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小说《功名与尘土》上 部第二章

在下无言

二

【那老兄竟然写血书了！】乘了两天一宿的闷罐子火车，跨过了好几个省份，我们终于来到了山西省大同市一个叫做田村的地方。到那儿时已是晚上八点多钟了。于此处，其实我们并未见着田村的“村”，亦未见有飞机或是飞机场什么的；夜幕下，除却茫然的原野外，只是一处有四堵高墙的新兵营。那儿地处大同市的城郊，据说离市区也仅有二十多里地。

到了那儿好些天后我才弄得明白：那山西无论是晋中晋南、也还是晋北那雁北高原的各所属部队，原来全都归属北京军区所管辖。只是我那早先将“在北京当兵”的自豪感，算是打了多半的折扣。所谓“多半”，是说虽不是实实在在的“在北京当兵”，但它好在犹属北京所管，这“管”得还实在有些英明，我以为，也多少犹与北京有点沾边儿——就跟有人问起我家的姓氏一样，我总企图如此答曰：“我家姓秦，我家老祖宗就是唐朝名将秦琼秦叔宝，我就是他老人家的多少代的子孙，没准儿犹与秦始皇都有点沾边儿呢！”我这人向来都具备点鲁迅阿Q的品质，很是能自我慰藉。

再说了，这地方也肯定差不到哪儿去，就在不久前，我是在学校历史课本上都学到过的：说这山西省的大同市，曾是历史上北魏的都城。我国北方鲜卑族的拓跋氏，于十六国时期逐渐强大了起来，并于公元386年由拓跋珪建国称帝，就建都山西省的平城。这近两千年前的所谓“平城”，就是现在这儿的大同市了。如此看来，虽说有些封资修，但肯定是个好地方，还曾经是帝王都待过的！据说，亦还有处叫做“云冈石窟”的名胜古迹，以后有时间还是可以去看看的。

那天晚上，我们“北京空军独立连”的肖连长，和一个看上去比他要年轻许多的干部说了些什么后，就再没见了踪影；后来很长时间里，我们都十分想念他！我犹时常记起初见他时的模样：约一米八零的大高个儿，穿一身洗得有些泛白的上绿下蓝的旧军装，讲起话来，口若悬河，舌灿莲花，极富表现力和感染力，是一位很优雅和有魅力的人。原来，他是这个新兵营的老营长，有四十多岁的年纪了。直到结束了我在新兵营的训练后，我犹才知道了这位肖连长的下落：说他接兵回来后就转业到地方了，并在一家什么工厂当了书记；还说那天晚上和我们这些新兵的不辞而别，全是出于情感上的无奈，他十分的担心怕学娘们儿“儿女共沾巾”！——按部队的惯例，但凡即将退伍的干部，一般都会安排他去接一次新兵的，算是组织上的特别恩典，若按现在的说法，那是去一趟“公费旅游”，亦放松放松。

也便如此，我们“北京空军独立连”的称号，便随着肖连长的离去而成了我们心中的永久记忆；我们那“五十个白背包”也自然被解散掉，被分到了各个新的连队，变成了本来的黄背包。

我们后来的新任连长，即是那晚上见着的那个年轻干部。他姓黄，大概三十岁上下，北京人，细高个儿，看上去很儒雅的，若按旧时之说法，那叫“儒将”。在后来对新兵的所有科目的军训中，他都身先士卒，躬身垂范，指导着各项的训练；同时，还管理着我们的吃喝拉撒睡和政治思想工作。他一直是我们的总教练。不过在那个年头，是不能称呼“教官”的，因为这关乎到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人民的勤务员”就不该有“当官”的意识，革命队伍里，大凡“官”的称谓全得避讳，连“军官”一词儿都不可直说或是写成书面语，只能叫“干部”——这也是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项重大成果。不过，这也为我们民族的优良传统，在“官”和“长”们的称谓问题上，从来就讲究“讳”，譬如“以俟夫观人风者得焉（柳宗元语）”的“人风”，就避了唐王李世“民”之讳，否则，将会犯“大不敬”的罪，那可是死罪，弄不好还会被砍头的！再譬如“皮里春秋”一词，到了东晋时候，因简文帝司马昱的母亲郑太后名叫郑阿春，为了避她的讳，遂改为“皮里阳秋”了。

到新兵营后的第二天早晨，我们各班都待在各自的寝室里按兵不动，未听说要去出早操的事；我们将成为一个正式的兵了，是要由上级领导来给我们发放领章帽徽。“一颗红星（心）头上戴，革命的红旗挂两边”，这是后来革命现代京剧样板戏《智取威虎山》里参谋长少剑波的唱词，它形象地诠释了这领章帽徽的象征意义。

在领导们的亲切指导下，我们所有的新兵，都小心翼翼地先把一颗红心别在了绿帽子上——不，应是叫“绿军帽”上！当接下来再一针针往衣领上缝红领章时，每个人的手啊，就好像是发了鸡爪疯，抖抖索索的，也就像是缝上的“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的凌云壮志，极像是马上就要去和苏修（“苏联修正主义国家”的缩写）打仗了，已抱定决心战死沙场，乃随时准备马革裹尸了！

（待续下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