萍水鳌洲

老麦

一

萍乡城南，萍水蜿蜒而来，这条源自杨岐山的河流，天长地久，竟在城郭西门处涌出一座沙洲。“长二里，广可十余丈，如鱼昂首波浪中，旧名金鱼，以其形修长若鳌然，又曰金鳌”。这是清乾隆年间《鳌洲书院记》一文中所描述的，作者是一个名叫段贵的文人。

“金鳌”二字，的确能给人太多的想象。

在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鳌鱼是一种‌瑞兽‌，它兼具‌龙头鱼身‌与‌巨龟‌两种主要形象，常被视为‌龙生九子之一螭吻‌的别名。传统建筑屋脊上的‌装饰构件，就常有鳌的形象。隋唐科举兴盛后，鳌作为科举神祇，更是受到举子们的尊奉。就连皇宫大殿的台阶上也刻有巨鳌图案，状元迎榜时站立于鳌首，象征金榜题名与文章显达。到了明代晚期，甚至大量刊行的科举用书，也将象征“独占鳌头”寓意的“魁星鳌头”图案刻入书籍卷末，成为当时书林的一种风尚。‌‌

这天造地设的水上之洲，多少年来就这样神奇地铺陈在河畔，等待人们的呵护，也等待人们去拥抱。

正是初夏，阳光照在绿荫之间。我漫步于兹，四百余年后的今天，萍水依旧东流，洲上却已换了人间。唯有“独占鳌头”所散发的豪情，还萦绕在天地之间，让千年文脉在此绵延。重建后的鳌洲公园，古色的书院坐落于绿树掩映中。书院门庭飞檐翘角，黛瓦白墙。“鳌洲书院”四字匾额高悬门楣，两侧楹联“到门不敢题凡鸟，入海终为戴角鱼”，笔力遒劲，寄寓深远。乃清代知县胥绳武集王维与卢肇的诗句。‌‌石阶九级，引阶而上，似步入时光深处。入门而望，一座两层阁楼巍然矗立，名曰"冠山阁"，阁下为讲堂，堂前深院绿树如盖，枫叶如炽，更觉静谧。

　　阁前，一副对联映入眼帘：“以诗书作线，将笔墨为钩”——也是胥绳武所作。横批“学钓鳌手”四字也出自其手，读书人的豪情溢于言表。整座书院依鼎盛时期的风貌复原，灰瓦红墙，雕梁画栋，在萍水河波光里倒映出千年文运的厚重。

直通书院的香溪桥，横跨于萍水之上，如一道卧波长虹，将两岸风光轻轻挽起。该桥最早建于南宋开禧年间（1205—1207），后被大水冲垮。新建的桥仍采用石拱桥结构，石栏古朴，桥面平整，以纤细的拱背、柔和的曲线，烟雨中织就一幅古典画卷。走过桥面，一首古谣在耳边响起：“金鳌洲撑香溪桥，玉带不离朝”。美好愿望乃乡人对文运昌盛的期许。

几百个春秋过去，人们读懂了鳌洲。因为有一座学阁，一座书院揭开了它的隐喻。

二

鳌洲书院的命运，恰似一部微缩的中国书院兴衰史。明万历二十二年（1594），或许是一个清晨，萍水河上烟雨迷蒙，时任萍乡知县的陆世勣在河边缓缓而行，略有所思。双脚踏上金鳌洲，登洲而望，只见萍水环绕，远山如黛，直叹此乃上天赐予的一块宝地。陆世勣，邳州举人。据说办事精明果断，爱士恤民为乡人做了很多好事。此时他正为萍乡科举成绩不佳而忧，眼前的金鳌洲让他眼前一亮：提振萍乡文风何不从这里开始！当即召集任县教谕的广西举人文邦儒商议，拨出专款，一座阁楼就在金鳌洲平地而起。阁名早就在心里想好：占鳌阁！当然是取独占鳌头之意。阁楼既供奉文昌帝君，更是作为传授礼教的学堂。

就这样，一座小城的千年文化之魂，终于被占鳌阁唤醒。

　　可占鳌阁一路走来，并非一帆风顺。明末，兵荒马乱，萍乡这座小城几经兵燹，金鳌洲自然阁毁洲荒。直到一百多年后的康熙四十八年（1709），知县贺邦桢不忍眼前金鳌洲的破败，重修占鳌阁。为了让这阁楼长治久安，他想了个办法：“召僧入供，并奉佛于后堂”，占鳌阁在佛法的庇佑下得以暂时安宁。

然而，数十年后，占鳌阁再度“冷落荒烟蔓草中”，只剩断壁残垣供人凭吊。

真正的转机出现在四十多年后，也就是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萍乡知县沈廷标才为这座书院注入了新的灵魂。他决定率乡贤绅士重建书院，大手笔效仿江西四大书院之规制，建起一座更大的“阁”，更名为“鳌洲书院”。连奉祀的对象也换了，不敬人造的菩萨，独敬世间的先贤。建起“五贤堂”，堂内奉祀宋代理学名家程颢、程颐、朱熹、张栻，以及朱熹门生胡安之，奉祀的先贤或来自中原，或生于斯土，思想在此交汇，成一片璀璨的人格星空。书院从此有了新的精神脊梁。

每每说起书院的历史，乡人最不会忘记的，是乾隆四十七年间的萍乡知县胥绳武。任职期间，不但在原址再度重建了书院，还将其规模扩大，推向鼎盛。他改堂舍名为"观水"、"冠山"，同时增祀周敦颐，并定名“六贤祠”。（到了清道光年间，知县黄浚在六贤堂又增祀一名先贤：钟咏，成就七贤祠的格局。）胥绳武重建书院后不久，萍乡果然出现了一科两进士的“高光”时期：一是刘凤诰，二是萧光浩。刘凤诰甚至一举夺得“探花”，成为萍乡历史上首位一甲进士。消息传来，冠山阁上欢声雷动，“学钓鳌手”的匾额在夕阳下熠熠生辉。那是书院最辉煌的时候，也被认为是萍乡文风最盛的年代。

“阁下以为堂，堂远对晴峰，蕴藕可人；前有深院，春风小柳，秋日初芙，绿意红情，一叶一文心，一花一诗味。”这是胥绳武笔下的鳌洲书院，可见新造的书院是他任期里的得意之作。只是后来鳌洲书院一路坎坷，清道光六年（1826）又一度被大水冲垮，直到七年后知县杨际华来萍履职，筹资重建，一年后书院才恢复原貌……

书院屡毁屡建，可谓跌宕起伏。但纵观历史，每一次重建，都是一次文化的涅槃；每一代倡导者，都在废墟上播下希望。从明万历到清光绪，从占鳌阁到鳌洲书院，从五贤堂到七贤祠，书院虽然在战火、洪水、和岁月的风雨中一次次倒下，最终又一次次站起。

三

时光来到光绪二十八年（1902），作为萍乡四大书院之首的鳌洲书院，其历史使命似走到了尽头。

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入侵使清廷意识到传统教育无法应对"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洋务运动时期创办的同文馆、福州船政学堂等新式学堂，已经冲击了书院体制。1901年清廷颁布"新政"上谕，明确下令将各省书院改为学堂；1905年废除科举制度，更是彻底切断了书院存在的制度根基。

于是，萍乡学堂（后改为萍乡中学堂）应运而生，最后演变成今天的萍乡中学。这无疑是中国教育史上一次深刻的变革，从传统儒学教育转向近代西式学科体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也称得上是鳌洲书院的“凤凰涅盘”。

如今，坐落在萍乡西城鳌头山上的萍乡中学，与鳌洲书院旧址仅一河之隔，遥遥相望。萍中校内坐落着一尊雕像，这就是晚清名儒文廷式。正是‌这位清末翰林院侍读学士，在国内别的地方还在为书院前景迷惘时，他却为鳌洲书院的未来带来了曙光。他与知县顾家相及地方绅士商议，率先将鳌洲书院改制为新式学堂，‌‌成为我国最早的现代公立学校之一。殊不知，这时的文廷式还是一个因支持维新变法被朝廷革职、驱逐回籍的落难者。

　　漫步于鳌洲公园。萍水河面波光粼粼，偶有白鹭掠过水面。重建后的冠山阁静静伫立，阁上“学钓鳌手”的匾额在余晖中泛着光。2015年，萍乡启动鳌洲公园文化项目，以乾隆四十七年书院鼎盛时期的风貌为蓝本，重建鳌洲书院。然而，重建的意义，不在于复制一座古建筑，在于延续一种文化精神。其实，从陆世勣到沈廷标，从胥绳武到今天的建设者，他们都在做同一件事：在萍水之上，为这座城市留住一方读书的天地。

想象四百年前的场景：春日清晨，冠山阁上薄雾未散，学子们青衫素巾，手捧书卷，或凭栏而立，或缓步徘徊，清朗的诵读声次第响起。秋夜，明月照窗，有人在阁中秉烛夜读，笔墨为钩，欲钓那金鳌……而我最为欣赏的，是书院的学风。

重建书院的白色墙壁上，悬挂着竖写的语录，那是书院的规章条文。细细品来，几乎每一条都能叩动我心。如其中一条：“学贵通经致用，非陡博取功名，诸生各宜闭户潜修，求通经史斯处，则不愧为醇儒……”。可见，这里造就的，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呆子，是 “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学子们收获的是一种不甘平庸、追求卓越的人格力量。正是如此，这里才走出像刘凤诰、颜培天等一批堂堂正正的俊杰。

徜徉书院，楼阁中似见“七贤”飘逸而来，侃侃而谈。朱熹正讲述他的义理之道；濂溪先生正吟诵着他的《爱莲说》……四百多年了，“占鳌阁”一砖一瓦早已随风散去，七贤祠的“香火”却在一代代学子心中延续。如今，鳌洲书院已是开放的文化地标，成为新时代文明实践基地。鳌洲书院文化研究学会坐落于此，聚集了一大批文化贤达。文昌宫‌里设有鳌洲讲堂，常态化公益文化讲座活动早已深入人心。

想起萍乡得名的典故——楚昭王渡江，得萍实，问孔子这是何物？孔子说：“此所谓萍实者也，可剖而食之，吉祥也，唯霸者为能获焉。”（《孔子家语》）。那漂浮于江面的萍实，是吉祥，或许更是文化的种子。鳌洲书院，便是萍乡大地上那颗永不沉没的“萍实”。

洲还在，水还流，书声还在，鳌洲书院四百余年的文脉仍在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