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密学生”之孙把领导人刻上墓碑

23罗时汉

百步之内必有芳草，十天之后果有回应。

看到余先生与我的商榷，颇为高兴。

感谢余先生主动代替卢纲先生作了部分回复，并为大家义务梳理了一些史料，辛苦了。

卢立群留学日本和回国时间，“北伐十五军政治部负责人”、“鄂东农民运动特派员”，卢家故事都反复讲过了，也没什么必要再加质疑。我们心平气和地提出来，不过是希望卢纲把情况说得更符逻辑一点，把独家史料抖落更多一些。

对余文中展现的研究成果，本人并没太多兴趣学习，敬佩之余，感觉他非常专业，善于避实就虚，扬长避短，抓住所谓“核心争议点”，王顾左右而言他。

时间精力所限，本文恕不作一一辨析，仅就关于“董必武的亲密学生”谈点看法。

(这位恩师对亲密学生只字未提。)

在非常了解黄安卢氏的余先生看来，卢家与董家在黄安的声望，“不能以1926年之后来观照，更遑论共和国成立之后，”“并不存在民国初年卢家高攀董家”，说得非常好。当年阿Q虽然被人斥之“你还配姓赵？”但他内心还是认为自己祖上曾经“阔”过，这都没有问题。

平心而论，若不是改朝换代，若不是黄安被改为红安，董家高攀卢家还来不及呢。

问题的核心正在于此，作为卢家之孙，卢纲为什么数典忘祖，非要高攀董家，到处宣称卢立群是董老的亲密学生，给人攀龙附凤，拉大旗作虎皮之嫌。如此高调消费祖宗，恐怕让其祖父也羞愧难当并匪夷所思。

“1932年起，卢立群出任湖北省建设厅总工程师兼园林处主任。任职期间，每遇工作重大事项，他都通过电话或书信向董必武请教。在董必武支持下，他以专业知识建设武昌、服务市民。”一个身在白区的学生，通过长途电话或“航空信”，向时在苏区的老师保持经常性热线联系，这样的关系还不“亲密”吗？

“董必武多次力荐他赴北京重要部门任职，因患病未能成行。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岁月里，无论时局如何变化，他们师生情谊始终深厚，书信往来频繁。董必武身居高位仍礼贤下士，谦称其为?‘立群贤弟’；卢立群对恩师尊崇有加，必称‘必武我师’。晚年瘫痪在床的卢立群每闻董必武从北京来信，便激动地吩咐儿孙：‘快把书信内容念给我听，我好想念必武恩师啊！’”——可惜这些信件文革中都烧了，片字未留。

本人孤陋寡闻，董老的学生成千上万，如此“亲密学生”，迄今好像只发现卢立群一个。

“亲密”这个词非同小可，60年前的还被写进第一重要章程。作为过来人，我对之特别反感，更生疑窦。这段历史，余先生是否也心有余悸？

大家看到，“亲密学生”作为卢家故事的主题词，不仅频频见之于卢纲的著作和讲座，竟堂而皇之地刻进了石门峰抗战纪念园的碑上：

“……出生于湖北红安，是董必武的亲密学生，1924年留学日本，早年参加革命，任北伐15军政治部负责人……曾拒绝出任汉口特别市长等职。”

特别叹为观止的是，卢纲先生还采用现代科技的影雕工艺，将董老的形象作为背景放在卢立群的右边，另外还有一个身影，营造卢董并肩作战的印象，让人作时空穿越。如此别出心裁的设计，不说在吾国，就是在世界也算登峰造极了。

身后被绑架为一个亡者的陪衬，不知道董主席地下有灵会不会痛骂谁谁（此处省略四字）！若他的后代知道此事将情何以堪？会不会诉之法律，以维护先辈起码的人格尊严？

本人一介法盲，且年迈力衰，最后拜托热心快肠的余先生代劳，方便时查阅有关文件。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照片擅用到个人墓碑上，这位“亲密学生”之贤孙的行为是否太利令智昏，既违法规，也丧天良？

2026年8月30日于曲靖朗目山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