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酒幌

江淑华

　　漫步古街，我循着记忆打捞儿时散落在烟火里的星光——是公和第一圃暄软的包子，是冷饮店裹着凉气的牛奶冰棒、绿豆冰棒，是水果店飘着甜香的冬瓜酥，还有纸包着的大白兔奶糖……直到那面旧时光的水酒幌猝不及防撞入眼帘，忽然怔住，翻涌的心绪顺着风一下子飘回了旧年的黄昏。

那时候父亲常犯胃疼，每一个疼得难捱的黄昏，砂锅总在煤炉上咕嘟咕嘟地响，米粒翻涌如浪，暖湿的蒸汽把橱柜玻璃蒙得模模糊糊。父亲蜷在床上，手按着上腹，眉头拧成解不开的结，总低声唤我，去街口酒铺打酒。

那时候的水酒，是顺着白铁皮漏斗慢慢灌进我家那只掉了点漆的绿色的军用水壶。水酒入口甜津津的，后劲却藏着三分凶。我攥着皱巴巴的零钱一路哒哒跑过青石板路，酒铺老板捏着竹提子，在琥珀色的酒瓮里打个圈晃荡，稳稳舀出水酒，我的眼随着竹提子上下移动，可惜竹提子里每一滴酒的溢出。蚕豆是另买的，纸包着，油渍慢慢洇出来，在掌心熨出一片暖。

推门回家时，父亲已摆好了薄瓷碗，就是日常吃饭的那种，碗底有一道细纹。他先端碗抿酒，小口小口地咽，紧拧眉头渐渐舒展，像被温水熨平的旧绸缎。然后掰开蚕豆，壳脆生生地响，豆仁是淡黄色的，浸着恰到好处的咸香。

“来”父亲朝我招手，把碗沿凑到我嘴边，“抿一小口尝尝。”

那酒是辣的，冲的，辣意从舌尖一路烧到胃里。我皱着小脸往后躲，父亲就朗声笑，眼角的皱纹叠起来，像蚕豆壳上深浅的纹路，母亲在灶间喊：“别让孩子碰酒！”父亲忙着应声“就一口”，下次再打酒，还是照样喊我尝一口。

淡润的酒气在堂屋里慢慢散开，混着米粥的甜香。父亲的脸色从苍白转到微红，按着胃的手也松开了。他总说，水酒能暖胃，蚕豆能垫饥，两者搭在一起是治胃疼最好的药。我坐在小凳上剥蚕豆，把最完整的壳留下来，说要做成小船。那些小船从来没有下水过，攒在铅笔盒里，直到碎裂成褐色的屑。

后来我工作了，给父亲买过不少治胃的新药，他都好好收着，还是说“不如街口的水酒管用。”

再后来，我自己也开始喝酒。不是父亲爱喝的水酒，是装在玻璃瓶里的红酒。每次橡木塞“啵”地拔出来的时候，我总想起旧酒铺里竹提子晃过酒瓮的轻响，深红色的酒液在高脚杯里漾着光，像极了旧年浸着暖光的黄昏。

有次体检，医生说我餐后血糖偏高。戴着动态血糖仪的我，偶然发现喝红酒后，餐后血糖升势能被平缓抑制，便养成了饭前抿一小杯红酒的习惯，咽下深红的，微涩的酒液，就像轻轻衔下一片天边柔软的晚霞。一段时间观察，效果确实不错，血糖仪上的数字稳稳落在平缓区间。我兴冲冲把这个发现告诉父亲，他沉默了好一会儿，才慢声说：“酒到底还是酒啊。”

去年清明，父亲已不在了。我在老屋的柜子里找到那只薄瓷碗，碗底的浅细纹路，还和记忆里一模一样。街口那酒铺早就关了门，青石板路也铺就了平整的水泥。我在超市买了瓶红酒，又拎了包油炸蚕豆，坐在老屋慢慢喝。

蚕豆还是记忆里的咸香，红酒却全然不是旧水酒的味道。我学着父亲的样子抿一口，让酒液在舌尖轻轻转一圈，咽下去的瞬间忽然懂了——他当年哪里是靠水酒治胃疼啊。米粥的蒸汽仿佛还蒙在橱柜玻璃上，我伸手去擦，指尖碰到的，只有自己落在玻璃上模糊的影子。

站起来的时候脚步微微发晃，是酒劲上来了。我想起小时候那些暖融融的黄昏，父亲喝完酒后在竹摇椅上打盹，呼吸慢慢变得均匀。我趴在他膝头，闻着混合着蚕豆香的酒气，只觉得整个世界，都安安稳稳缩在这老屋里。如今我站在老屋中央，手里攥着空杯，听见砂锅的咕嘟咕嘟声从记忆深处传来，一声，又一声。

终于明白了，原来我与父亲喝到的从来都是同一种酒。只不过父亲当年借它除了缓解胃疼之外，何尝不是借它消解食不果腹年代里，拉扯多子女的沉重复压；我以控糖为由，又岂能摆脱借它慰籍富足生活里，独生子女远走高飞后老俩口独守空巢的淡淡寂寥？我们都借着这一口温酒，咽下那些说不出口的细碎心绪。夜色慢慢漫进老屋的窗棂，我把那只薄瓷碗放回柜子，碗底那纹路正对窗外，像一条细细长长的回家路，铺在我发烫的心上。

那包蚕豆我终究没吃完。壳攒在桌上，这回真可以当船了——载着那年黄昏的余温，慢悠悠飘进旧时光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