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难熬的日子】在最难熬的夜里坚守

清叶

文字/图片/编辑：清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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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来了，夏天也在不知不觉中退去。

傍晚，窗外的风有了凉意，夏夜里那些熟悉的虫鸣声，也渐渐少了。

每到这个时候，我总会不由自主地走神，想起六年前那段至今仍让我心颤的日子。

那时候，“新冠”这个词，最初只是新闻里一个名字。

2020年的春节，我们听说在大洋彼岸，有一种来势汹汹的病毒。

我那时候认为：那么远，不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的。

可是，疫情很快越过海洋，来到美国。

加州开始出现病例。

视频新闻里，纽约街道上停放着用来运送新冠遗体的大货车越来越多。一车一车的尸体被运往孤岛安葬。

我真切地感觉到——

风暴正在逼近。

我仍然记得那个三月尾的星期天。

那天我正好休息在家，电话突然响了。

是长照中心打来的，让我马上赶去接班。

我匆匆赶到中心，连外套都还没来得及脱，就听到了一个让人措手不及的消息：

原本正在当班的一名护士确诊了。

那一瞬间，我突然意识到——

风暴，已经来到我们身边。

而我，也走进了那段漫长、难熬、谁也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的日子。

长照中心马上封闭。

家属不能进来，只允许员工出入。

这个决定一宣布，整个中心都乱了。

病人见不到家人，情绪不稳定；家属见不到老人，焦急、害怕、生气，所有情绪一下子都压到了我们的身上。

电话开始一个接一个地打进来。

24小时，电话铃声几乎没有停过。

我们既要照顾病人，又要安抚家属，还要和医生联系、报告病情、执行医嘱、给病人发药。

有时候，我刚打完电话向医生汇报几个新的病情，刚接完医嘱，电话又响了。

“你们这个电话怎么回事？我一直打，怎么都打不通？”

我耐心地解释病人的情况。

电话刚挂，又响了。

是同一个病人的另一位家属。

“我姐说你们电话打不通，怎么回事？”

我再解释一遍。

电话刚挂，又响了。

这一次，还是同一个病人的家属。

同样的生气，同样的问题。

那一刻，我终于忍不住崩溃了。

我哽咽着说：

“您们能不能选一位做代表联系我？我这里有60个病人要服务呢。”

说完，我自己都愣了一下。

我不是不理解他们。

他们只是担心自己的家人。

可是，那时候的我，也真的已经到了极限。

慢慢地，家属的情绪稳定了一些，电话也少了。

后来，他们改成每天早上到长照中心门口等。

辛苦了一整夜，走出中心的时候，还要花半个小时，甚至一个小时去安慰门口等着的家属。

其实那时候，我已经累得一句话都不想说了。

可是看到他们焦急的眼神，我还是会停下来，把病人的情况再解释一遍。

很快，我们的员工一个一个被感染。

病人也开始出现死亡。

一个活生生的人，前几天还坐在那里吃饭、聊天，感染以后送进医院，没过几天，就没有了。

整个中心开始笼罩着一种说不出来的恐惧。

全国的死亡人数不断上升，而长照中心成了疫情最严重的地方之一。

我们的员工，有人害怕，辞职了。

也有感染后，选择不再回来了。

我留下来了，咬牙继续。

那时候，我们护士不只是护士。

还要做护工的工作。

一个人常常要顶两个人。

原本十二个小时的班，因为接班的人病了，会继续工作至十六个小时。

每天早晨走出中心，我都觉得自己像被掏空了。

上车以后，不敢马上开。

什么也不想，就坐在那里发呆半个小时。

等脑子慢慢清醒了，才敢开车回家。

可是，我最害怕的，还不是累。

而是晚上六点半去接班的时候，打开值班表，看见上面写着：

今晚，只有你一个护士。

两个护工。

按照正常的配置，至少应该是两名护士、四个护工，才勉强能够撑得住。

那时候的我，不怕新冠。

我怕的是，病人需要我的时候，我只有一个人。

病人每四个小时要量一次生命体征，要观察有没有感染的迹象；每天早晨还要抽血。

病情越来越多，工作越来越重。

那段日子，我已经不知道自己到底是怎么熬过来的。

可是，风暴没有停。

到了十一月，日子变得更加黑暗。

春天感染过的同事，又出现了第二次感染。

而第二次感染的，症状更重。

我最得力的助手。

那一晚，只有我与她。

她和我一起死撑。

撑到快下班的时候，见到她的状态像醉酒一样，走路也不稳，我知她感染了。

外州开始派护士来支援，中心基本上靠这些外州护士运转了。

可是对于那些老人来说，这些护士都是陌生人。

他们不愿意让陌生人碰自己。

有的老人拒绝吃饭，有的拒绝换洗。

我只能走进去，抱着他们的肩膀，一遍一遍轻声安慰。

直到他们慢慢安静下来。

有时候，从房间里走出来，我浑身都是汗。

可下一间房，又在等着我。

很多时候，把夜宵也忘记吃了。

十二月，终于传来一个让人期待已久的消息：

疫苗要出来了。

可是，就在圣诞节之后，我自己却“阳”了。

记得确诊的那一天，我的脑子“轰”的一下，突然空了。

腿都发软。

心里第一个念头就是：

我会不会死？

我的女儿还在读书呢。

我的父母在中国等着我回去，陪他们度过晚年呢。

那些冷冰冰的死亡数字，原本觉得只是数字，但突然我发现自己也可能成为其中之一。

回家隔离。

第五天，一个坏消息传来。

和我同一天确诊的一名注册护士，比我年轻十岁。

她走了。

那一刻，我第一次真正感觉到：

原来死亡离我们这么近。

十天以后，我回到了工作岗位。

主任问我：

“你能不能去新冠病区？”

“那边全是你的病人。”

我答应了。

走进去的时候，那些老人看见我，眼睛一下子亮了起来。

有的老人不肯吃东西。

我就跟他们编故事。

我会说：

“刚才我在门口遇见你家Bill了，他说，只要妈妈出了隔离，就要来接妈妈回家。”

老人一听，马上说：

“扶我坐起来，我要吃。”

我一间一间地走。

亲切地叫着他们的名字。

在那个病区里，我就是他们最相信的人。

后来，我打了疫苗。

日子一点一点过去。

病区里的老人康复，回到原区里。

病区空了。

那个漫长的夜，终于过去了。

后来，我也到了六十岁。

我兑现了对家人的承诺：

新冠退去的时候，我就退休。

现在回头看那段日子，我常常会问自己：

如果让我重新选择一次，我还会不会走进那扇门？

我想，我还是会。

六年过去了，那段黑暗的日子已经远去。

可是每到夜深的时候，我还是会想起那些老人，想起那些再也没有回来的同事，也会想起那个曾经坐在车里，累得连方向盘都握不动的自己。

我想对那个时候的自己说：

你辛苦了。

谢谢你，在最难熬的夜里，没有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