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王文厚先生

张秀岩

王文厚先生原是黑龙江省农垦总局党校党委书记，也是我的领导。

1986年11月，我调到党校工作，时任党委办公室主任，在他手下工作了4年，直到他离休。4年时间并不长，然而这是我在党校工作最愉快的一段时光。王文厚留给我的美好记忆没有因为时间的流逝而淡去。同他在一起，感到率直亲近，无论是鼓励还是劝告、提醒乃至批评，总是洋溢着善良和真诚。聆听他的教诲，让我受益终身。

一

第一次见到王文厚是在1983年初。那时，我还在曙光农场工作。一个偶然的机会，农场派我参加由总局党校举办的理论研讨班。在开学典礼上，王文厚坐在主席台中间，认真听着各方代表的发言。我们学员的座位离主席台很近，看得清楚。王文厚穿着简朴，中等身材，略显消瘦，头发有些花白，满脸的沧桑。一阵掌声过后，我见他走到讲台前向学员致辞，手里没有拿稿子。

在我的印象中，老干部登台讲话一般都是要念稿子的，其实这稿子也都是秘书写的，只要读得下来就好，不动脑筋，也不担风险。王文厚讲话不用稿子，这样的老干部并不多见。他讲话声音洪亮，没有官腔也没有套话，话虽不多，但都说到点子上。凭直觉，我似乎可以感觉到，这是一位很有思想，很有水平的领导。

二

真正与王文厚有工作交往是我调到党校工作之后。他给我的最初印象：平易近人，见解独到，工作务实，也很敬业。他对工作要求很严，批评一个人直截了当，你当时可能受不了，但事后他不会记在心上，也不会让你背上思想包袱。过后想一想，人家的批评总是有一定道理。

1987年初，我参加了由黑龙江省组织的绥化市党建经验现场会。绥化的党建经验是“目标管理、定量分析、百分考核”。党建工作量化到每一个具体行动上，根据活动情况打分，依据得分多少评估党建工作成效。绥化经验风靡一时。

回来后，我按照绥化经验，起草了一个文件，交给王文厚审批。第二天，王文厚把材料退了回来。我看他有点不高兴，知道这材料写砸了。接着王文厚对我说：“思路不对，都是形式主义的东西，重写。”

他看我没有说话，可能觉得话说得有点重了，于是，把语气和缓下来，接着说：“人的思想是活的，怎么给打分？焦裕禄是县委书记的榜样，如果给他作百分考核，他可能不及格。因为他可能没有功夫开那么多的会，写那么多的学习笔记。这是一种简单化，形式化的工作方法，这种做法比较省力，没有政治风险，但很庸俗。党建工作的真功夫是如何发挥党员的主体意识。党员的主体意识是通过党内民主表现出来的，因此党内民主至关重要。没有党内民主，说什么都是空话。这就是我的思路。”王文厚没有给我面子，但给了我教育。

党员，不仅仅要知道自己的义务，还要知道自己的权力，并让这些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这不就是党建的真谛吗。谁的经验不重要，求真务实才是最重要的。

后来与王文厚接触多了，才知道他并不是那种总板着面孔，动不动就训人的领导。他把对工作的要求和平时的往来分得很开。对工作严肃认真，说到做到，不说假话，不放空炮，而平时的接触却没有架子，平易近人。他虽是享受局级待遇的建国前老干部，资格很老，但对自己的要求也比较严。他常说，自律不严，何以服众？

1988年7月，党校放暑假。王文厚要我和李俊彦同他一道去北安管理局及其下属的几个农场做调研，时间定在7月30日，具体事项由我安排。北安管理局在北安市，离哈尔滨有300多公里。我到火车站预售处询问到北安的列车时段，回复说，只有一趟305次普通客车是白天运行，但没有卧铺票，都是硬座。想到王书记已年过半百，且身体又不怎么好，坐几个小时的硬板恐怕受不了，况且到了北安管局后还要到农场，没有自己的交通工具肯定不方便。

我自作主张没有预定火车票，而是回到学校要求总务处派车。我把这个安排向王书记作了汇报，没想到却挨了批评。王文厚说：“没有卧铺怕什么？学校出车陪着我们一跑就是好几天，要花很多钱。坐火车也不丢我们的面子。我能坐火车走，你们就不能走啦？”虽然挨了一顿批评，但心生敬意。

第二天我又去车站预定了三张火车票。谁知，上了火车才知道，车上的人很多。那天很热，我们在拥挤的车厢里好不容易找到座位。我看到王文厚坐下来已是满头大汗。

我们在北安工作了7天，走访了龙镇、二龙山、五大连池、尾山等4个农场，平均不到两天就走一个单位，工作安排满满的。我问王书记：“我们的时间很多，怎么安排得这么紧张？”王文厚说：“我们到基层工作要有这个意识。我们是来工作的，不是来消遣的。我们多呆一天就会给农场添不少麻烦。”

8月7日，我们结束了工作调研，回到北安与管局领导交换意见并话别。北安局领导看我们在王文厚带领下冒着酷暑在基层工作了一周时间很辛苦，于是对王文厚说，想要安排小车专程送我们回哈尔滨。王文厚婉言谢绝。我们还是买了回程火车票，仍然是硬座。

三

都说王文厚在文革时受到严重伤害，但我没听他说过，直到1988年秋，我陪他出差到克东县，才知道了他鲜为人知的经历。

坐在从北安开往克东的客运班车上，王文厚对我说起了他在克东县的历史：

“我在克东县工作了7年。1963年，我从齐齐哈尔市人民法院调到克东县任县委副书记，当时只有33岁。记得到克东最想干的一件事就是推行刘少奇的‘三自一包’（自由市场、自留地、自负盈亏、包产到户）没想到赶上了‘社教’和‘文化大革命’。我的农村工作成绩变成了‘走资派’罪行受到批斗。那段经历刻骨铭心，直到1970年落实干部政策，我从克东县调出，后来到了福安农场、香坊农场、农管局干校工作。说起克东，我已经多年没来了。”

我们到克东事先没有和当地干部打招呼，下了车就直奔县招待所登记住下。王文厚说：“时间还早，我们到街上逛逛，晚上到我的亲家吃饭。”

我们走到一处农贸市场，市场人不多，我们边走边聊。突然，有个卖日杂的摊主走到我们面前，对着王文厚仔细地打量一番后，面带惊喜地说：“您是不是王书记？”

王文厚说：“你说得对，我就是王文厚。你是？”

那人50开外，头发花白，他说：“你当县委副书记的时候，我还是社员，你怎么会认识我？不过，我可认识你。文革前，你在我们大队里蹲过点，还给我们分过自留地。文革时，你被打成走资派，我们都知道。满街都是批判你的大字报大标语，我都见过。后来听说你遭了不少罪，肋骨都被打断了。您现在还好吗？”

说话间，又围上来好多人，老者居多。大家像见到了久别的朋友一样问这问那。

王文厚感动了，连连说：“我还好！谢谢克东人没忘了我！”

回到招待所，我问王书记，怎么肋骨会被打断？

王文厚说：“我被批斗是因为我搞了‘三自一包’，说这是复辟资本主义。其实很可笑，中国农村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没有经历过资本主义，何来资本主义复辟？后来，造反派挖出了一个所谓的‘反革命集团’案，并说我是知情者，逼我出证。当时只要我说到谁，谁就会被抓起来。这是一个假案，也是一个人命关天的大事，我当然不能说。他们就刑讯逼供，我的两根肋骨就是这样被打断的。后来，我被关进一个库房的门斗里，虽不是牢房，但也完全失去了人身自由。家里人每天给我送饭，但见不到我的面。饭是通过看守转送进来的。家里人给我传递信息都是把小纸条塞进饭盒的荷包蛋里。我回传的信息是把小纸条塞进衬裤的穿绳带里，当做脏衣服送出去，这样才不会被发现。我的伤病就是那时留下来的。”

“在学校怎么没有听到您说过这件事？”我有些不解。

王文厚若有所思地说：“过去了的事情有什么好说的，说出来心痛。那是一场噩梦，是那个时代决定了人的命运，谁都一样。对我来说苦难也是一本教科书，它让我看清了自己，学会了要用自己的思想思考，从此不再盲从。好在克东的老百姓没有忘记我。这足以令我欣慰。”

四

，多年来，农垦总局党校一直实行的是党委制。书记是党委一班人的“班长”，也是我们常说的“一把手”。王文厚统管全局，权利不小。

1984年，党校进行改革，王文厚决定试行校长负责制，扩大校长的权利，自己退居二线。这项改革方案送交农垦总局党委后获得批准。

学校领导体制的改革很快就见到了成效。校长王英武的职权得到了有效地发挥，他为学校教学，为老师做了不少实事，威信很高，然而王文厚的办公室却冷清了许多。有人问王文厚，书记冷场感觉如何？王文厚说，学校中心工作是教学，校长理应统揽全局，我历来赞成校长负责制，书记不要和校长争权，书记要帮校长排忧解难，关键时候也要承担责任，而不是冷眼旁观，更不能看笑话。如果王校长赢得好口碑，说明校长负责制是成功的，我也是成功的。

一向谨言慎行的王文厚也有否定自己的时候。

1988年，为了增加办学经费，学校决定发展校办企业。在缺少市场调研，缺乏充分论证的情况下，匆忙上马了一个安瓿厂。在领导班子拍板决策前，王文厚虽然也听到了有反对的声音，但还是头脑发热，投了赞同票。当时乐观估计，安瓿厂当年投产即可获利。实际并非如此，到1990年3月，安瓿厂投进84万元，产品合格率只有不到50%，亏损已成定局。

为了扭转亏损局面，王文厚协助校长先后调整了两任厂长，但仍无好转迹象。王文厚觉得问题严重，自己又不懂，于是就委派管理教研室主任肖志民教授到安瓿厂作实地调查。调查结果表明：安瓿厂从设备投入，材料采购到生产流程基本不具备生产合格产品的条件。如果这样继续干下去，每干一天就赔6000元，即使停产，一年也要亏20万。不干少赔，越干越赔。安瓿厂要不要下马，一时意见不统一。

1990年3月20日，王文厚召开书记联席会，将调查结果公布与众，请大家会诊，提出建议。多数人意见认为，学校办企业主观愿望虽好，但喧宾夺主，违背办学宗旨，应该当断则断，立即下马，不能久拖不决。王文厚采纳了大家的意见，决定把安瓿厂问题提交党委班子决策。

王文厚说：“安瓿厂项目决策失误，作为书记我有责任。如果当时冷静下来，多听听不同意见，做一个可行性分析，也许就会避免。既然知道错了就要打住，不能把这个包袱留给下届班子。”

领导班子最终达成了共识，通过了安瓿厂立即破产的决定。安瓿厂最后盘点，净亏70余万，教训深刻，好在亡羊补牢及时止损，也算是幸事。

五

1990年11月27日，农垦总局党委宣布王文厚书记退居二线，工作到年底。

1991年1月7日，王文厚正式离休。在欢送他的茶话会上，王文厚满怀深情地说：“我这一生磕磕绊绊，努力过，坚持过，成功过，也失败过，但还算顺利，应该知足。我跟党走，虽也挨过整，但还是跟党走。我的信仰没有变过。回头想想，无论是说还是做，我都尽了力。遗憾总是有的，只希望遗憾少一些。我唯一还感到留恋不舍的，就是朋友待我的那份情谊。”从那以后，王文厚从大家的视野中渐渐淡去。

人只有到了老年才能看到自己完整的人生，才能清楚自己是谁，原来“孤芳自赏”也是一种境界。

我和王文厚同住在一栋楼，平日里见面不多，晚上有时能看到他散步回来。似乎他的爱好不多，唯独喜欢钓鱼。只要看到他身上背着很重的行头，不用问，十有八九是出门钓鱼，起早贪黑乐此不疲。

我对他痴迷钓鱼多有不解。有一次我问他：“您离休了干点什么不好，怎么喜欢上了钓鱼？途中辛苦不说，雨淋日晒、蚊虫叮咬也不说，坐在水边的那份寂寞就受不了。想吃鱼，市场上什么鱼没有？”

王文厚笑着说：“要是为了吃鱼而去钓，那直接到市场买就好了。钓鱼，其实钓的是一种心态。慢慢等鱼上钩的过程是对自己耐性的一种考验与锻炼。急性子是肯定不行的。不能见到别人钓到鱼就眼红，不能心急浮躁。享受过程可能就是钓鱼的一种心情。你看我现在，闲钓湖水边，吹着风，看着水，忙在手上，乐在心里，这就够了。”

一番朴实的话语道出了王文厚恬静闲适，悠然自得的垂钓真谛：钓翁之意不在鱼，在乎山水之间。

老之可贵，不在于筋骨气力，而在于阅尽沧桑之后，那份俯瞰过往，通透世间的心境！

　　后来的几年，我见王文厚日渐消瘦，脸色不好，再也看不到他出门散步的身影。

我问他，身体怎么瘦成这个样子？

王文厚说：“年龄不饶人啊！过去有点小毛病，挺一挺就过去了，现在不行了，一旦发现有病，去掉很难。住了几次院，时好时坏。有病不怕，只要不遭罪就好。”后来他做了伽马刀手术，效果还算好。直到2007年初，再一次发病住院就没有回来。

记得我去医院看他时，他正躺在床上。他的身体已经支撑不起来了，样子很痛苦，额上渗出了一层细微的汗珠。他点头向我示意，大喘了几口气。我有些惶恐不安，还想再说什么，见先生已经闭上了眼睛，生怕打扰，只得匆忙退下。

2007年3月7日，我接到了王文厚逝世的消息。3月9日王文厚的葬礼在哈尔滨东华苑举行。那天，很冷，天上飘着雪。王文厚安卧花丛，身体极度消瘦，已经没有了痛苦，脸上布满平静和慈祥。

王文厚死得并不寂寞，在吊唁大厅，前来吊唁的人们排起了长长的队伍，在哀乐声中，含泪向这位享年78岁，饱经沧桑，德高望重的老人鞠躬告别。

六

每次从四川自贡回到哈尔滨，走过位于红旗大街的北大荒宾馆，我都会想起王文厚。

这幢大楼的土地和农垦大院91楼的土地以及位于建北街的一块宅基地都是王文厚在1987年前后张罗买的。据说，当年为买这些地，王文厚倾注了全力，到总局提交申请报告没少碰钉子。有人当着王文厚的面指责说，北大荒有的是地，还买什么地？王文厚回来抱怨说：“太可惜了，当领导的一句话就把千载难逢的机会丢掉了。好在我们还保住了三块地。”

现在想来，如果没有他当年的远见卓识，没有他那锲而不舍的精神，或许现在的一切都不存在。

我与王文厚先生的交往有20余年。而今，我已到了古稀之年，有一些原本记得很牢的事情也渐渐模糊了，但那些曾帮助过我的人，我总是铭刻在心。滴水之恩，虽未能涌泉相报，但我会永远心怀感激。

王文厚先生是一个好人，即使盛宴不再，朋友也不会忘记他。

1987年7月我和李俊彦（右一）随王文厚书记（中）到北安农管局调研时，在五大连池合影。

　　美篇中的照片由黑龙江农垦管理干部学院王丽萍老师提供，在此深表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