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28】曹操在北方民族融合上的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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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尔山、刘艾珍

曹操像



东汉中平五年（公元188年），并州塞外的南匈奴部众趁着中原黄巾起义、天下大乱的时机，沿桑干河谷南下深入并州腹地，与当地的白波军、袁绍割据势力反复拉锯，大同盆地及周边的边地郡县再次陷入战火之中。建安七年（公元202年），南匈奴呼厨泉单于率部进驻平阳，名义上依附袁绍残余势力，实则拥兵自重，成为横亘在曹操统一北方道路上最棘手的边地势力之一。与两汉时期以“安抚藩属”为核心的边地政策不同，曹操以“分其势、纳其民、融其俗”为核心思路，通过一系列系统性的制度设计，彻底终结了南匈奴作为独立藩属政权的历史，为以大同盆地为中心的北方边地带来了近百年的稳定，也为魏晋时期北方多民族深度融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且他的“九字略”，也就成后世王朝推行内附族群羁縻政策的核心要义。

三国形势图



一、从“藩属单于”到“编民五部”：对南匈奴的制度性改造

建安十一年（公元206年），曹操彻底平定并州，击败袁绍的残余势力，将包括大同盆地所在的整个并州纳入自己的掌控范围。此时散居在并州各地的南匈奴部众已经繁衍至十余万落，总人口超过三十万，其中近三分之一的人口集中在大同盆地的雁门、定襄、代郡一带。这些匈奴部落保留着完整的部落组织，单于依然拥有绝对的统治权，一旦中原局势动荡，随时可能举兵反叛，成为北方边境的巨大隐患。

建安二十一年（公元216年），曹操借南匈奴呼厨泉单于入朝觐见的机会，直接将其留在邺城作为人质，同时命令南匈奴右贤王去卑返回平阳监领部众，从根源上剥夺了南匈奴单于直接统御部落的权力。紧接着曹操正式颁布“分匈奴为五部”的政令：将散居在并州各地的南匈奴部众拆分为左、右、南、北、中五个独立的部落，每一部都选择汉朝出身的汉人为司马（双汉司马），直接掌控该部的行政与军事权，同时打破匈奴原有的部落血缘纽带，把不同姓氏、不同来源的匈奴牧民交错安置在不同的区域。

其中专门针对大同盆地的安置极具深意：曹操将南匈奴北部部众整体安置在新兴郡，治所设在九原，辖境涵盖今天的大同市区、云州、左云、右玉一带。这一安排既延续了东汉以来南匈奴在大同盆地及盆地到河套平原过渡带上定居的历史惯性，又通过拆分部落的方式，彻底消除了单个匈奴部落拥兵割据的可能。原本南匈奴单于麾下的“四角六角”贵族体系被完全架空，匈奴贵族不再拥有独立的统治权，所有部民的户籍全部纳入曹魏的地方郡县管理体系，从法理上完成了从“域外藩属”到“内地编民”的身份转变。

这套制度设计完全跳出了两汉“以夷制夷”的传统框架，不再把南匈奴视作需要防备的“边外势力”，而是直接将其纳入中原王朝的常规行政体系，从根源上消除了匈奴贵族割据叛乱的制度土壤。

曹操实行“编民五部”



二、胡汉分治与互嵌杂居：重构边地的社会结构

在拆分五部的基础上，曹操进一步推行了“胡汉分治、交错杂居”的边地治理政策，彻底重构了以大同盆地为核心的并州边地社会结构。他没有把匈奴部众集中圈禁在单独的区域，而是将匈奴的牧地与汉人的耕地交错排布，让匈奴的穹庐与汉人的村落相邻分布，同时明确规定：匈奴部民只允许在划定的范围内放牧，不得随意劫掠汉人的农田，而汉人的地方官吏也不得随意欺压匈奴部民，两族百姓在法律层面拥有完全平等的地位。

针对大同盆地的特殊地理环境，曹操还专门调整了当地的郡县设置：从原本的雁门、定襄二郡中拆分出新兴郡，专门统筹管理盆地内胡汉交错的居民，同时把此前因为战乱内迁的定襄、云中、五原等边郡的汉人百姓，部分迁回大同盆地定居，让汉人的农耕聚落与匈奴的游牧营地深度穿插。这种安排让两族百姓在日常生产中形成了天然的互补关系：匈奴人可以用自己的牛羊、皮毛就近交换汉人的粮食、盐铁，汉人也可以雇佣匈奴人作为牧奴，帮助自己放牧牲畜，双方的经济联系变得前所未有的紧密。

曹操还专门出台政策，鼓励匈奴贵族子弟进入曹魏的官学学习汉文化，同时大量选拔有才干的匈奴人进入曹魏政权担任武官，其中不少出身大同盆地的匈奴骑兵，直接被编入曹魏的中央精锐部队“虎豹骑”，跟随曹操南征北战。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后来的匈奴首领刘渊（十六国时期汉赵开国皇帝），他的父辈正是定居在大同盆地北部的南匈奴部众，在曹魏时期就已经作为质子在洛阳学习儒家经典，完全接受了中原文化的熏陶。

这种治理模式既尊重了匈奴人原本的游牧生活习惯，又没有强行推动文化同化，而是通过空间上的互嵌，让两族百姓在日常相处中自然交融，彻底打破了此前胡汉之间长期存在的壁垒。

汉匈分治



三、经济与文化的双向渗透：从“夷夏之防”到“共同体认同”

曹操对南匈奴的改造，最深远的贡献体现在经济与文化层面的双向渗透，彻底消解了两汉以来长期存在的“夷夏之防”观念，让大同盆地的胡汉百姓逐步形成了共同的地域认同。

在经济层面，曹魏政权专门在大同盆地的桑干河河谷地带开辟了大量的官营屯田，不少匈奴部民被招募参与屯田，他们从汉人屯田客那里学会了先进的农耕技术，不少原本完全依靠游牧为生的匈奴部落，慢慢拥有了自己的耕地，粮食自给率大幅提升，不再需要依靠朝廷的救济才能生存。同时曹魏在大同盆地恢复了东汉末年废弃的所有边地市集，开通了胡汉之间的民间互市，匈奴的马匹、皮毛成为中原农耕地区最紧缺的战略物资，汉人的铁器、丝绸也深入到匈奴部落的各个角落，大同盆地从汉匈对峙的前线，变成了北方农牧文明交流的核心枢纽。

在文化层面，曹操废除了此前两汉朝廷针对匈奴的一系列歧视性政策，不再把匈奴视作“降虏”，而是承认他们作为华夏子民的身份。不少匈奴贵族主动将自己的姓氏改为汉姓，其中南匈奴的核心宗室虚连题氏，因为先祖曾与汉朝和亲，便直接改姓为刘，完全融入了汉人的姓氏文化体系。大同盆地出土的不少曹魏时期的胡汉合葬墓中，既保留了匈奴的丧葬习俗，也出现了汉式的墓志铭、儒家主题的画像砖，甚至不少匈奴家族的族谱中，开始将自己的先祖追溯到两汉时期的汉家公主，从文化层面完成了身份认同的转换。

到曹魏中后期，定居在大同盆地的匈奴人，已经完全没有了“边外异族”的疏离感，他们不再以“匈奴人”的身份自居，而是把自己视作并州边地的居民，和当地的汉人百姓一起共同抵御北方鲜卑的袭扰，共同参与边地的重建，形成了极强的地域共同体意识。

双向认同的历史回声



四、历史余响：为北魏平城时代铺垫的百年根基

很多后世的史家常常把曹操的分匈奴五部政策，视作“五胡乱华”的诱因，却忽略了它在民族融合层面不可替代的历史价值。正是曹操这套系统性的治理政策，让南匈奴在大同盆地及并州北部定居的近百年间，完成了从游牧部落到定居编民的彻底转型，让这片土地上的胡汉百姓，第一次在同一个政权体系下，形成了稳定的共生关系。

西晋时期，大同盆地的南匈奴部众已经完全融入了当地的社会，他们和汉人一起参与了桑干河的水利工程修建，共同开发盆地内的土地，当地的农耕生产水平甚至超过了东汉的鼎盛时期。后来拓跋鲜卑从漠南南下进入大同盆地时，面对的不是一片荒无人烟的游牧旷野，而是一个已经拥有成熟农耕文明、多民族深度交融的边地社会。正是曹操打下的这近百年的融合根基，让北魏能够以大同盆地为基础，快速建立起横跨农牧两区的庞大政权，开启了长达百年的平城时代。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曹操在北方民族融合上的贡献，远远不止于统一了中原北方。他跳出了两汉四百年间对匈奴“战和不定”的治理困局，用一套极具智慧的制度设计，让以大同盆地为核心的北方边地，彻底走出了农牧文明长期对立的循环，为后续数百年的北方民族大融合，铺就了第一块坚实的基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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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尔山、刘艾珍

2026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