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族博物馆》（中华民族园内）

一叶轻舟10524536

藏族博物馆是位于北京中华民族园内的历史类博物馆，为园区56个民族博物馆之一。按西藏拉萨及康巴地区藏族传统建筑1：1复原建造，部分建筑采用局部复原形式。

该馆由拉萨藏族工匠按传统工艺在当地预制构件后运至北京组装，于1992年启动建设，1994年6月正式开放，2006年4月20日作为中华民族园首个民族博物馆开馆。

博物馆建筑群占地面积2万余平方米，建筑面积2850平方米，包括西藏城镇及牧区景观，通过室内外场景复原展示藏族传统生产生活方式。

藏族博物馆由朝圣路、坛城、大昭寺、八角街、康巴民居、转经廊、煨桑炉、嘛尼旗杆、林卡、藏北草原等组成。

藏传佛教，又称藏语系佛教，或俗称喇嘛教，是指传入中国西藏的佛教分支。属北传佛教，与汉传佛教、南传佛教并称佛教三大地理体系，归属于大乘佛教之中，但以密宗传承为其主要特色。

坛城，也叫坛场，起源于印度，后来传入中国，是藏传佛教密宗修行时必须供奉的一种对象。通俗地说，就是佛的家。坛城梵文音译为曼陀罗，藏语称“集阔”，有“中轮”、“轮圆”之意。

据佛经记载，印度密教修法时，为了防止外道“魔众”侵入，在修法处划定界限或修建土坛，，并在上面设立诸佛像，表示诸佛聚集或轮圆具足。后来，修法时设置的坛和划定的界限被称为坛城或曼陀罗。

坊城以立体或平面的方、圆几何图形塑绘神像法器，表现诸神的坛场和宫殿，比喻佛教世界的结构。坛城是所谓的“治”的象征，“治”的反面就是“乱”。恶劣的天气，身体的疾病，荒凉的土地，野蛮的民族，异教徒之国，这些都是“乱”。佛教认为通过建立一个坛城可以变“乱”为“治”。

所以，一个坛城可以表示几乎所有真实的或意念中的事物：人的躯体，一个寺庙，一座王宫，一座城市，一片大陆，一个念头，一个幻境，一种政治结构。

也就是说，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是根据一个坛城形象的原始结构塑造成的。这个原始结构，是人肉眼看不到的。比如说西藏就是一个坛城形象，以拉萨为中心，雪山环绕四周；拉萨也是一个坛城，以大昭寺为中心；而大昭寺本身又是一个坛城，以主祭坛为中心；同样，主祭坛也是一个坛城。

坛城是藏传佛教修炼者不可或缺的工具，它蕴含着世界的所有原理。坛城谈也是做法的工具，用以呼唤鬼神。

大昭寺，位于西藏自治区拉萨老城八廓街，一座藏传佛教寺院。大昭寺始建于唐贞观二十一年（647年），是松赞干布为文成公主入藏而建。后经元明清历代扩建，寺庙逐渐形成规模宏大的建筑群，占地面积约1万3000平方米。大昭寺融合了藏、唐、尼泊尔、印度建筑风格，成为藏式宗教建筑的千古典范。

八角街，原名八廓街，始建于公元7世纪，位于西藏自治区拉萨市旧城区。作为拉萨最古老的街道，它不仅是信徒们的转经道，更是拉萨的核心商业中心。

街道围绕大昭寺呈环形展开，由手工打磨的石块铺就，古朴且充满历史韵味。沿街的老式藏族建筑错落有致，白墙红顶，窗模上装饰着精美的藏式雕花，五彩经帆随风飘动。商铺林立，浓郁的宗教氛围与市井烟火在此交织，承载着千年的商贸往来与文化交流。

康巴民居是康巴藏族依据地理环境与生产方式形成的传统建筑体系，包含固定建筑与活动帐篷两类形态。牧区夏季使用白布或帆布帐篷，冬季则采用驼牛毛帐篷，农区则以土墙、石墙与木墙结合的构造为主，涵盖石木结构、泥土结构、木结构、混合结构和纺织物结构五种类型。

该建筑体系历史可追溯至新石器时代，1977年发现的西藏昌都卡诺遗址（距今4000～5000年）出土半地穴式房屋及石砌建筑，1988年发现的四川丹巴中路遗址（距今3500～3700年）存有长方形石砌房址。建筑布局包括方形、长方形等形态，部分融合汉式坡屋顶、雕花窗扇等元素，形成汉藏结合风格。

转经廊

藏北草原风景

风马旗是古象雄时代流传下来的藏族宗教习俗标志物，藏语称“隆达”或“五彩经幡”，以印有经文、佛像的方形或条形布旗为主，常见于门首、绳索、树枝、宗教场所以及自然景观，象征天、地、人、畜的和谐共生。 其形式包含布印旗、纸印片和经幡三类，五色旗面按蓝、白、红、绿、黄的固定顺序排列，悬挂时主旗颜色需依据悬挂者五行命相选定。

馆内陈设涉及藏族语言、文字、藏传佛教信仰，呈现赛牦牛等传统竞技，以及藏历年、雪顿节等节庆习俗，同步展示糌粑、酥油茶等饮食文化和格萨尔、藏戏等歌舞艺术形态，一些珍贵的藏族民俗用具同时亮相。

藏族博物馆室内外陈列，均按藏族传统生产、生活方式原状复原陈列。

所有展品征集于西藏拉萨及四川阿坝地区，年代为清代至近代，约四百年历史。

藏式家俱是藏族传统手工艺品，早期为西藏僧侣贵族专属，近20年逐步进入普通家庭。其以高原松木、核桃木为主要材质，分为藏桌、藏柜、藏箱三大类，饰以彩绘、兽皮镶嵌及珠宝装饰，兼具实用性与宗教文化象征意义。

在世界屋脊之巅峰，雪域高原如同一位沉静而慈爱的母亲，孕育了藏族文化这颗璀璨的星辰，它以宁静与辽阔的胸怀，点亮了人类文明的漫漫长夜。西藏，这片被神圣群山所环绕的神秘土地，以其自然风光的雄伟壮丽，以及文化的独特魅力和深邃的宗教内涵，成为全球心之所向的圣地。

藏族的服饰与饰品，宛若高原上的桑格花，不仅为藏族人民的生活带来色彩，更是他们深厚审美理念、坚定宗教信仰和社会结构的生动体现。

在人类文明的长河中，铜器的出现标志着一个时代的进步与辉煌。

古时，铜器被称为金或者吉金，尽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学者对其研究的侧重点不一样。综观来说更加关注的是造型与纹饰。

铜器的造型艺术与其功能密切相关，因功能决定器物的外形。以功能而论，古时铜器可划分为食器、酒器、水器、量器、乐器、兵器、工具、车马器等几大类，各类下又缀以数个至数十个品种，可谓蔚然大观。

本次展览不以铜器的造型分类，而甄选若干馆藏民间用品：食器、水器、乐器、兵器、礼器等80余件，展示铜器在人类文明发展中占据的重要位置。每一件展品都是一个故事，一个时代，一个文明的缩影。

藏族铜质餐具

西藏的餐具与其说是拿来用的，不如说是拿来欣赏的。来自西藏的东西，天生拥有那片土地赋予它的神奇魔力。铜制令藏式餐具散发出浓烈的神秘气息。

铜制大餐盘

战国时期古人就是用铜锻造各种器物，最早锻造出来的铜盘是用来盛水的，后来随着受到不同地区文化的影响，新疆、甘肃、青海等地区制作大的铜盘用来宴请和储存食物。

藏族酥油茶具

藏族酥油茶具

酥油茶具不仅是藏族人民日常生活的必需品，更是他们文化传承和民族情感的载体。藏族人民在制作和使用酥油茶具时，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和情感，将它们视为家庭的重要财产和传家宝。酥油茶具的制作工艺复杂精细，体现了藏族人民的智慧和创造力，同时也反映了他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

铜质饮具不仅是日常生活的实用器具，更是文化与艺术的重要载体。这些饮具由铜铸造而成，具有独特的造型和精美的纹饰，体现了古代工匠的精湛技艺和审美追求。

古代铜制饮具的铸造工艺也十分精湛。工匠们通过复杂的铸造过程，如塑模、翻范、烘烧、浇铸及打磨等，将一块块铜料打造成精美的饮具。这些饮具不仅造型优美，而且结构稳定，经久耐用。

“岁月失语，惟石能言”。随着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铜器的身影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它们在历史长河中留下的痕迹却是深刻的。岁月鉴金，随着文化遗产保护的钟声敲响，越来越多的铜器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锤击、鋆刻、镌镂，每一道工序都是匠心独韵，是对工艺极致的表达，也是是我们与自然相容相生的生活方式。

从古至今，铜器犹如一位智者，诉说岁月的故事。中国铜器的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在中华文明的形成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是中华民族的国之瑰宝。向世人展示出中国式审美和中国智慧。

藏族项链是一种充满民族特色和艺术价值的饰品，其设计和制作体现了藏族人民的审美观念和文化传统。

藏族项链通常采用天然材料，如菩提子、牛骨、纯银、藏银、三色铜、玛瑙、松石、蜜蜡、珊瑚、贝壳等。这些材料不仅来源于自然，而且赋予了项链拙朴随意、野性优雅、神秘圣洁的美感。

藏族项链不紧是美的象征，更是文化和历史的载体。他们通过精湛的工艺和丰富的文化内涵，向世界传达着藏族人民的智慧、审美和对生活的热爱。

无论是作为日常佩戴的饰品，还是作为收藏的艺术品，藏族项链都展现出了其独特的魅力和价值。

嗄乌是藏语的音译，指的是护身佛的盒子。这种盒子通常由金、银、铜等金属制成，形状和大小各异，但最常见的是银质嘎乌。嘎乌的外观精美，常常镶嵌有玛瑙、绿松石等宝石，并雕刻有各种花纹图案。

嗄乌盒内一般装有小型佛像，、印有经文的绸片、舍利子、甘露丸、由高僧念过经的药丸，以及活佛的头发、衣服的碎片等物品。

嗄乌形状大小不一，男子多用方形，女子多用圆形，常挂于胸前，亦有斜挂于身体左侧的佩戴方式；作为护身、减小业障和增长修行之用，兼具装饰功能。

相传在公元1757年冬，经历漫长修行的宁马派高僧晋美林巴获得了空行母所赠的嘎乌盒。根据晋美林巴的传记记载：这个做工精致的嘎乌盒充满着樟脑的味道，而嘎乌盒内有五卷黄纸，上面是由“伏藏文”所记录的教法宝藏。

对于生活在“喜马拉雅—西藏”地区的僧俗大众而言，嘎乌盒不仅是象征身份与地位的饰品，其在宗教文化中更是一种特殊的传承与修行法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