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阳·楚北津戍留胜迹

羌笛

翌日，也就是二〇二六年的四月九日，是我们此次出行的第二天。 如我们的所愿，今天的老天真就有了点儿放晴的样子了。尽管云还是厚着的，但终是没有下了雨来。 很庆幸。看来，今天大概率是不会再淋雨了。 一大早起来，我们在酒店餐厅吃了早餐，顺便着，要了一份襄阳牛肉面。 厨房大师傅说，“自己做的襄阳牛肉面，不如街道上专做襄阳牛肉面的师傅们做得好”。 不过，我们倒没有觉得，我们是只觉出了好来的。我们吃的津津有味，感觉这襄阳牛肉面，真是好吃极了。 自然的，我们也是真心实意地夸赞了一下厨房的大师傅的。 吃完早餐，回房间拿了行装，然后，我们就出发了。 今天，我们计划着先去襄阳市博物馆看看，然后，再去米公祠和襄阳古城转转。 襄阳市博物馆 　　路并不远，街上的车也不多，也就十几分钟的样子吧，九点一刻的时候，我们来到了襄城区凤凰山冲的襄阳市博物馆停车场。 时间还早，停车场上的车并不多。 停好了车，拿着随身的背包，我们就奔着博物馆的入口去了。 襄阳市博物馆，成立于一九七五年四月二十八日，原址在襄城区南街一百〇二号的襄阳谯楼。 二〇〇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博物馆搬迁至襄城区北街一号昭明台。 二〇二四年五月十六日，博物馆搬迁至襄城区胜利街二百二十八号（凤凰山冲）新建成的新馆址，并举办了正式的开馆仪式。 襄阳市博物馆，是集文物收藏、展示、科研、教育、考古于一体的地方综合性博物馆，为国家一级博物馆。 博物馆的占地面积为一百八十五亩，主体建筑采用唐代风格，分两层，设六个展厅，总建筑面积为三万平方米，陈列面积为六千三百平方米。 博物馆现存的有馆藏文物共有七万余件套，其中，包含一级文物一百二十余件套。 博物馆的馆藏文物，包括了史前时期至明清时期的石器、青铜器、陶瓷器、漆木器、书画碑帖等多种门类文物，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先秦时期带有铭文的青铜器。 博物馆大厅 陈列展厅 　　进入博物馆，大厅中的仿古石坊、石坊后高大的仿古楼阁，还有雅致的仿古庭院，都让人印象深刻。 我们去服务台拿了几张博物馆的介绍彩页，然后，按着服务人员的指引，进入了博物馆的第一展厅。 资料上说，博物馆的基本陈列，《襄阳古代历史文化展》，以“江山留胜迹”为主题，分“史前时期”、“夏商周时期”、“秦汉时期”、“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隋唐宋时期”、“元明清时期”等六个部分，用四千多件套精品文物，系统呈现了襄阳地区的历史全貌。 第一展厅，“史前时期，人猿揖别，夷夏分野”，位于一层，主要聚焦城背溪、大溪、屈家岭、石家河等新石器时代遗址，呈现了晚期智人石器及襄汉地区文化与中原地区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的碰撞融合。 第二展厅，“夏商周时期，化行南国，开疆汉阳”，位于一层，描述了襄汉地区从史前蛮荒、到融入姬姜集团、直至楚人崛起、创造了以老庄哲学、屈宋文学、乐舞美术、青铜器铸造、漆工艺、丝织和刺绣等为代表的楚文化的辉煌。 第三展厅，“秦汉时期，六合同风，襄汉重光”，位于一层，展示了襄汉地区在国家大一统历程中的文化发展、楚北津戍襄阳县的设立、襄阳地区重新崛起的过程。 第四展厅，“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四云辏会，南夏名州”，位于二层，展示了襄阳地区在这一时期的举足轻重的区域政治中心和军事重镇地位。 第五展厅，“隋唐宋时期，东南砥柱，翰墨华章”，位于二层，讲述了襄阳作为州治的繁华富足、文坛的璀璨风华，书写了一曲南宋时期“襄阳保卫战”的悲壮战歌。 第六展厅，“元明清时期，腰膂天下，利尽四海”，位于二层，展示了襄阳作为七省通衢中心和交通枢纽城市的地位和形成过程。 石钺、玉钺、陶簋（新石器时代） 陶罐、陶罐盖（新石器时代） 彩陶罐（新石器时代，复制品） 　　襄阳，位于长江最大支流汉水的中游地区，属黄河中游与长江中游地区的中间地带。 十万年前，直立人和早期智人就在这一地区生活了。距今五万年至一万年间，晚期智人还留下了大量的石器。 新石器时代，湖北地区出现了城背溪文化、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后石家河文化，开始了与中原地区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的碰撞融合。 陶鼎（新石器时代） 陶鼎（新石器时代） 曲腹红陶杯（新石器时代） 　　曲腹红陶杯，高十一点五厘米、口径十四的四厘米，直口微敛、曲腹偏下、假圈足、平底微内凹，一九八三年出土于‌枣阳雕龙碑遗址‌，为襄阳市博物馆‌藏的‌代表藏品‌。 据推测，这个曲腹红陶杯，可能是部落首领在正式聚会或重大仪式时使用的器皿。 ‌ 曲腹杯是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文化的标志性器型，其出现，印证了南北文化在随枣走廊的碰撞交融。 这个曲腹红陶杯的发现，引起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高度关注，并促成了一九九〇至一九九二年对雕龙碑遗址进行了五次发掘。 陶尊（夏代，约前2070-前1600年） 畀父戌铜爵（商代，前1600-前1046年） 铜戈（商代，前1600-前1046年） 　　史前时期，襄汉地区是蛮夷族群聚居之地，处于中原华夏势力的边缘地带。 夏商两代的南向扩张渗透，将这一地区融入了姬姜集团的势力范围。 西周初期，周王朝分封了一批诸侯国，由姬姜王室成员和有功于建立周王朝的异姓部族组成了夷夏杂居、诸侯林立的王国南土。 姬曾国受命“镇守南土”，成为汉东大国。而芈姓楚国只能“僻在荆山、筚路蓝缕”。 楚人在进入襄宜平原以后，迅速崛起，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楚文化。 而老庄哲学、屈宋文学、乐舞、美术、青铜器铸造、漆工艺、丝织、刺绣，等等等等，正是楚文化的杰出代表。 青铜器陈列展厅 　　在博物馆的第二展厅中，陈列着大量的青铜器。 其中，有许多青铜器还带有铭文，十分珍贵，是博物馆的重要藏品。 曾伯文铜簋（西周时期，前1046-前771年） 侯氏作孟姬铜簋（西周时期，前1046-前771年） 噩侯弟季铜尊（西周时期，前1046-前771年） 　　噩（鄂）侯弟季铜尊，是西周时期的青铜礼器。 铜尊侈口长颈，垂腹圈足，腹部设单兽首鋬且兽尾上卷。器表饰弦纹五道，其中，腹部四道，圈足一道。 铜尊内底，铸铭文，“噩（鄂）侯弟历季作旅彝”，明确了器主，是噩国君侯之弟历季。 与噩（鄂）侯弟季铜尊有同样铭文的器物共有四个，都是在随州羊子山噩侯墓中出土的，合称为，‌“噩侯四器”。‌ “噩侯四器”，包括一件方罍、一件尊和一对大小有异的卣，是西周早期祭祀、宴飨时的组合礼器，因其器身均饰有独特的“神面纹”而闻名。‌‌ 目前，“噩侯四器”分属于三个地方收藏。其中，方罍现藏于上海博物馆，铜尊现藏于襄阳博物馆，铜卣现藏于洛阳博物馆，是跨博物馆的藏品组合。 “噩侯四器”，是研究西周噩（鄂）国历史及青铜器铭文制度的关键实物资料，其形制与铭文，共同构成了判断器物年代及族属的重要依据。 现在使用的湖北省的简称，“鄂”，即由此来，为“鄂”称之源。 铜壶（西周时期，前1046-前771年） 曾伯陭铜钺（西周时期，前1046-前771年） 　　曾伯陭铜钺，通长十九点三厘米，刃宽十四点八厘米，铜戚钺器身扁宽，刃角上翘呈U形，长骹中空，整体呈T字形，墨绿色器身环绕云雷纹。 其刃部两面，铸有十八字铭文，“曾白（伯）陭铸戚钺，用为民刑，非歷殹刑，用为民政”。 曾伯陭铜钺，于二〇〇二年在湖北襄阳郭家庙曾国贵族墓地出土，由曾国国君曾伯陭铸造，兼具行刑兵器与王权仪仗等功能，被称为“铜钺法典”。 曾伯陭铜钺是研究西周礼制、法制制度、曾国历史的实物证据，与台北“故宫博物院”馆藏的曾伯陭壶可形成印证关系。 曾伯陭铜钺，是襄阳博物馆的重要藏品，也是襄阳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 邦季铜鼎（1号）（春秋时期，前770-前476年） 曾仲子敔（yǔ）铜鼎（春秋时期，前770-前476年） 伯軗铜鬲（春秋时期，前770-前476年） 铜敦（春秋时期，前770-前476年） 　　敦，是中国古代食器兼礼器，在祭祀和宴会时盛放黍、稷、稻、梁等作物。其名，在青铜器语境中读作“duì”。 敦，是由鼎、簋的形制结合后发展而成的，其基本造型为圆腹、双环耳、三足或圈足，盖与器身常上下对称，合则为球形，可分作两件食器使用。 敦，于春秋中期出现，盛行于春秋晚期至战国晚期。 至战国时期，敦的造型多发展为盖与器身形制相同。秦代以后，敦就逐渐地消失了。 铜甗（yǎn）（春秋时期，前770-前476年） 椭圆平底铜缶（春秋时期，前770-前476年） 三足铜匜（春秋时期，前770-前476年） 《邲之战》 　　春秋时期，周定王十年（前597年），晋楚两国之间爆发了“城濮之战”之后的又一次较大规模的军事较量，邲之战。 是役，楚军在邺地（今河南省郑州附近）大败晋军。此战之后，奠定了楚庄王“春秋五霸”的霸主地位。 吴王夫差铜剑（复制品）（春秋时期，前770-前476年） 　　襄阳博物馆，藏有一柄吴王夫差铜剑的复制剑‌，这柄剑的真品，现藏于湖北省博物馆。 资料上说，吴王夫差铜剑，一九七六年于襄阳市蔡坡十二号墓出土，经郭沫若鉴定，确认为吴王夫差佩剑。 在吴王夫差铜剑的剑身上，铸有篆书铭文，“攻敔王夫差自作其元用”。 吴王夫差铜剑的剑长为三十七厘米，剑宽为三点五厘米，出土时锈蚀较重，已是残剑。 据研究推测，这柄吴王夫差铜剑，可能是楚国灭亡越国后，分赏给功臣然后被带到襄阳的，也可能是吴国势力曾经深入此地留下来的战利品，至今尚无定论。 吴王夫差铜剑，与越王勾践铜剑一起，常常并称为，“春秋二王剑”。‌‌ 目前，苏州博物馆还藏有一柄完整的吴王夫差剑。 资料上说，这柄吴王夫差铜剑在当年出土的时候，原襄阳地区、襄樊市、襄阳县都是曾经想留住它的，最后，被湖北省博物馆带回去收藏了。 但是，相关部门按照原样复制了三柄一样的吴王夫差铜剑，分别送给了三地收藏。 如今，我们在襄阳博物馆看到的吴王夫差铜剑，就是当年制作的一柄吴王夫差铜剑的复制剑。‌‌ “五”字铜方鼎（战国时期，前475-前221年） 勾连云纹铜壶（战国时期，前475-前221年） 镶嵌勾连卷云纹铜豆（战国时期，前475-前221年） 蟠螭纹铜熏杯（战国时期，前475-前221年） 　　蟠螭纹铜熏杯，是‌战国时期楚文化的代表性青铜熏香器具‌，其核心用途，是盛放并熏燃香草。‌‌ 漆木俎、漆木盒、漆木耳杯（战国时期，前475-前221年） 漆木镇墓兽（战国时期，前475-前221年） 漆木虎座鸟架鼓（战国时期，前475-前221年） 　　漆木虎座鸟架鼓‌，通高‌为八十八点二厘米‌，通宽‌为八十点二厘米‌，于襄阳市高新区余岗、沈岗一带的楚墓出土，属于规格较高的楚墓才有的典型的楚文化器物。‌ 其造型‌为，凤鸟昂首挺立，双足踏在虎背之上，虎和凤全身涂黑，用红、黄、蓝、银灰等颜色绘出虎斑和凤羽。 襄阳市博物馆收藏的这件漆木虎座鸟架鼓‌，是博物馆的重要藏品，也是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 与湖北省博物馆收藏的那件漆木虎座鸟架鼓‌相比，出土地点不同，尺寸也小了一号。 不过，两者的造型结构，大致上还是基本一致的，都是凤踏虎背、悬鼓构造，都属于典型的楚式漆木悬鼓。 资料上说，湖北省博物馆收藏的漆木虎座鸟架鼓‌，二〇〇二年出土于‌枣阳九连墩二号墓‌，为战国晚期器物。 其通高约为一百三十六厘米，底座有六蛇缠绕，并首次出现了小老虎抱鼓的造型，是湖北省博物馆的十大“镇馆之宝”之一。 第三展厅，秦汉时期 铜蒜头壶（秦代，前221-前207年） 铜甗（汉代，前202-220年） 鎏金铜壶（西汉，前202-8年） 　　战国晚期，襄阳地区被率先纳入秦国版图，成为秦国控制江汉地区的重要基地和南下东进的通道。 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实行“车同轨、书同文、量同衡、行同伦”政策，楚文化与秦文化逐渐融合，中华文明也实现了长期的大一统，形成了多元一体、团结集中的统一性。 西汉中后期，襄阳设县，为襄阳成为后世的州郡首府奠定了基础。 新莽时期，刘秀龙飞白水，兴复汉室，南襄盆地成为帝乡，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地位大为提高，人口剧增，名士辈出。 漆衣彩绘鸟云纹陶壶（西汉，前202-8年） 陶魁（东汉，25-220年） “富贵昌宜侯王吉”铜洗（东汉，25-220年） 　　“富贵昌宜侯王吉”铜洗，是‌东汉时期的青铜盥洗器，高为二十二厘米、口径为四十三厘米，一九五八年由枣阳李寔之捐献，相传出土于鹿头镇。 其内底，浮雕双鱼纹、五铢钱纹及“富贵昌宜侯王吉”七字篆书铭文，属于汉代典型的朱提堂狼铜洗。 资料上说，“富贵昌宜侯王”，是汉代铜器、瓦当、铜镜上常见的吉祥语。其核心意思，是祈求‌加官进爵、富贵安康‌。 双鱼纹，则是取其谐音“余”，象征着年年有余。 这类器物，在当时属于贵族或地方豪强的实用器，也反映出东汉社会对封侯的普遍追求。 陶独角兽（汉代，前202-220年） 陶兽（东汉，25-220年） 货泉 　　货泉‌，主要是新朝王莽时期铸造的青铜货币，也是货币的通称或指财政。 货泉，从王莽天凤元年（14年）开始铸造，一直流通到东汉光武帝建武十六年（40年），是新莽时期发行量最大、使用时间最长的钱币。 ‌ 资料上说，“货泉”二字可拆解为“白水真人”，而东汉光武帝刘秀又是起兵于南阳白水乡，故视其为受命中兴之兆。 因此，刘秀建立东汉以后，“货泉”又被继续沿用了许多年。 第四展厅，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 　　东汉初平元年（190年），长沙太守孙坚击杀荆州刺史王叡，新任荆州刺史刘表平定荆州，将州治北迁至襄阳，荆州成为当时辖域最为辽阔的大州。 建安十三年（208年），赤壁之战后，曹操分割南阳郡南部和新获得的南郡北部，设置了襄阳郡。自此，襄阳一直为州郡道府治所，成为各方争夺的焦点，也是曹魏和西晋攻防吴、蜀的中部基地。 东晋南朝时期，北方战乱中以雍州为主体迁入的移民人口超过了襄阳本地人。 朝廷为了管理利用这批移民力量，于襄阳设立雍州和南蛮校尉、沔中都督区，再次将襄阳提升为地方一级政区首府，使其成为举足轻重的区域政治中心和抗御北朝的军事重镇。 青铜马（三国，220-280年） 　　青铜马，二〇〇八年十月出土于襄阳市樊城区菜越墓地，是迄今为止出土的三国时期最大、最完整的独立青铜马，被誉为“中华第一青铜立马”。 据专家推测，樊城区菜越墓地的墓主人，可能与三国将领张济有关。这匹青铜马，很可能就是墓主人的随葬之物。 ‌ 青铜马的通高约‌为一百六十三厘米‌，体长约‌为一百六十三厘米‌，重量约为七百二十斤，按照真实马匹的比例铸造。‌ 其整体姿态‌为站立状，引颈嘶鸣，马首微微昂扬，张口露齿，双耳直立如削竹状，额部錾刻阴线流苏纹饰，颈部鬃毛直立，前肢微外张，后肢直立，马尾下垂。 其造型，写实凝练、无多余雕饰。其额前有纛（dào）饰，这是汉末三国时期高级将领战马的标志性装饰。‌ “长宜子孙”凤纹铜镜（三国，220-280年） “严氏作”铜锁（三国，220-280年） 瑞兽羽人黄褐釉陶楼（三国，220-280年） 　　瑞兽羽人黄褐釉陶楼，二〇〇八年十月于樊城蔡越墓出土。 瑞兽羽人黄褐釉陶楼以彩陶制成，体施黄褐釉，部分呈绿釉，由门楼、院墙和二层楼阁组成。 其通高为一百〇四厘米、进深为三十一厘米、宽为三十三厘米，体量巨大，制作精良。 整座楼结构复杂，造型奇特，飞檐高挑，雕梁画栋，门可开合，窗户镂空各种花纹，装饰一应俱全，雕刻十分精致。 瑞兽羽人黄褐釉陶楼，是现有文献中记载最早的浮屠祠的实证，也是汉末重楼式浮图祠的标准器，文化内涵十分丰富。 研究认为，瑞兽羽人黄褐釉陶楼，代表了中国楼阁式佛塔的发轫，给早期佛教传播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 《三国演义》中的襄阳 《水淹七军》 　　襄阳，是‌整个三国故事的核心舞台之一，在《三国演义》的一百二十回中，至少有三十二回故事都是在襄阳境内‌发生的。 因此上，襄阳，也就常常被说成是“三国第一城”了。 ‌ 襄阳，是七省通衢的战略咽喉‌，被称为“天下腰膂”，是魏、蜀、吴三方反复争夺的焦点地区。 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关羽发动‌襄樊之战‌，水淹七军、威震华夏，成为三国时期的关键转折点，三国的格局，也就此成型。 青瓷盘口壶（西晋，266-317年） 陶牛车（南朝，420-589年） 高山流水画像砖（南北朝，420-589年） 　　高山流水画像砖‌，二〇二三年出土于襄阳王寨墓地，采用浅浮雕技法，古朴生动，是迄今为止所见到的最早描绘这一题材的画像砖。 第五展厅，隋唐宋时期 　　唐开元年间，山南东道治所设于襄州，襄州是见于记载的元和年间全国人口过十万户的四个大州之一。 “安史之乱”时，王朝赖襄阳得以保全。而襄阳人张束之，则是恢复李唐社稷的首要功臣。 襄阳在五代先后隶属梁唐周三朝，北宋时襄阳依旧繁华富足，大师辈出，共同书写出异彩纷呈的盛世华章。 南宋时的襄阳成为国之砥柱，“襄阳保卫战”谱写出一曲曲悲壮的战歌。 三彩水盂（唐代，618-907年） 青釉瓷罐、瓷罐、白釉鸡首壶（唐代，618-907年） 黄釉瓷碗、瓷碗，白釉瓷碗（唐代，618-907年） 长沙窑釉下褐绿彩胡人瓷碗（唐代，618-907年） 　　长沙窑釉下褐绿彩胡人瓷碗‌，一九七七年于湖北枣阳城关出土，是襄阳博物馆的重要藏品。 其碗口径为十四点二厘米、底径为六点五厘米，敞口、斜直壁、圈足，胎质灰白，通体施灰黄釉。 其碗心，贴塑一胡人俑，左腿跪、右腿坐，双手合拢于胸前，蓄须且神态滑稽。 其内壁，装饰有八朵釉下褐绿彩花卉纹，采用了先在坯上绘彩再施青釉的技法工艺。 这个瓷碗，碗心的胡人形象浓眉大眼、鹰鼻络腮胡，头戴尖顶帽，是典型的粟特胡商形象，反映了唐代中外文化的交流并蓄。 这种褐绿彩，是长沙窑的标志性工艺，打破了当时主要采用“南青北白”的瓷器格局。 目前，这个瓷碗是不是吃饭用的碗，还是有争议的。 因其碗心有个凸起的胡人，被认为并非日常餐具，可能是油灯或仪式用器，也有说法认为是身份象征。 不过，主流观点，还是倾向它是外销瓷，也体现了唐代开放包容的社会心态。‌ 黑釉瓷盏（宋代，960-1279年） 龙泉窑天青釉瓷碗（宋代，960-1279年） 瓷俑（宋代，960-1279年） 庖厨图（宋代，960-1279年） 　　庖厨图，二〇〇七年于襄阳市襄城区檀溪墓出土，位于墓室东壁。 庖厨图高为五十六厘米，宽为二百五十七厘米，图中共有十个人物。 南侧一组四人为厨房内场景。一人蹲于灶前加柴，另外三人在一朱色四脚桌边擀皮、包包子。 北侧一组共六人，双手托盘、盘中置碗、筷、瓶，等等。 备炊图（宋代，960-1279年） 　　备饮图，二〇〇七年于襄阳市襄城区檀溪墓出土，位于墓室西壁。 备炊图高为五十六厘米，宽为二百六十三厘米，也有十个人物。其整个画面，由南到北可分为三个场景。 南侧一桌，桌上放罩、盘、碟等器具，桌后立一人，桌边立二人。 中间一桌，桌南侧有一黄色坐墩，桌上放有茶具，桌后立一人。桌北侧一人持黄色蒲扇，前为两炉。 北侧场景中有五人，头梳高髻，手持茶具，向屋内传送茶点。 曾家巷宋墓石门（宋代，960-1279年） 　　曾家巷宋墓石门，一九九八年于襄阳市襄城区檀溪花园出土。 曾家巷宋墓石门，采用青石材质，双扇对开，单扇门宽为四十七厘米、高为一百〇五厘米、厚为九厘米。 石门上，有高浮雕武士门神像，身穿盔甲，绶带飘逸，手持利剑，腿扎绑带，脚踏祥云，为唐太宗李世民的两员战将，秦琼、尉迟恭。 第六展厅，元明清时期 　　元明清时期，襄阳成为七省通衢的区域性中心和交通枢纽城市。 元帝国将襄阳视为帝国腹里。 明清时期，在对汉水中上游山地的持久大开发中，襄阳自始至终发挥着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还是万里茶道的重要转运节点。 至清中叶，尤其是一八六一年汉口开埠以后，襄阳成为汉口向鄂西北及川、渝、陕、豫辐射的中转站和营商中心。 酱褐彩花卉纹瓷罐（元代，1271-1368年） 泰定铁钟（元代，1271-1368年） 　　泰定铁钟，因铸于‌元泰定三年（1326年）而得名，原为襄阳市谷城县茨河镇承恩寺所铸，为一级文物。 泰定铁钟的钟高为二百一十厘米，口径为一百四十五厘米，钮高为五十三厘米，重逾二千公斤。 泰定铁钟的钟身上部，划分为四个区域，分铸着“皇图永固”、“帝道遐昌”、“佛日增辉”和“法轮常转”。 各区域也铸满了文字，均为楷书阳文，共一千二百余字，记述了寺院的历史沿革、铸钟缘由及捐资者名单。 目前，在襄阳市博物馆的馆藏文物中，泰定铁钟是体型最大的，也是我国迄今发现的较大的铁钟之一。 真武戎装铜坐像（明代，1368-1644年） 牙雕老人（明代，1368-1644年） 划花青瓷暖碗（明代，1368-1644年） 弘治款云龙纹鎏金铜钟（明代，1368-1644年） 　　明弘治款云龙纹鎏金铜钟，由坤宁宫施造，原供奉于武当山，现收藏于襄阳市博物馆。 铜钟高为二十五点八厘米，口径为十六点五厘米，通体鎏金，龙首蒲牢钮，钟身饰八组云龙纹和海水波涛纹，口部铸有铭文，“大明弘治丁已年十二月吉日坤宁宫施”。 资料上说，坤宁宫主人‌，即是弘治皇帝的皇后张氏，铭文“坤宁宫施”，即指此事。 景泰蓝铜壶（清代，1644-1912年） 粉彩八仙祝寿瓷瓶（清代，1644-1912年） 福寿玉如意（清代，1644-1912年） 　　“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 慢慢地，我们在一层二层的六个陈列展厅中徜徉着，穿梭在历史的悠远厚重之中。 走过蛮荒，走进六合，想象着三国的故事，感受着唐宋的璀璨，聆听着文明的先声，览尽了文化的交响。 不知不觉间，我们已经在博物馆里转悠了三个小时的时间了。 回到停车场的时候，天已经完全的放晴了，停车场里的花花草草们，也都露出了艳丽的笑脸。 在车上休息了一小会儿，喝了点儿热茶，吃了点儿饼干，十二点一刻的时候，我们离开了襄阳市博物馆的停车场。 时间还早。一会儿，我们准备去米公祠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