负责两地的地形观察，并测绘地图，侦察上层人物与日、伪、顽的关系。同时要求朱定斋负责联系，朱定斋和船老大负责看守船只，做好以防万一的应变准备。

第二天早上，船到了泗礁山。朱定斋先到“维持会”通报联系。“维持会长”王宝龙派了他的儿子及两个青年到码头迎接。我带着赵葵、顾柏，大摇大摆地跟在他们后面。王已恭候在门口，一见我们便迎了上来，一同进了“维持会”住处。


我拿出陆洲舫给王宝龙的信件，经过两天紧张的谈判，终于达成了口头协议：（1）双方同意在陆洲舫驻地和泗礁山开设商行，进行海上贸易；（2）陆洲舫的商船进入泗礁山海面，如果在“维持会”的管辖范围内发生事故，将由泗礁山“维持会”赔偿一切损失；（3）泗礁山的商船到达通启海游击司令部的范围内，如发生海匪抢劫等事故，将由陆洲舫赔偿一切损失。同时默许双方来往的贸易船只可带少量武器，以防海匪抢劫。联络参谋赵葵与“维持会长”的两个儿子接触，从谈话中发现他们对新四军比较同情，就向他们讲了许多新四军如何英勇杀敌的革命故事，晓以大义，激发他们的爱国热忱，使他们开始懂得一些革命道理。侦察参谋顾柏在“维持会长”的儿子陪同下，借游泗礁山风景为由，站在泗礁山的制高点，暗暗地绘测了全岛的地形图和附近海面的小岛，标明主要的河道港湾。此举被维持会长的小儿子发觉，顾随机应变地说：“这是为我的老板今后在这里开行设点作准备，不明地形是很难办的。”维持会长的小儿子说：“这不用操心，我家里有一幅很详细的泗礁山地形图，你看了就清清楚楚。”顾柏同志欣然同意，并在“维持会长”家里将地图如实绘制下来。


在泗礁山的三天三夜里，我们经过紧张的工作，胜利完成了任务，为新四军开辟浙东建立第一个立足点做好了准备。


嵊山是上海浦东土匪头子、国民党“忠义救国军司令”张阿六的统治区，驻有一个大队的武装。大队长潘兆才的弟弟潘兆德为岛上的“维持会”会长。此外，还驻有国民党的特务机关及汪伪的特务，敌情极其复杂。


我与两个参谋等人拿了泗礁山“维持会长”王宝龙给潘兆才的书信（王与潘是结拜兄弟），仍乘朱定斋的船到了嵊山。当天下午，船到嵊山后，朱定斋先到潘兆才处通报。潘在码头迎接，把我们带到他家里。我交上王宝龙的信件，潘问了一些陆洲舫的事后，便设晚宴为我们接风。


潘兆才的弟弟潘兆德是个阴险诡诈之徒，与汪伪有密切的联系。他在酒宴上说：“陆司令是喜欢讲排场的人，他与警卫连一出动，一二百辆自行车前呼后拥，好大的威风呀！”接着带着明显不信任的腔调说：“参谋长在陆司令处，是个显赫要官，这次来也未免打扮得过于‘谨慎’了一点吧！”他把话锋一转说：“听说陆司令与共产党新四军还有来往，不知真否？”我听了哈哈一笑，点上一支 “三炮台”香烟，沉着地说：“陆司令在新四军四分区的管辖范围，要想在那儿站住脚跟，就不得不与之周旋了，这正是陆司令高于一般‘绿林’之徒的明智之处。兆德兄处于陆的地位，怕也未必能保全自己的势力，甚至性命也难以保住呢！”接着我又说：“我们这次来，为了不引起人们的注意，不给自己招来麻烦，在穿着上就不宜过于显眼，这是我们陆司令再三叮嘱的，没想到引起了兆德兄的怀疑，岂不辜负了陆司令这一番用意？如果我们是新四军所派遣来的，那么在服装打扮上一定会富丽堂皇。那么你们就不会怀疑我们是新四军了，是这样吗？”潘兆才忙说：“不要听我弟弟的话，我没有这样想法。他这个人就喜欢多疑。”


潘兆才为了缓和一下矛盾，提议到戏院看戏去。我当即表示感谢，便在潘兆才的陪同下，到戏馆里看戏去了。


潘兆德仍不死心，秘密布置人员进行调查，做好下毒手的准备。朱定斋从潘兆德的手下人处知道这一动向后，急忙让朱定香（船老大）和船工随时做好开船的准备，并赶到戏院，向我作了报告。


在戏院里，我们并没有真正看戏，而是仔细用两眼扫视可疑之处，思考如何利用潘兆才这个草包，既要完成谈判任务，又要安全脱险。当朱定斋悄悄讲了情况后，我决定住在潘兆才的家里，利用夜间继续谈判，并借口一路疲劳，加之宴席饮酒过量，想早些休息。潘兆才没有过多思考，也就陪同回到他自己的家中。


在潘家客厅里，我趁机说：“兆才兄与陆司令是多年结拜兄弟，陆在我们面前经常推崇说你英雄豪杰，够朋友。这次见面，果不虚传，英雄胆量，义气第一，使我们非常敬佩。可是兆德兄有些过于小心，不太讲情义，使我们很觉遗憾。”潘兆才听了这些吹捧他的话，大有腾云驾雾之感，连忙故作谦虚道：“小弟承蒙过奖，不过小弟最爱讲的就是江湖义气，对于这点我倒也乐于承受。”呷了一口茶，猛吸几口烟，得意地吐着烟圈，肥胖的身体在太师椅上摇晃着，仿佛已升腾到九霄云外。我又说：“我们这次来，一是代表陆司令问候于您；二是想在贵地开设商行，便于海上贸易；三是邀请你也在我们那里建立商行，做到南北贸易畅通，互不吃亏，不知尊意如何？”潘答道：“我原就有此意，就怕江北新四军知道，不但商行办不成，就连性命也丢掉，正如你老兄在酒宴上所言。”我又进一步说道：“我们深知贵处缺少猪肉、黄豆、棉花、粗盐和山芋干，而在我们那里是绰绰有余。以这些物资作为贸易，贵处想来是不会反对吧？我们那里缺少细盐和大米，很希望你们能在我们那里建行。我们负责人员与财产的安全，如有意外，将由我方负责赔偿。”潘听后喜出望外，忙说：“你们在我这里开商行，如果发生意外，也由我们来赔偿一切损失。”为了表示现在说的话没有任何改变，我和潘按江湖一套方式双方各伸一指，相钩为证。我趁势说道：“好！好！好！还是兆才兄有魄力、有胆识，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潘不等我讲完，接口便说：“我如食言，天打五雷轰！”我说：“兆才兄言重了，我们怎么不相信潘兄呢？不过你弟弟是否愿意，倒是要请您多做工作了。据我手下人说，兆德兄硬说我们是共产党、新四军派来的，要扣留我们的人和船，岂不冤哉！”潘兆才听后，一面派人查问，一面拍胸担保说：“你们的人和船，由我负责保护，任何人都不敢动你们一根汗毛。现在时间不早了，你们休息吧！”


第二天早饭后，在潘兆才的陪同下，我们来到码头，与潘兆才告别。我说：“此行有兆才兄相助，没有枉跑一趟，所定口约勿忘，改日再来面谢！”说毕登船，乘着落潮，扬帆而去，安全返回原地。


（原载《海防史迹》第二集，上海市新四军暨华中抗日根据地历史研究会海防委员会编，1994年7月，第35 — 40页。）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原华中海防纵队老同志探望我祖父吴福海（前排左三），祖母潘文俊（后排右二）和我父亲吴光伟（后排右一）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父亲吴光伟（右一）与原华东海军第一纵队战友沈旦华（中）、单惟青（左）在我的家中合影 前排左七为祖父吴福海 前排左二为祖父吴福海 前排左七为祖父吴福海 前排左三为祖父吴福海 前排左四为祖父吴福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