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沅水湾纪事》本土乡村长篇小说连载（之五）作者/邓贵贞（雨轩琴韵）

雨轩琴韵

第五卷 （22_24）

第二十二章 进城

溆浦县城比我想象的要大，也比我想象的要小。

说它大，是因为我从没见过那么多房子、那么多街道、那么多人。从大江口汽车站挤上那辆四处漏风的班车，在盘山路上颠簸了小半天，当我终于踏进县城的那一刻，就被眼前的景象震住了——青石板铺的街道比沅水村的宽三倍，两边是密密麻麻的铺面，卖布的、卖杂货的、卖农具的、卖吃食的，一家挨着一家，看得人眼花缭乱。街上的人来来往往，有挑担子的，有推板车的，有骑自行车的，还有开拖拉机的，喇叭声、叫卖声、说话声混在一起，吵得人耳朵嗡嗡响。

说它小，是因为我用了三天就把县城的大街小巷走遍了。从城东的汽车站走到城西的化肥厂，从城南的溆水大桥走到城北的烈士公园，不过个把钟头的事。那些看起来热闹的街道，拐个弯就变成了冷清的巷子，巷子尽头就是菜地，菜地过去就是山，跟沅水村也差不了多少。

我在县城没有熟人，没有落脚的地方，头几天是在车站的候车室里过的。候车室的长椅硬邦邦的，躺上去硌得骨头疼，半夜里被冻醒了好几回。我把蛇皮袋垫在头底下，把阿婆做的布鞋抱在怀里，蜷缩成一团，像一只流浪的狗。

可我不觉得苦。比起叔叔那些年受的罪，这算什么？不过是睡几天硬板凳罢了。

第四天，我在城南的一家砖瓦厂找到了活干。老板姓向，矮壮结实，脸被窑火烤得通红，说话嗓门大得像打雷。他看我虽然瘦，但手脚勤快，便收下了我。一天一块五，管两顿饭，还在厂后面给我腾了一间堆杂物的小屋。屋子很小，屋顶是石棉瓦的，夏天热冬天冷，可我不在乎，有地方住就行。

砖瓦厂的活比沅水村的农活累多了。挖土、和泥、制坯，样样都是力气活。刚开始我手艺生疏，做的砖坯歪歪扭扭的，烧出来全是废品，没少挨向老板的骂。可我肯下功夫，别人歇工的时候我不歇，手上磨出了比在沅水村更厚的老茧。一个月后，我终于做出了像样的砖坯，向老板看了，没再骂我，那就是表扬了。

晚上收了工，别的工友去街上逛，去打牌，去喝酒，我就去夜校。夜校设在县城的东门小学里，白天学生上课，晚上腾出几间教室给成年人扫盲，不要钱。教我们的是一位姓赵的女老师，三十来岁，戴着一副黑框眼镜，说话轻声细语的，像我小时候的杨老师。

我认得字，比班里大多数人都认得多，但我还是来了。不是来学认字的，是想念书。念书这件事，一旦断了，就像断了的骨头，不接上，一辈子都是歪的。

赵老师发现我认字多，就让我当了班长，帮她收作业、擦黑板、辅导那些认字慢的同学。她很器重我，说我“底子好，脑子聪明，好好学，以后能考师范”。

师范。叔叔说的就是这个。师范毕业了当老师，站在讲台上，教书育人，比在土里刨食强。我把“师范”两个字写了好多遍，写在夜校发的练习本上，写在砖瓦厂的包装纸上，写在宿舍的墙上。写得多了，这两个字就刻进了脑子里，像叔叔的钢笔字一样，端端正正的，一笔一划。

白天在砖瓦厂流汗，晚上在夜校念书，日子过得像上满了发条的钟，一刻不停。累吗？累。但心不累。心里头有一个东西撑着，硬邦邦的，沉甸甸的，像一块砖坯，还没烧，但已经有了形状。

那个东西，叫希望。

第二十三章 家书

到县城的第二个月，我给叔叔写了第一封信。

信是在砖瓦厂的宿舍里写的，就着一盏煤油灯——县城虽然通了电，但砖瓦厂在城郊，还没拉电线。我趴在木板床上，铺开夜校发的练习本，用那支英雄钢笔，一笔一划地写：“叔，我在县城挺好的，在砖瓦厂找到了活干，老板姓向，人不错，管两顿饭，一天一块五。晚上我去夜校念书，赵老师说我有底子，能考师范。叔，你放心，我会好好念的。大毛卖了八十多块，你给我的十块还没花完，省着呢。阿婆身体好不好？你让她莫太累了，猪少养两头也行，我这边能挣到钱了。三伢。”

写完了，我把信纸叠好，装进信封，写上“溆浦县大江口公社金桥大队周敬山收”，贴上八分钱的邮票。第二天一早，我走到县城的邮局，把信投进了门口那个绿色的邮箱里。

邮箱张着口，信掉进去，咚的一声。跟当年在大江口替阿婆寄信时一模一样的声音。

八分钱，一句话，千里万里。

然后就是等。等信的日子，比等什么都难熬。每天收工后，我都要到砖瓦厂门口去张望一下，看看邮递员有没有来。向老板看见了，笑我：“你个后生，等情书呢？”我没理他。不是情书，是比情书更重的东西。是沅水村，是阿婆，是叔叔，是那面褪了色的白墙，是沅江的水声，是灶屋里煤油灯的光。

半个月后，回信来了。信封上是叔叔的字，端端正正的，一笔一划，像用尺子比着写的。我拆开信的时候手在抖，抖得信纸哗哗响。

“三伢，信收到了。阿婆身体还好，就是腿脚更不利索了，走路要拄两根竹竿了。不过精神好，知道你去了县城，高兴得不得了，逢人就说‘我家三伢在县城念书呢’。猪又捉了两头，叫三毛和四毛。家里的鸡也多了，阿婆天天数，数来数去数不清，养了二十多只了。你在外面要照顾好自己，莫省钱，该吃就吃，该穿就穿。念书要紧，身子更要紧。叔在家里一切都好，你不用挂念。叔。”

信写得不长，可我看了好几遍。看一遍，笑一下；再看一遍，鼻子酸一下；再看一遍，眼眶就红了。二十多只鸡，两头猪，三毛和四毛——叔叔在信里写这些的时候，是不是也笑了？他笑起来是什么样子？我已经很久没有见他笑了。

我把信叠好，放在枕头底下。枕头底下不再是纸条了，但还是一样的——是我跟沅水村的联系，是我跟叔叔之间那根看不见的线。线的那头在沅江边上，这头在溆浦县城，隔着几十里山路，却从来没有断过。

第二十四章 归来

一九八〇年的春节，我回了一趟沅水村。

从县城坐班车到大江口，下了车，沿着那条走了十几年的石板路往村里走。沅江还是那条沅江，冬天的水浅了，露出河床上圆滚滚的鹅卵石。石板路还是那条石板路，只是青苔比以前更厚了，踩上去滑溜溜的。

村口那面白墙还在。墙上那些斑驳的影子还在，白一块青一块的，像一幅没有画完的画。没有人再去刷它了，也没有人再去写什么了。它就那样待着，像一个老人脸上的皱纹，每一道都是一个故事。

我走到家门口的时候，阿婆正坐在门槛上晒太阳。她比我走的时候老了很多。头发全白了，白得像冬天的雪；脸上的皱纹更深了，深得像刀刻的；两只手枯瘦如柴，青筋一根一根地暴起来，像树根。她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膝盖上搁着一个竹筛子，筛子里是刚摘的青菜，她在拣菜。

“阿婆。”我喊了一声。

她抬起头来，眯着眼睛看了我好一会儿，好像认不出我了。然后她的眼睛一下子亮了，亮得像两盏灯。

三伢！”她把手里的菜扔了，撑着竹竿要站起来，站了好几下才站起来，颤颤巍巍的，像风中的蜡烛。

我跑过去扶住她，她一把抓住我的手，抓得很紧，像怕我跑了似的。她看着我的脸，看了又看，嘴里翻来覆去就是一句话：“长高了，瘦了，长高了，瘦了……”

她的手在抖，整个身子都在抖。我扶着她重新坐下，蹲在她面前，让她看个够。她摸着我的脸，摸我的额头，摸我的耳朵，像在确认这个人是真的，不是梦里头出现的。

“三伢，你回来了。”

“阿婆，我回来了。”

她点了点头，眼泪就下来了。她没有擦，让眼泪流着，流过了脸上的皱纹，流进了嘴角的沟壑里。

叔叔从后山回来了，肩上扛着一捆柴，手里提着一只野兔——是他在山上下的套子套到的。他看见我，把柴和兔子往地上一扔，快步走过来。

他走到我面前，站住了。

他看着我，我看着他。他老了。头发白了一半，脸上的皱纹比两年前多了，背也驼了一些。但他的眼睛还是那双眼睛，沉静的，深邃的，像沅江最深处的静水。那双眼睛看着我，忽然就红了。

“三伢。”他说。

“叔。”我说。他没再说话，伸出手来，在我肩膀上拍了拍。拍了两下，很重，像是在确认我这个人是实实在在的，不是一碰就散的影子。他的手还是那么粗糙，老茧比从前更厚了，像一层壳。

那天晚上，阿婆做了很多菜。腊肉、酸豆角、辣子炒鸡蛋、清炒青菜、野兔炖萝卜，摆了一桌子。她把家里的好东西都翻出来了，好像要把这两年里攒下的所有吃食都做给我吃。

“吃，多吃点，你在外面吃不好，瘦了。”阿婆不停地往我碗里夹菜，夹得碗里堆起了小山。

我吃着吃着，眼泪就下来了。不是因为菜好吃，是因为这味道——是沅水村的味道，是阿婆的味道，是家的味道。我在县城吃了两年的饭，砖瓦厂的、街上馆子的、自己瞎对付的，没有一顿是这个味道。

叔叔喝了几杯酒，脸红红的，话也多了一些。他问我砖瓦厂的活累不累，问夜校的课跟不跟得上，问赵老师怎么说的，问考师范的事有没有把握。我一一回答，说得眉飞色舞的，把向老板骂我的事当笑话讲，把夜校里闹的糗事当趣闻说。

叔叔听着，笑着，喝着酒，时不时地插一句“那就好”“那就好”。他说的最多就是这三个字——“那就好”。好像我过得好，他就好了。好像我的日子亮了，他的天也就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