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人生像陀螺

静云任军平

村子下边那口三眼井，如今是彻底闲下来了，井沿的石板被磨得油亮亮的，像谁用了一辈子的老砚台。我每次回村，都要在那井台上坐一坐，听辘轳在风里吱呀呀地响，那声音细细的，像极了母亲当年纳鞋底时，麻线穿过千层底的声音。

母亲今年八十有二，腰弯了，头发全白了，可那双眼睛还是亮。前些日子我回去，看她一个人在院子里劈柴，斧头落下去，柴火应声而裂，整整齐齐码在墙根。“闲不住，”她说，“闲下来浑身疼。”我站在她身后，恍惚又回到了那个生产队年代，母亲天不亮就起来蒸馍，锅盖一掀，热气“腾”地涌上来，把整个灶房都蒸得雾蒙蒙的。馍香钻进被窝，我就知道天快亮了。

那时候母亲在地里干活，从来不少挣工分。她跟男人们一样锄地、挑担、扬场，可男人们歇晌的时候，母亲得解开衣裳，露出干瘪的奶子往家跑——两里地，小跑着去，小跑着回。我见过她跑，两条辫子在身后飞，布鞋踩在土路上，噗噗的，像两只不知疲倦的小兽。回来时人们刚起身，她抄起锄头就跟上，额上的汗还没干，又添了新的一层。

最难忘的是暮色里的母亲。放工回来，男人们在树下蹲着抽烟，烟头的红一明一灭，像萤火虫。母亲钻进灶房，风箱呼嗒呼嗒地响起来，一大家子人的饭从她手底下变出来。等所有人都盛完了，她才找个旮旯蹲下，碗里剩些汤汤水水，就着灶膛的余火，匆匆扒拉几口。我那时不懂事，总觉得母亲最爱吃锅底的锅巴，后来才明白，她只是把好的都留给了我们。锅巴嚼起来咯嘣咯嘣的，她吃得很慢，像是要把每一粒米都嚼出甜味来。

吃完饭，更重的活计才刚开始。剁猪草，煮猪食，刷锅洗碗，然后是做针线。我睡了一觉醒来，看见母亲还在油灯下纳鞋底，针尖在头皮上划一下，再狠狠扎进厚实的布层里，麻线拉出来，“嗤”的一声，像蚕在夜里啃桑叶。灯捻子结出灯花，她用针尖挑了挑，又亮了些。那一屋子的光，只够照亮她一个人，和地上被拉长的影子。

隔些日子要淘麦子。母亲把新收的麦倒进大盆，清水立刻浑了，她一遍遍地搅，一遍遍地换水，手指在麦粒间穿行，像在数着什么珍宝。麦子淘净了，摊在席上晒，她要守着，怕鸡来啄，怕雀来叨。晒干了再推到磨坊去，一圈一圈地推着石磨转，白面从磨缝里簌簌地落下来，落在她鞋面上，落在她裤腿上，整个人都白了，像冬天里的一棵树。

那时候缺钱，鸡蛋就是家里的银行。母亲攒鸡蛋攒得仔细，哪个鸡下的，日子都记着。我嘴馋去摸，她轻轻拍我的手：“这是给你攒学费的。”鸡蛋攒到一篮子，她拎到集市上卖掉，换回盐、洋火、还有一尺布。布是给我做新衣裳的，她自己穿的褂子，补丁摞着补丁，像一幅地图，每一块补丁都认得——这块是爹的旧裤腿，那块是姐姐穿小的花袄。

婆婆待她不好，牙尖嘴利，还挑唆着打过她。有一回我看见母亲坐在灶膛前抹眼泪，泪珠子掉在柴火上，“嗤”地一声就没了。可第二天她照样早起蒸馍，照样下地干活，照样把第一碗饭端给婆婆。我问她为什么，她说：“娃，日子是往前过的，不能总回头看。”

日子果然往前过了。孩子们一个个长大，像蒲公英的种子，被风吹到四面八方。母亲却老了，老得那么自然，好像她从来没有年轻过似的。只有那双眼睛，还是那么亮，亮得像当年油灯下的针尖。去年过年，我给她买了件羽绒服，她摸着面料直说太轻了太轻了，然后转身从柜底翻出一个布包，里面是我二十年前给她买的一双棉鞋，还没上过脚。“舍不得穿，”她说，“新的就是新的。”

如今村子里，像母亲这样的老人越来越多了。傍晚他们坐在墙根晒太阳，银白的头发被夕阳镀成金色。远远看去，像一茬一茬的庄稼，收割了，又长出来。他们的背都弯了，可弯得不一样——有的像问号，有的像括号，有的像田垄。我知道，那是几十年风雨压出来的形状。

昨天我又去井台上坐了。消停了许多，井水也浅了，可坐在那里，我总觉得还能听见母亲们汲水的声音，听见她们在井台边淘菜、洗衣、说笑。那些声音沉到井底去了，沉到地心里去了，滋养着这片土地，长出一茬又一茬的庄稼，一代又一代的人。

她们就是我们这口井的井水。平常日子里不觉得，等哪天井干了，才知道什么叫渴。

母亲在院子里喊我吃饭了，声音还是那么亮。我站起身，看见夕阳正好落在她肩上，把她整个人都镶了一道金边。八十多年了，她还站在那儿，像一口井，清清亮亮的，一眼就能望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