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到无求品自高

张秀岩

人到无求品自高

——记老朋友金维兴

我的老朋友金维兴在退休时间问题上遇到了麻烦。

论年龄，他与我同岁，我已经退休两年了，而他才办退休手续。

说到退休年龄，维兴颇为无奈，他说：“1983年人口普查时，工作人员不慎，把我的出生年份由1949年错写成了1951年，工作调转到哈尔滨时就没有改过来。按照出生的年龄，我本该在2009年退休，可人事部门却认定我的退休时间是在2011年。无论我怎么解释都不行。他们说，即使你说得对，也不能改变。就这样又坚持干了两年。实际上我已经工作44年了，属于超期服役。”

一

我和金维兴相识有四十年之多。

1986年，我从农场调到农垦总局党校工作。从农场搬家时，我的一台黑白电视机出了故障，一时找不到人修理，很着急。有人跟我说，可以求求老金，他是这方面的专家。我当时想，还没有认识金维兴，就去求人家，有点不好开口。但考虑再三，最后还是硬着头皮进了金维兴的办公室。

办公室空间狭小，长条桌上摆放着各种电器设备。金维兴很客气地跟我打招呼，搬来一把椅子请我坐下，还倒了一杯水送到我面前。 我说明来意，没想到金维兴爽快地答应了。

两天后，电视机修好了，我要拿钱给金维兴。他说：“你的电视机是印刷电路板上的一个元件脱焊，烙铁一焊就好了，也没有换零件，用不着花钱。”

我一再表示感谢，金维兴说：“谢啥！我们都是下过乡的知青，都是从地垄沟里爬出来的。帮上一点忙，也是举手之劳的事。我还会理发，下乡在连队时学的，以后你信得着我，就到我这儿来，我给你理发，水平还可以。”说着，他从柜子里拿出一个盒子给我看。打开盒子，里面装的是理发用的梳子、剪刀、推子和围巾。 金维兴果真是个热心肠。此后，我们的交往就多了起来。

一次，我到他的办公室，看到他桌子上有一只喝水用的白瓷杯，上面还有红黄绿相间的五线谱图案，看起来很漂亮，随手就拿了起来，没想到杯子竟发出了清脆悦耳的音乐声。惊喜之余，放下了杯子，音乐声也随之戛然而止。我很好奇，问他这杯子能放音乐，奥秘在哪里？金维兴说，这是他的一个科研成果，叫做“音乐杯”，是利用光电能让杯子播放音乐，无论是阳光或者是灯光都可以。

1991年，这项成果获得了国家专利。我问他，是否考虑把这个发明用于商业开发。他说：“中央电视台给我来过公函，说可以在“架金桥”栏目里播出，但要的播出费很高。当时，对于我的工资收入来讲，接近天价，就只好放弃了。专利对于我只是一种尝试，人生的一次考核。它虽然没有换来钱，但却为我的生活增添了几分喜悦。”

他的专利权有10年的保护期，金维兴错过了这次机会。我为他的专利损失感到可惜。

我和金维兴都是1968年下乡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哈尔滨知青。他是老三届的高中生，当时他在二十九团，我在三十一团，我们都隶属兵团三师。后来兵团恢复农场体制，金维兴所在的二十九团又改回双鸭山农场。1979年知青大返城时，他没有回来，在北大荒干了14年。虽然我在农场的时间比他长，但我受的苦远不如他多。

金维兴说：“这14年中，最苦的日子是在农场度过的。我在连队干了8年，当过农工，也当过教师。铲地、割地、跟车送粪、扛麻袋，连队里的脏活累活基本都干过了，后来还参加过从二十九团锅盔山到四师的电话线架设工程。记得1968年10月刚到连队的第二天，就到雪地里抠玉米。把从雪堆里抠出来的玉米拣到麻袋里，再背到大爬犁上，全身的衣服都被雪水浸透了。晚上住的屋子是由一个马棚改造的，对面大炕，一间屋子住30多人。冬天屋子不保温，别说有多冷了。晚上睡觉得戴狗皮帽子。早起，脸盆里的水都冻出冰碴，头上戴的帽子都是霜，好在火炕是热的。更苦的是架线。住的是地窨子，没水时就喝雪水。一天翻越3个小山包，往返要走30多里路。身上带的馒头和玉米面的菜包子都冻硬了，大家就把馒头串起来架火烤，考热一层吃一层。没有水就吃雪。有一次打枝桠，斧子把脚趾头砍了，下山缝了3针，过几天又上山了。修水利时耳朵冻僵了，感觉像是失去了知觉，就用手捂慢慢地缓过来。有一次，实弹训练，手榴弹扔偏了，就在眼前十几米处炸响了，幸好人都趴在沟里，躲过了一次危险……”

每当说到这些，金维兴总是心生感慨。他说：“经历对于我是一笔财富。在我一生中，回忆最多的就是在兵团连队时的岁月。 这30年，我回过农场十几次。我对连队老职工的感情不是假的，是他们教我学会了做人。果园班长许信藏是1958年的老转业官兵，他对我很好，教我学会了除草、剪枝、嫁接等一些农活。他还经常找我到他家里吃饭，炒上两个菜，再喝点连队烧的纯粮酒，那种感受至今难忘。返城后，我曾给他寄过钱，支持他种植木耳。我知道他有胃病，经常给他买药寄去。还写信邀请他到哈尔滨来做客，并承担全部费用。遗憾的是，我还未能用一颗感恩的心回报他更多的时候，1992年秋，他突发脑溢血走了。一个为新中国解放南征北战的战士，一个为开发北大荒奉献终生的老垦荒队员，就这样度过了他短暂的一生。”

“我们这一代人，我还是幸运的，毕竟我还有工资保障。而那些插队挣工分的知青呢？那些在战场上出生入死，在北大荒艰苦创业的老转业官兵呢？有谁来歌颂赞美他们呢？又有谁能为他们今天的生活多想想呢？在文人的笔下曾留下过这样的诗句：

‘雪花溅，泪花飞，刀光剑影奈何谁？胜者王，败者寇，几度欢乐几人悲。对与错，功与罪，只有青史定是非。’

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可能这就是历史吧！时代的变迁，改朝换代，千百年来不知为后人留下了多少故事。”

他没有解释这几句诗的含义，但我似乎有了理解。对于历史，我们有告知下一代人的责任。当这一页翻过去之后，我们需要留下哪些真实？我们是否需要在不多的时间里，留下我们自己的真心话？

二

对人热情、善良、真诚，喜欢竭尽全力帮助别人，这是金维兴的人格魅力，也是我最欣赏他的地方。

当我和贝奇谈到金维兴这个朋友时，贝奇说，她对金大哥印象深刻，很欣赏他的朴实厚道，与世无争，淡泊明志，志存高远；敬重他的热情、善良，对朋友倾力相助，慷慨大方。即使对素昧平生的朋友，金维兴也满怀同情之心，热情相助。

2011年2月25日，金维兴从辛荣昌那里知道在曙光农场的老转业官兵刘欣先生正在农垦总医院住院。二话没说，与辛荣昌一道匆匆赶到医院看望刘欣。金维兴与刘欣素不相识，但他知道刘欣的名字，知道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是我的朋友，他愿意代我到医院慰问刘老，愿意为刘老的事情帮忙。后来刘欣打电话给我说，他很感动。

在我们学校，金维兴不仅是我的同事，也是相互了解、互为知心的朋友。

也有人对金维兴的处事不太理解，说，当下社会谁都想法弄个大专文凭，甚至不择手段，可他就不凑这个热闹，不知他是怎么想的？他时常给大家修电视机、录音机之类的电器，事后别人表达感谢，请他吃饭，他总是婉言谢绝。单位搞聚餐，很少见到金维兴参加。

我对金维兴的为人处世既钦佩也担心。在物欲横流的今天，能不为五斗米折腰的人已不多见。但现实摆在那儿，你如果不去争，不去抢，可能真就失去机会，最终吃亏的还是自己。实际上金维兴已经吃亏了。因为他没有大专文凭，评职称时就受到限制。人家都进副高或正高了，他在1993年破格只晋了个中级。岗位竞聘，首先要看文凭，你有天大的本事，没有文凭就没有竞聘岗位的资格。由于职称低，职位低，工资和奖金必然低。

记得2001年学院搬到新址，要建一个多媒体教室。他为了给学院省钱，就把这个项目接了过来，由他来负责设计幷指导施工。整整干了一个假期，饿了吃一盒方便面，困了就躺在废纸壳箱子上打个盹。不算为施工付出的辛劳，光设计费就为学校省了很多钱。到年终学校发奖金，本来是一个对学校有贡献的工程师，却按普通教工的标准发给他不到300元奖金，和学校高层管理者的标准相差40多倍。虽说吃亏是福，但这个亏吃得也太大了。

一天中午，我把金维兴拉进一家小饭馆吃碗面，想给他一点提醒。我说：“人家都说你怪，其实是说你不开窍。就说文凭，现在的成人大专文凭有几个是凭真本事获得的？遇到这事，有人都是削尖了脑袋往里钻，雇人写论文，花钱登文章，把芝麻大的事写成西瓜。你是老三届的高中生，怎么就没想着弄个文凭？你知道耽误了多少事？”

金维兴听出了我的意思。他笑笑说：“我也知道，别人对我的看法都是好心。1977年，我在红管局科委工作时，赶上文革后恢复高考。我报考了，还被八一农垦大学录取了。当时嫌学校不理想就没去。第二年又考上了哈师范走读生，因为正在农场工作回不来，就放弃了。但我没后悔过。1983年前后我曾在北京广播学院学习电视制作技术，只发结业证，含金量不高。我也知道，只有在现阶段能拿到具有中国特色的大学文凭，那才是真金白银。我时常在学校监考，其考场真是令人眼花缭乱，打小抄、传纸条、抄书的司空见惯。考生大都是党员干部，有的抄书也找不到答案，真是可怜。在现实社会中，一些‘文化人’都想有一个级别高一点的职称，无可厚非。就像穿上一件体面的外衣，再贴上一个名牌商标，在公众场所，社交场面，颇能吸引众生眼球，令人‘羡慕’。但不会写论文怎么办，就在网上下载，改个名就成了自己的；把别人的书拿来，改头换面，字里行间做一点修改，换上自己的大名，书就出来了。拿着自己的‘著作’就可以晋升高级职称。享受国家给的高于普通百姓的特等待遇。在我们这样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里，又有谁不想得到呢？看电视，我们了解到：印度有些城市里都有一些猴群。在街上上蹿下跳，跑来跑去，到处寻找食物。水果摊前，当主人不注意时，抓起一根香蕉就跑，然后爬到树上或蹲在房盖上吃。为什么光天化日之下，它们敢‘以身试法’？因为在印度猴子是享有特权的，那是国家给它们的待遇。很多人羡慕恭维猴子的身份和地位。猴子根本不知道自己的行为是在偷、在抢。因为猴子与人类的基因相差了近2%。为了求生，在同一片蓝天下，你能说猴子的行为是错的吗？”

我说：“别人这么做，是别人的事，你也可以不做，但这幷不影响你拿文凭。”

老金面带笑容，没有一丝的不悦。他说：“我经过文革，走过大江南北。在农村地垄沟里爬了8年多，在管理局科委工作6年半，又回到城市工作近30年。其实文凭无外乎就是想证明自己的身份，改变自己的地位，得到的是更多的利益，而谁都知道金钱和地位具有很大的诱惑力。面对着世界，我应当知道哪些是属于我的，哪些是不属于我的。我应当做些什么，不该做什么。我知道，我们这一代人都是时代变革的牺牲品。失去了很多，这是现实，不能强求。只要心情能平静下来，学一点专业知识，做一点自己想做的，而且还不伤害他人的好事，足矣。在专业上，我是从矿石收音机开始学起，先后学习了电子管、半导体二极管、三极管、晶体管电路基础知识。后来这些电子基础知识就成了我谋生的专业。从电视机原理、卫星数字电视，以及电脑网络、摄影摄像，到非线性编辑，这些知识从理论到实践我学了30多年。”

面对如此自尊、自爱、自重的金维兴，我油然而生敬意。

说起金维兴，学校的财务处长刘艳华总是赞叹不已：“有谁能做到面对上级管理部门寄来的卫星接收年度奖金全额交给学校？有谁去外省出差10天只花一千多元？金大哥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有人说他怪，怪就怪在他行得正，不贪欲。”

有一次聊天时，我禁不住问金维兴：“同事的孩子结婚，请柬发给你了，你咋都不到场呢？”金维兴笑了。他说：“单位同事的孩子结婚，凡是跟我打招呼的，我都以礼相送，没落过一份。一般来讲，我几乎都不到结婚现场，我喜欢清静，尽可能躲开‘社会噪音’。我也很少到饭店聚餐。因为我知道，我是文革前受过12年正规教育的一个普通知青。身上没有什么光环和那些闪光的文凭，就是不喜欢在酒桌上看到那些在官场上‘春风得意’的人，喝得满脸通红，语无伦次地炫耀自己的身份和地位。我没有为金钱、地位在酒桌上与他人交易的诉求。但是和老同学、好朋友在一起喝杯啤酒，聊聊天，反倒是常有的事。”

2008年年底的一天，午休时，金维兴拿着相机到我的办公室。他说：“你很快就要退休了，我给你拍几张工作照，留给将来的回忆。”

我那时正面临退休。快要退休的人会想到很多，我甚至都想到了把退休那一天的《新晚报》和《北大荒日报》珍藏起来，留个纪念，唯独没有想到要留下一张工作照。金维兴为我想到了，我很感动。

我对金维兴说：“谢谢你！今后到了自贡，我也会想起我们在一起的这段岁月。等你到了退休的时候，我也会提前为你拍几张工作照，留个纪念，让你在哈尔滨也常常想起我。”

我当时穿的是一件蓝色休闲服，有点旧。金维兴笑着说：“不要刻意打扮，原滋原味才好。”办公室有点冷，桌子上摆满了书报，只是简单整理了一下就拍上了。

那天我很高兴。

三

2010年11月，我从四川自贡回到哈尔滨。刚到哈尔滨，应酬很多，但有一件事我没有忘，就是想到学校去看望老朋友金维兴，想实现自己的诺言，在他的办公室为他拍几张工作照留个纪念。因为新年一过，金维兴就要退休了。我和金维兴在电话上约好在他的办公室见。

12月16日，那天刚下过雪。厚厚的白雪将千山路覆盖。从家出来没有坐车，就想着要走这条小路，重温当年的感觉。这是我和金维兴过去每天下班结伴走过的老路。岁月更迭，往事如烟。已经记不得我和金维兴在这条路上往来走过多少次。自从我2009年退休后，已经有两年多没有走过这条路了。

已经年过60的金维兴依然不显老，也依然面带微笑。他的办公室较前清静了很多，窗前的几盆长寿花枝繁叶茂，感觉清新惬意。

金维兴把茶叶放进杯子里，打来开水沏上后端给我。

“快退休了，有啥感受？”我一边喝茶，一边问。

“工作进入倒计时，心情不一样了，有紧迫感，想要做的事很多，比如把我手头的工作资料进行整理，为工作交接做准备，也很想利用这段时间，把学校的信息化教育平台再完善一些。工作40多年，记忆中只请过两三天的病假吧。调回哈尔滨后，骑了18年自行车，后些年全是步行上班，从来没做过通勤车。我是50岁时才悟出了人生的大道理，50岁前，眼前都是层层迷雾，很少静下来思考。”

接着金维兴又给我讲了他的“定长理论”：

“人的寿命是取决于先天的基因与后天生活的调整。但生命的长短和财富的多少是有着直接的关系。通过勤劳廉洁自律来获得生存的财富，天经地义，心里没病，心情好，健康长寿。反之，欺骗、贪污受贿，不义之财，会压得人寝食不安。每天提心吊胆，必然身体的免疫功能下降，脏器受损，百病丛生。所以，对贪官而言，贪得越多，寿命越短。这也就是财富+寿命=定长的理论。平民百姓，不追求贪官们的奢华，挣得钱虽不多，但心里很平静，健康指数相对要高些。而那些坏人，那些榨取老百姓血汗的贪官们，上帝自然会照顾他们，‘优先签发护照’，提前为他们打开地狱的大门。”

金维兴一边说着，一边用手在桌子上比划着。 我看着老金在桌子上画着的一条分成两段的直线。

想想金维兴说得还真有道理。如今，贪婪已成为每个人必须跨越的生命障碍。只有当一个人不再贪婪时，生命中的一切美好才可能接近他。

我问金维兴：“我看你一天到晚总是乐呵呵的，没见你发过牢骚，你怎么有这么好的心态？在你的一生中，可曾有过什么得意之事或是什么遗憾吗？”

金维兴说：“我人生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能有更多的时间陪伴在父母身边。下乡一走14年半，回来时母亲年迈了。上小学时穿打补丁衣服。从小母亲就告诉我，不要贪婪，要多做好事。小时候我家住南岗马家街，看见一个盲人拿着棍，我就赶过去扶他过马路。前天下大雪，路很滑，走到长江路道口碰见一位老人，他说不敢走，我就赶紧扶着他一起走过马路。为人善举这样的家训，实际上从小就深埋在心中了。 我的小学是在哈尔滨花园小学度过的，老师雷雅欣和范基环都非常敬业，大家学习也没有什么压力。课余时间时常教大家唱歌跳舞，暑假去儿童公园、太阳岛游玩。那时我喜欢矿石收音机，因为可以听到另一个世界的声音：音乐、故事、广播剧……。那年代没有半导体收音机，只有电子管收音机。学校展示学生才艺办小展览，我便献上了一台小小的最简单的矿石收音机。日后经老师推荐，学校把我选送到哈尔滨少年宫无线电小组学习。那时的花园小学校真像一个大花园，培育着我们快乐成长。启蒙的引导教育使我终身难忘。 我在连队劳动锻炼了八年多，是1976年5月总局领导下基层检查工作，在连队老职工的口中了解到本人，1977年被选调到三师科委工作。多年来我学会了一些专业知识，做了点力所能及的工作。我给自己的定位是：既不仰视高官，也不俯视穷人，平视社会，做一个普普通通的人。”

无私无欲则刚，无愧无悔则正。社会制度可能永远无法完美，但“正”却可以带我们远离精神的残缺。一个人要是正了，生命就有所坚持，就能活出尊严，活出品味，活出精彩! 聊完，我给他拍照片。

天已渐黑，下班的通勤车已经离校，走廊很静。和两年前一样，我和金维兴又一次结伴同行，走在幽静的千山路上，我们依然边走边聊。

　　在离开金维兴办公室前他送给我一张光碟，并说：“这张光碟是我在1987年9月回农场时拍的录像，然后用电脑编辑制作的光盘。送给你，看看我的第二故乡双鸭山农场，看看在梦幻中那蹉跎的岁月。”

回到家，我将光碟打开，题目《永久的梦幻》。画面上，列车在秋日的山野中前，一曲《青藏高原》在北大荒金色的田野上空回荡。片头字幕：

不知是那锅盔山在呼唤，还是扁石河的水在轻弹着那曲《思乡的眷恋》，让久别的故乡——李津围子又回到了你的眼前。如果说昨日的风尘早已化作了天边的彩霞，眼前这一切，又在讲述着什么呢？是遐想，是梦幻，还是酸甜苦辣……。

一幅幅农场的画面在我眼前闪过；山间、田野、房舍、金色的稻谷、老职工满是沧桑的笑脸和慈善的眼神……

我的眼睛最后定格在片尾字幕上：

无论你是伟大还是平凡，在天地之间都显得那么渺小，就像那天边的云层中折射出的一道霞光，转瞬即逝。无论你是贫穷还是富有，转眼间都将化作永久的梦幻。一代又一代人一直在讲述着一个永远也讲不完的前人昨天的故事……

2011年11月，金维兴在我家。

2015年11月30日我在金维兴家

2014年11月16日，金维兴送我到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

“事能知足心常泰，人到无求品自高”，这是清代文学家纪晓岚的先师陈伯崖的一副联书。很显然，辛勤工作44年的金维兴，有他自己的精神境界和对生活的追求与选择：

随遇而安，得之不喜，失亦无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

正如这张光碟的字幕所昭示，金维兴就是这样一位看淡人生，追求一种超然物外的自在与宁静的寻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