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为名

依松听风

“现在这个社会，谁还能打得起官司”，这句话在街头巷尾、网络论坛上被反复提起，早已不是某个人的牢骚，而是一种广泛的社会共识。当法律被寄予“最后一道防线”的厚望时，这道防线却因为高昂的门槛，让无数普通人望而却步，最终只落下“现在这个社会，谁还能打得起官司”民义之碑，用资本桎梏法律，让平等成为空谈。以依法之名，我们不得不追问：当司法变得昂贵，公平还是普惠的吗？
一、打不起
打一场官司要花多少钱？从表面看，诉讼费似乎并不高昂。根据现行规定，财产案件不超过1万元的，每件只需交纳50元受理费。50元，对大多数人来说不过是一顿饭钱。然而，这仅仅是冰山一角。
真正的负担在于律师费。一位民事诉讼律师的最低收费通常在1万元以上。对于月收入几千元的工薪阶层而言，1万元的律师费相当于两三个月的工资。当一场官司的预期收益不过数千元，理性人如何选择？经济学中的成本收益分析给出了不言自明的答案。
更令人无奈的是，那些报价低的律师“基本不靠谱、不会认真负责”，可能把“会赢的案件搞输了”。于是，当事人陷入两难：请好律师请不起，请便宜的不敢请，自己打又不会打。2024年，全国法院一审案件中，自然人未请律师代理自行提起诉讼的有888万件，占比高达78%，而更多因“现在这个社会，谁还能打得起官司”这句话止步于法院之外的案件，这些数据无声地诉说着多少人的窘迫。
诉讼费之外，还有鉴定费、公告费、保全费、交通费、住宿费、误工费等名目繁多的支出。有人算过一笔账：40多万元的欠款纠纷，光是诉讼费就要预交9000多元，如果要诉讼保全，费用还要增加。一场官司尚未开庭，已是一笔沉重的经济负担。

二、不敢打

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包冰锋一针见血地指出，这背后是典型的“诉讼成本与诉讼收益不匹配问题”。民事诉讼普通程序设计严谨、流程完整，但对标的额不大的纠纷而言，这套程序无异于“杀鸡用牛刀”。
2025年12月，央视一则调查报道引发广泛讨论。广西消费者李瑶为850元货款打算起诉商家，算了一笔账后无奈放弃，律师费、诉讼费、交通费加上时间成本，可能比追回的钱款还高。江西的于甜甜遭遇相似处境，14.61元的货款，维权成本却高达1250元。
山东的李晓为追回4000元欠款，在追究两家机构责任时花费已远超欠款。这种“赢了官司输了钱”的困境，让无数受害者选择自认倒霉。
时间成本同样不容忽视。普通程序案件应当在立案之日起6个月内审结，有特殊情况还可以延长。工伤认定如果用人单位不承认劳动关系，维权过程通常需要三个月到一年；行政诉讼两审大约需要一年。有劳动者从因工去世到家属拿到赔偿金，整整耗费了四年时间。法律程序尚未走完，当事人已被拖垮。

三、帮不了

有人会说：可以申请法律援助。然而，法律援助并非人人可得。申请往往需要提供低收入证明、基层组织出具的纠纷调解证明等材料。即便获得援助，不少人仍心存疑虑，更多的是担心法律援助律师“走过场”。
2025年，全国办理各类法律服务业务4000多万件，其中法律援助158万件。158万件看似不少，但相较于庞大的诉讼需求，仍有巨大缺口。全国有律师83万人，法律援助工作人员仅1.2万人，律师多数人为了用法律挣钱，人员配置和人员结构的悬殊，注定了法律援助难以覆盖所有需要帮助的人。
更令人忧心的是，部分律师受利益驱使，将法律专业当成“割韭菜”的工具，漫天要价、乱收费。有的律师收费甚至超过当事人最终获赔金额的一半。广东一男婴医院离世后家属获赔88万，律师却拿走55万代理费，让“维权卫士”变成“割肉刀”，那么法律的公信力如何维系？

四、“打不起”谁买单

当越来越多的人打不起官司，后果是深远的。
对个体而言，合法权益无法得到保障，冤屈无处伸张，只能忍气吞声。包冰锋指出，这会导致“消费者没有动力打官司维权，挫伤消费者信心；变相鼓励商家不诚信经营行为，降低违法成本；无法实现民事诉讼维护私权的目的，从而损害司法公信力”。
对社会而言，当司法救济成为少数人才能负担得起的“奢侈品”，法治的根基便开始动摇。法国作家阿纳托尔·弗朗斯在1894年的讽刺小说中写道：“法律以其庄严的平等，禁止穷人也同样禁止富人在桥下睡觉、沿街乞讨和偷面包。”一百三十多年过去了，这句讽刺依然发人深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通往法律的道路，却并非人人走得通。
当那些真正需要法律保护的人，不敢再轻易寻求法律帮助时，损害的不仅是某个机构的声誉，而是整个法治社会的根基。

五、诚信缺失与公信力危机

“打不起”官司的表象之下，隐藏着一个更为深刻的根源，法律作为社会公器，其运行过程正在失去“人道酬诚”的底色。
所谓“人道酬诚”，是指人与人、人与制度之间的信任关系，最终以诚信为回报。法律本应是社会诚信的终极保障，让公民相信法律会公正地保护每一个人的合法权益，因此愿意将纠纷交给法律裁决；司法机关相信当事人的诉求是真实的，因此依法公正审理；律师相信自己的专业服务能够换来当事人的信任与尊重，因此恪守职业伦理。然而，当律师将法律专业当成“割韭菜”的工具漫天要价，当当事人不得不在“请不起好律师”和“不敢请便宜律师”之间两难，当法律援助因人员配置悬殊而难以覆盖大多数需要帮助的人，“人道酬诚”的链条被一一击穿。当事人不信律师，不信法院，不信法律能给自己一个公正的结果；律师不信当事人付得起费用，于是先收费再说；社会不信司法能带来公正，于是纠纷私了、忍气吞声成为常态。诚信的缺失，让法律从“公器”退化为“商品”，从“权利”蜕变为“奢侈品”。
回望两千多年前的秦国，商鞅变法之前同样面临一个根本难题：百姓不信官府，不信新法。商鞅深知，没有信任，再好的法律也不过是一纸空文。于是他在国都南门立下一根三丈高的木杆，宣布谁能将它搬到北门，赏十金。百姓疑其有诈，无人敢动。商鞅将赏金增至五十金，终于有一人尝试，果然如数获得赏金。自此，秦国百姓皆知“政令之重、官府之信”。商鞅随即颁布新法，变法得以顺利推行。
“徙木立信”的底层逻辑，正是以“信”为法治的基石。商鞅认为，“国之所以治者有三：一曰法，二曰信，三曰权”。法家把“信”看作法律的内在要求和核心价值，把“取信于民”看作推行变法的前提条件。徙木立信看似只是一次简单的悬赏，实则是一次精心设计的“诚信宣言”，现实展现官府言出必行，赏罚分明；法律一旦颁布，必然严格执行。王安石有诗赞曰：“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
反观当下，“打不起”官司的困境，恰恰是法律公信力缺失的缩影。当律师收费超过当事人最终获赔金额的一半；当法律援助人员与律师人数之比高达1:69；当78%的一审案件当事人不得不自己起诉时，法律在民众心中树立的，不是“徙木立信”般的公信力，而是“资本敲门，门槛高筑，无钱莫入，望而却步”的疏离感。商鞅以一根木杆撬动了整个秦国的法治变革，而今天，当法律的门槛将普通人拒之门外，我们正在失去的，正是法治赖以生存的群众信任根基。
徙木立信的现实意义正在于此：法治的生命力不在于条文的完备，而在于执行的坚定与公信力的树立。“法必明，令必行”，法律必须清晰明确、人人可及，法令一旦颁布必须坚决执行、不打折扣。当法律让人打不起、不敢打、帮不了，法律的“明”与“行”便无从谈起，法治的公信力便无从建立。

六、让法律“为民”回归
值得欣慰的是，问题已被看见，改变正在发生。
最高人民法院自2024年起推行“两状”示范文本改革，针对民间借贷、离婚等11类常见民事案件制定表格化、要素式起诉状，助力人民群众诉讼更加便利。2025年7月，示范文本扩容至67类。当事人准备起诉材料的时间从平均3天缩短至1天，立案材料补正率下降80%，一次性立案成功率达95%。
各地法院也在积极探索。有法庭通过线上立案、远程审理，人均节省诉讼成本800余元、减少在途时间12个小时以上。案件受理费减免“一次办结”和“全域诉服”机制，直击群众诉讼成本高、跨域立案难的痛点。有的法院为困难当事人累计减、免、缓交诉讼费，发放司法救助金。
专家建议进一步完善小额诉讼程序，将标的额放宽到省、自治区、直辖市上年度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一倍以下；推广在线诉讼平台，实现立案、送达、调解、开庭在线进行。这些探索和倡议，正在一点点降低那道门槛的高度。
“现在这社会，谁还能打得起官司”，这句感叹是对法治现状的拷问，也是对法治未来的期待。依法为名，在“依法治国”和建设“法治政府”大环境下，法律不应只是写在纸上的条文，更应是普通人用得起的武器。商鞅徙木立信，以一木之微正法度之公；今天，让每一个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人都能走进法院的大门，让“打得起官司”不再是奢望，这是法治的初心，也是司法改革的方向。当法律不再昂贵，当司法重拾“人道酬诚”的底色，当法治公信力如商鞅立木般在民众心中扎根，公平才能真正抵达每一个需要它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