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行记忆（四十二）甘肃敦煌.莫高窟.4（上）

老年漁民

　　 我们在进入莫高窟洞窟前，讲解员就向我们介绍说，敦煌研究院为了更好地保护石窟里的壁画和彩塑，近期内将推出让游客在数字影院、球幕影院观看洞窟，并用数字技术将敦煌主要石窟的壁画、彩塑永久地保存下来。

　　1998年，已经60岁的樊锦诗在接任敦煌研究院第三任院长后不久，顶着巨大压力坚决不同意将莫高窟捆绑上市。（下图，敦煌鸣沙山上行进的驼队。）

　　面对敦煌旅游的开发热潮，樊锦诗也非常矛盾，作为世界遗产的敦煌莫高窟，应该让公众看，可是这些洞窟还能经得起过多的参观吗？（下图，敦煌市区夜晚的街景。）

　　樊锦诗面对莫高窟几乎所有洞窟里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病害时说：莫高窟文物保护是件非常复杂的事情。文物不可再生，也不能永生，要是做不好，把这份文化遗产毁了怎么办？（下图，舞剧《丝路花雨》剧照。）

　　樊锦诗想，世界上没有第二个莫高窟。如果莫高窟被破坏了，那我就是历史的罪人。

　　如何让游客在短时间内了解更多的莫高窟文化信息，还要最大限度的缓解游客过多给莫高窟带来的巨大压力？

　　经过多年的考察和探讨，她大胆地想到要用“数字化”技术永久地保存敦煌信息。

　　2003年，樊锦诗在全国政协十届一次会议上提案建议：利用现代数字技术，建立“数字敦煌“，将洞窟壁画、彩塑及与敦煌相关的文物加工成高智能数字图像；

建议，将在历史上流失在外的大量敦煌文献，即使不能回归到祖国来，也要把她们以及相关资料汇集成电子档案永久的保存起来，向后人们证明这些宝贝是我们中国的。

　　她还建议，用数字电影等现代手段，向观众展示莫高窟的历史文化背景和精美的洞窟艺术，缓解游客过多对壁画、彩塑带来的影响。

　　2008年底，国家投资2.6亿元，历史上规模最大、涉及面最广的莫高窟保护工程，开始进入实施阶段。

　　莫高窟保护工程，除了对石窟崖体的加固，风沙治理等基础性工程外，还利用现代数字技术，完成敦煌莫高窟149个A级洞窟的文物影像拍摄、加工处理和莫高窟数据库建设。

　　2014年9月，新建的敦煌莫高窟游客中心、数字影院、球幕影院等在内的数字展示中心投入使用，用数字电影等现代手段，让观众从全新视角更好的了解敦煌莫高窟，了解敦煌文化。

　　这个时候你来莫高窟，可以先看数字电影熟悉一下莫高窟，再由讲解员领你进入实体洞窟观赏洞内的壁画和彩塑，让千里迢迢来莫高窟的人们在短时间内对莫高窟能有一个更为深刻的了解。

　　2016年4月，敦煌研究院的“数字敦煌”上线，30个经典洞窟，4.5万平方米壁画的高清数字化内容向全球发布。

　　“数字敦煌”网站有全景漫游体验服务，当你在电脑前轻点鼠标，镜头跟着移动，仿若在石窟中浏览，通过全息影像技术可以看到整个石窟的全貌。

　　“数字敦煌”实现了对莫高窟里壁画和彩塑的有效保护，实现了对莫高窟这一世界文化遗产相关信息的永久性保存。

　　学术大师季羡林在2000年敦煌百年庆典上极力称赞在敦煌莫高窟保护方面做出卓越贡献的樊锦诗时，说她——功德无量。

　　樊锦诗，浙江杭州人，1938年7月出生于北平。196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学专业，同年9月到敦煌文物研究所。

　　樊锦诗，1977年任敦煌研究所副所长，1984年8月任敦煌研究院副院长，1998年4月任敦煌研究院院长，敦煌研究院副研究员，研究员。

　　樊锦诗先后还任兰州大学兼职教授；兰州大学敦煌学专业博士生导师；兰州大学敦煌研究所名誉所长；兼任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2015年1月起任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2019年12月享受副省部级医疗待遇。

　　1962年，24岁的樊锦诗和另外3位同学一起到敦煌实习。当只有在课本里和美术展览中才能看到的敦煌壁画和彩塑出现在眼前时，她和同学们被震撼了！

　　在敦煌鸣沙山和三危山中间这层层密密的洞窟里竟然有成千上万个佛像雕塑，有精美绝伦“天衣飞扬，满壁风动”的壁画。

　　樊锦诗从小体弱多病，到了敦煌水土不服，提前结束了实习。在满足了探秘敦煌的好奇心之后，这个养尊处优的城市姑娘怎么也没想过要再回敦煌。

　　可命运的安排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第二年樊锦诗北大毕业时，敦煌研究所向北大要人，前一年来实习过的四个人都想要，其中就有樊锦诗。

　　樊锦诗回忆说，她和常书鸿院长是杭州老乡，她来莫高窟，老院长那不怎么标准的杭州普通话也有人帮他翻译了。

　　樊锦诗说，国家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她瞒着父亲，扣下了父亲写给学校请求改派的求情信。

　　1963年秋天，身才矮小的樊锦诗，背着个大背包，和同学马世长两人，坐上了西行的火车经过河西走廊，三天三夜后到了离敦煌最近的柳园火车站。

　　当时的敦煌没有火车站。她们在柳园坐上敦煌文物研究所拉煤的卡车，在戈壁大漠上颠簸了一百三十多公里。到了敦煌，两眼发晕，两腿发麻，下车时摇摇晃晃的樊锦诗，还是急切地进到洞窟里看看那些精美无比的壁画和彩塑。

　　当时的樊锦诗想，这一次来敦煌不是像去年来实习时待几个月就能回去的。这次来，她的命运就和这荒凉而古老的敦煌连在了一起。而她的爱人，北大同学彭金章却被分配到几千里之外的武汉大学。

　　25岁的樊锦诗，到了敦煌以后一待就是50余年。她在莫高窟主要致力于石窟考古、石窟科学保护和管理研究工作，先后出版了《敦煌石窟》、《敦煌石窟全集·佛传故事画卷》、《中国壁画全集·敦煌·3·北周卷》、《安西榆林窟》等10多部敦煌石窟考古美术专著；

　　她主编了《敦煌石窟全集》（26卷）、《解读敦煌》（13册）；参与主编了《中国美术分类全集·中国壁画全集》（敦煌壁画部分）。这些书藉都是敦煌石窟艺术研究必备的大型重要参考丛书；

       她发表了《莫高窟北朝洞窟分期》、《莫高窟隋代洞窟分期》、《莫高窟唐代前期洞窟分期》、《莫高窟唐后期洞窟分期》、《敦煌莫高窟第290窟的佛传故事画》、《从莫高窟历史遗迹探讨莫高窟崖体的稳定性》等20多篇有关石窟考古与艺术的论文。

　　她还发表了《敦煌莫高窟及其保护、研究工作》、《敦煌莫高窟开放的对策》、《敦煌莫高窟保护与管理总体规划的制定与收获》《建设世界一流的遗址博物馆》、《数字化时代的敦煌——探索保存和利用敦煌文化遗产的新途径》等近30篇探索古遗址科学保护及管理的论文。

　　（下图，是敦煌研究院第二任院长段文杰临摹的中唐158窟各国王子举哀图）

　　樊锦诗主持完成了《莫高窟崖顶风沙危害的研究》、《敦煌莫高窟环境演化与石窟保护研究》、《濒危珍贵文物信息的计算机存贮与再现系统》、《全数字摄影测量在莫高窟文物保护中的应用研究》等近30多项运用现代科学技术保护文物的研究课题。 (下图是段文杰院长临摹的外国商人）

　　她运用考古类型学的方法，完成了敦煌莫高窟北朝、隋及唐代前期的分期断代，成为学术界公认的敦煌石窟分期排年成果。由她具体主持编写的26卷大型丛书《敦煌石窟全集》成为百年敦煌石窟研究的集中展示。 （下图是，段文杰院长临摹321窟初唐袿衣仕女。）

　　在敦煌，樊锦诗被誉为“敦煌的女儿”。她是继常书鸿院长、段文杰院长之后的第三任敦煌研究院院长，第三位敦煌守护人。

　　敦煌莫高窟是艺术的宫殿，神仙的世界，而洞窟外面却是戈壁大漠，漫天黄沙，气候干燥，渺无人烟，与世隔绝。 （下图，段文杰临摹321窟 初唐 袿衣仕女)

　　来到敦煌的樊锦诗，随常书鸿、段文杰为代表的第一、第二代敦煌人一样，住在破庙里泥屋里，没水没电，没有卫生设施。吃的白面条配上一碟盐、一碟醋。这里也没有商店，听不到收音机，看的报纸都是10天以前的老新闻。

　　初来这里的樊锦诗，每天要跟先生们爬蜈蚣梯进入洞窟。蜈蚣梯就是直上直下一根绳子，一左一右插着木棍当脚蹬子。个头矮小的樊锦诗怕爬这个蜈蚣梯，为了进洞后少上厕所少爬蜈蚣梯，她早上都不敢喝水；这里风沙大且严重缺水，为了方便洗漱，这位南方姑娘几十年就没留过长头发。

　　文革期间，樊锦诗原来想改派去武汉的打算被搁置，整个敦煌研究所工作不正常，莫高窟里的文物安全令人担忧。

　　值得欣慰的是，当时所里的所有研究人员对保护莫高窟，在思想上高度一致。由于没人引进武斗，洞窟也没遭到人为破坏，窟里的文物幸运的保存了下来。这里，我们要向经过那段岁月的敦煌人致敬！感谢他们保住了国宝！ （下图，段文杰院长临摹的莫高窟中唐第144窟东壁女供养人像。）

　　樊锦诗在1967年“文革”大串联期间去了武汉，在武汉大学的宿舍里与彭金章举行了简单的婚礼，此后，这一对夫妻便是长达19年的两地分居。之后每一两年有20来天的探亲假，她才能去武汉和“老彭”团聚。

　　1968年11月，樊锦诗怀孕，孩子早产，产前的樊锦诗身边没有一位家人，临产那天她还去了地里摘棉花。后来，就在支着煤炉布满烟尘的简陋病房里生下了她们的第一个孩子。（下图，樊锦诗和丈夫彭金章合影。）

　　彭金章在接到儿子出生的电报后，一根扁担挑着新买的小孩衣服、鸡蛋等东西，从武汉经郑州转车赶到敦煌，已经是一个星期以后的事情了。

（下图，年青时的樊锦诗和彭金章）。）

　　樊锦诗第一眼看到风尘仆仆，挑着担子的丈夫顿时嚎啕大哭。灰头土脸疲惫不堪的彭金章，看到产后虚弱的妻子和妻子破棉袄里包裹着光着身子的儿子，心疼地流下了眼泪。

（下图，步入老年的樊锦诗，彭金章夫妇。）

　　樊锦诗说，孩子大了也捆不住了，就把被子叠的高高的放在床沿上挡着孩子。每天提心吊胆去上工，下班回到家门口听到屋里有孩子的哭声，说明孩子安全，要是静悄悄的心就慌了，先从门缝里看看孩子还在不在里面。

（下图，樊锦诗的两个儿子合影。）

　　彭金章在敦煌还没等到孩子满月，武汉那边催他赶快回去参加“运动”。樊锦诗一个人照顾着刚出生的儿子，在月子里还要到冰凉的河里提水洗尿布，做饭。产假结束后她去上班，把孩子捆在蜡烛包里单独留在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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