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证我人生不同时刻的22张老照片

庄 历

这是1965年我上小学五年级，为办南湖公园的游泳证，那年拍的人生第一张标准像。由于着急，头发都没来得及梳理一下，炸得像刚从野地里跑回来，白衬衫领角洗得发毛，红领巾被照相馆的师傅仔细拧出了端正的结，我攥着裤缝站得笔直，满脑子都是拍完这张照能领到的游泳证。

1968年9月，本该在两年前就小学毕业考中学，却因“文革”而停学在家的我，被抽调进沈阳市九十九中专政连，执行看管“牛鬼蛇神”的任务。这一天，我和专政连的小伙伴们穿着仿制的“军装”，一起到照相馆留影。照片上的我，臂带红袖章，手握毛主席语录本，胸口别着一枚毛主席像章，帽子上的五角星亮得晃眼。站在镜头前，才15岁的我，觉得自己瞬间已成为保卫毛主席的“红卫兵”。（注：“牛鬼蛇神”是“文革”时期的专政对象，多指地富反坏右分子）

1970年1月，我在沈阳市九十九中学提前毕业参加工作后，来到沈阳冶金机械学校代培，10个月后将奔赴“三线”-甘肃陇西冶金机械设备制造厂当一名锻造工人。

为纪念这一时刻，我留了这张影。头上是利落的短发，上嘴唇已冒出细密的绒毛，粗布褂子领口翻出半圈洗得发白的衬领，胸前佩戴的毛主席像章闪烁着温润的光。我望着镜头，眼里满是对未知日月实打实的笃定。

这张照片摄于1970年11月的陇西县城照相馆。此时，刚满17周岁的我，已从东北沈阳来到了西北甘肃，成为一名祖国“三线”的建设者。为抚慰远在五千华里外家中父母的思念，我照了这张像。

头上戴的新军帽，是同寝室的复员军人老佐送给我的，身上穿的衣服是从沈阳带来的，洗得干干净净。我的嘴角带着点放松的笑意，露出些许牙齿，挺直的腰板、沉静微笑的面容，像是在向父母诉说：儿在远离家乡的西北高原-甘肃陇西，一切都挺好的…

这张戴着厚墩墩的羊皮棉帽的照片，是我步入军营后拍的第一张照片，时间约在1971年春节前后。帽子上方的五角星帽徽格外醒目，厚厚的棉衣领子连同领章微微翘着。刚满17岁还不足半年的我，身着军装，满脸稚气，但在浓眉下的一双眼晴里，却闪着坚毅的光芒。

这张照片上的我，看着非常年轻，好像十七八岁的样子。但实际上，拍此照时是1973年的夏天，我已当兵3年，到年底就服役期满，在部队算是老兵了。从照片上的军帽、军装和领章，就能发现均已发旧。彼时，我在青海省军区独立师步兵第七团政治处报道组当报道员。

这张照片摄于1974年秋天，此时我在部队已入了党，并担任了团报道组的组长。照片上的我，比起一年前的留影，显得神态从容、老成持重。这张老照片，带着点岁月磨出来的感觉，我那些在军营里出操训练、在机关和连队奔忙采访、在宿舍三屉桌前伏案撰稿、在灯下刻苦学习毛著的日日夜夜，都悄悄沉浸在了刚毅的面容和坚定的眼神里。

这张照片摄于1975年4月。当时我所在的部队因精简整编被撤编，我这个在军营服役已满5年却未提干的老兵，面临着两个选择：一是退伍返厂，二是转入新部队重新开始。我选择了后者。

在新部队，我到连队当了15天的班长，又到团政治处报道组当了3个月的组长后，被提干，就任团政治处书记。这张照片就是我在即将离开老部队时留的影，它既是对老部队的一份告别纪念，也定格了我人生的一次关键抉择，见证了我从战士走向干部岗位那段跌宕起伏的成长经历。

1977年我已年满24周岁，到了该谈恋爱准备结婚的年龄。这年春天，我回到家乡沈阳休探亲假。在照相馆当摄影师的弟弟，为我拍了这张照片用于相亲。20天的假期里，父母亲和亲朋好友给我介绍了19个对象，被父母和我否决了18个，全家人唯一相中的一个姑娘，却将我“枪毙”了，原因是嫌我个头不够高。20天的假期被白白渡过，一个对像也没相中。再想休探亲假，还得两年以后。

这张照片摄于1978年5月，利用出差机会，我顺路回到沈阳，与家中父母亲给我找的对象见了面，相处了10天，确定了恋爱关系。25周岁的我终于具备了结婚成家的资格。照片上的我，侧着脸望向旁边，嘴角的笑快要漫出来，连眼角的纹路都透着舒展，好像正在聆听远处传来的战友们熟悉、亲切而又真诚的祝福声…

这张照片上的我笑容灿烂。照片摄于1979年春节，彼时，我已结婚成家，并从正排职的团政治处书记任上，调入宣传股任副连职干事，升了职，提了薪。而且，又让我高兴的是，结婚还不到半年的妻子又来到部队探亲。战友携带相机，来宿舍为我们拍照。因喜事连连，让我难掩内心的激动与开心，留下了这张难忘的影像。

1980年初，我的工作发生了重大变动。我从团政治处宣传股干事任上，被调入省军区政治部组织处任干事。在忐忑不安的心境下，我服从了组织安排。一年后，我熟悉了新环境，适应了新工作。职级也从副连晋升为正连。在探家期间，我到照相馆留了这张影。照片上的我，脸上挂着微笑，面容里渗透出发自内心的自信与自豪。

1983年是我人生的一个重大转折点。这一年我在青海省军区政治部组织处工作进入了第4年，职级晋升到副营。然而，由于家在沈阳的老婆孩子没有住房，一直挤住在本就拥挤不堪的两家父母处，以致影响到家庭的和睦、兄弟姐妹的关系。老婆也因长期焦虑，患上了肺结核病，这些情况使我不得不走上转业回沈工作以解决住房之路。这张照片就是当年我在转业之前留下的。照片上的我虽然在笑，但笑的勉强，笑中藏着纠结与难过。

1983年的冬天，我转业回到家乡沈阳，等待市军转办分配工作。百无聊赖之际，我突然想到，过了春节，自己有可能就要到地方的新单位上班，而自己离开军营还没有拍张单人照，给自己13年的军旅生涯留个纪念。于是，我又穿上了军装，来到照相馆，拍下了这张彻底告别军装、军营，即将走进新环境、新工作、新生活的照片。照相时，师傅让我笑一笑，但我却怎么也笑不出来…

这张照片拍摄于1984年4月，我从部队转业后，被分配到沈阳市文化钟表公司党委办公室工作，任副科级秘书。与此同时，我又报名参加了“党政干部基础理论”自学考试大专班。为办理工作证、准考证，我到照相馆拍了这张照片。

那天，我穿了件高领毛衣，外面罩着淡蓝色翻领外套，领口叠出暖融融的层次，想想即将开启的稳定的新生活，我不由自主地笑了。笑起来的眼角带着细碎的纹路，在天气渐暖的日子里，拍出的照片都好像透着点晒过太阳的温度。

这是我到地方工作后，拍摄的第一张正装照，时间为1990年10月底。之前不久，我考进了沈阳市政府商业办公室，被安排到综合处，职级定为主任科员（正科级）。拍摄这张照片，一是为办理新的工作证，二是为留个纪念。第一次穿西装拍标准像，白衬衫领子挺括，深色领带打得规整，我端端正正站在镜头前，还带着点刚换上正装的拘谨。

这张照片是1996年冬天，在沈阳市政府机构改革中，我成功竞聘市商委工业品流通处处长后，单位请来摄影师给拍摄的。西服、衬衫和领带都不是我的，穿上明显偏大。正装照上的我，红领带衬着白衬衫和藏青色西服，头发梳得一丝不乱，对着镜头浅浅微笑，眼神中现出得意而又自信的光芒。

这张照片好像是在世纪之交的2000年那一年拍摄的。为什么要照这张像？已没有印象。只记得彼时的我发福了，体重达到了170斤，血压也很高，不得不开始服药降压。

那几年我的工作担子很重，10个人的大处室，没有副处长，而且我一人身兼双职：市商委工业品处处长和市展览办公室主任，每天忙的“脚打后脑勺”，节假日不休息、加班加点是常态。但这几年却实实在在地磨炼了我，使我养成了在任何艰难困苦面前都不低头、都勇往直前的习惯和作风。

千禧年的这张照片，我穿了件条纹衬衫配暗纹领带，鬓角悄悄冒出了几根白发，神态虽从容，但神经却半点也松弛不下来。

这张照片拍摄于2002年2月，我成功竞聘沈阳市会展业管理办公室主任后，为新岗位的工作需要而专门留的影。沈阳市会展办是在新一轮政府机构改革中，根据我的建议而设立的。因我此前曾兼任沈阳市展览办公室的主任，而会展业又是朝阳产业，这次竞聘我毫不犹豫地报了名。

这张照片，我身着深色西装配蓝色衬衫，领带的暗花精致妥帖，我眉眼舒展，笑的温和，眼角的皱纹里带着岁月沉淀下来的从容，整个人透着成熟稳重的底气。

这张照片摄于2010年3月，我在沈阳市政府机关，由于健康等多种原因，提前3年办理了退休手续。结束了在政府机关20年的工作经历，以及41年的公职生涯。

然而，退休之后的我，又被组织上安排到一家行业协会主持工作。在协会工作的4年里，我将一个濒临倒闭的协会，转变为沈阳市和全国的先进行业协会，行业组织等级达到了最高的5A级，获得市长奖励30万元。这张照片就是在此期间拍摄的。退休了还能继续发挥余热，而且在我熟悉又喜欢的行业工作，尽管艰难但屡创佳绩。我的心情很是开心，照相时没用刻意，发自内心的笑便流淌了出来。

2014年3月，根据中组部和省市纪委的要求，党政机关离退休的领导干部不宜在商协会担任领导工作，我离开了沈阳展览业协会。应一家民营会展企业的邀请，帮助他们筹办展会。

运用自己在会展行业深耕近20年的工作经验，我历时一年半，帮助企业成功举办了“第六届中国沈阳动漫电玩博览会”和“第七届中国沈阳自行车电动车展览会”。这张照片就是在此期间留下的。那天我穿了件翻领毛衣，领口露出里面的浅蓝衬衫，无框眼镜架在鼻梁上，神态安闲，半辈子的故事都揉进了一张笑盈盈的脸上。

最后的这张蓝底的标准像，是我在2015年10月彻底离开工作岗位，一年之后留下的。照片上的我，穿了件敞领的白衬衫，鬓角的白发清晰可见，脸上的纹路全是岁月刻下的温柔痕迹，但精神面貌却絲毫不减当年。

从1965年到2015年，半个世纪的时光就这么一页页翻过，细看每一张留影，我不禁浮想联翩，那张張画面，都是我人生里稳健从容的脚步和始终向前的脚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