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任安书》读后感

闲樵

导语：《报任安书》是司马迁受腐刑后忍辱写完巨著《史记》之后，在身心俱疲亦俱碎之时的心迹外露，每一个字都无比美丽，美得令人心碎而不忍直视，因为每一个字都是一个将死的伟人把自己的伤口重新撕裂后的鲜血迸发而成的，读之无法平静又不得不平静下去。

每次读《报任安书》，总想写点读后感，却每次都不敢下笔，生怕误解了作者司马迁，近来再次反复吟读，心潮澎湃，泪湿衣襟，我想多少也该读懂了司马迁一点点心思了吧。因为李陵生降辩解触怒汉武帝而受宫刑，司马迁没有选择当时士大夫阶层皆认同的就死，而是选择了连自己都瞧不起的苟活，因为他认为自己还背负着一个伟大的历史使命———“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没有完成，直至“已著成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才觉“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肉体上的司马迁已经死了却还活着，仅仅作为写作能力的载体而活着，灵魂上的司马迁欲死却不得已而活着，活得极度痛苦而屈辱，宫刑后的司马迁是一个既活着又死了、既死了又活着的矛盾体，无悔亦有悔不？大凡讲不悔的其实内心是多少带有点悔意的，受刑过去近十年，司马迁内心深处蓦然生出一种无可奈何的悔意，对于自己的苟活似乎无形之中冒出一缕终身难解的怀疑，所以才会反复在信中向任安也是向世人亦或是向自己解释某种生死观——“人固有一死，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趣异也”。

当死而未敢就死之人不计其数，其初衷各不相同，临了回首，酸甜苦辣悔，各知其味，各有其理，司马迁最初的理由还被写完《史记》后的自己认可吗？我们无法揣测，司马迁本人也在为自己找理由：“盖文王拘而演《周易》；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扺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但他也认为这个理由已经不够充分了，所以他在信中又反复提及“不可为俗人言”之意，“钟子期死，伯牙终身不复鼓琴，士为知己者用，女为悦己者容”，认为后世一定会有一部分人不能理解自己的选择，他把这部分人归为“俗人”，把认同自己选择的这部分人归为“知己”。其实，后人读到《史记》，都会理解并赞同司马迁的选择，并认为他的选择是伟大的，会在“文王拘而演《周易》；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后面加一句“子长宫刑而有《史记》”来肯定其选择的历史价值。

读《报任安书》，通篇能感受到两个字：痛和辱，于痛是那种锥心的痛：“祸莫憯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诟莫大于宫刑”，四个“于”字，层层递进，最后落于宫刑，这不是修辞上的排比，这是一个受伤之人深夜里独自清点自己伤口时的泣血清单，这种痛不是生理上简单而刺激的剧痛，是那种来自灵魂深处极度绝望的痛，“刑余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世也，所从来远矣”，这并非一般人的妄自菲薄，这是博古通今的太史令比任何人都清楚，宫刑后的自己已经被判了社会性死亡，自己还活着，但在世人眼里，他已经死了，甚至比死了更令人唾弃，“自古而耻之”。于辱是那种极致且久传于世的辱：“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最下腐刑极矣！”十“辱”相比，“辱”之最为自己所受的腐刑，何其辱也，痛辱交织的司马迁“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隔着时空都能感受得到司马迁撕心裂肺痛辱之下生命无处也无法安放的绝望，生死犹豫之间而言曰：“死日然后是非乃定”。

《报任安书》也是《史记》的导读，不读此信就无法真正读懂《史记》，屈原、贾谊、韩信、李广等这些“发愤”的悲剧人物，司马迁写起来笔笔带血，字字着辱，句句是痛，因为他写的就是自己。屈原的“举世皆浊我独清”何尝不是司马迁自己的孤愤？韩信的胯下之辱、登坛拜将，何尝不是“忍辱”二字的司马迁式演绎？我们读《史记》，读的是历史，但字缝里全都是司马迁的影子，正如我们读《红楼梦》，读出的是曹雪芹一样。我们读《史记》、读《报任安书》，面对的不仅是一个史官，更是一个在深渊中仰望星空的人，他用自己的一生诠释了什么才是真正的勇毅——不是从不恐惧，而是恐惧之后依然选择前行，不是没有屈辱，而是被屈辱吞噬之后仍然要活出自己的光辉来。两千多年过去，这封信从作者的极度痛辱变成了读者的热血沸腾，夜深人静的孤灯下司马迁一笔一划刻就的每一个字共同铸起了一座史学界的丰碑——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两千多年后的今天，夜深人静的孤灯下，读者眼前再现出那个屈辱、痛苦而悲愤的仰望星空者，幸乎？悲乎？痛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