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年少，旁观风暴（15）——改名潮

北湖愚公

在第14期中，我提到一家电影院在“文革”期间改名的事。那时，很多单位和个人都有改名甚至“换姓”的经历，可以称其为“改名潮”。

那期中我提到了电影院的名称由“大安”改为“前进”，也有的单位改为“永红”“向阳”什么的——不仅城里如此，农村的人民公社和生产大队也有在那时改名的。至于个人改名或新生儿起个符合时代潮流的名字，那更是常见现象。

比如有的人名字中带个“修”字，那是当时的大忌，因为我们要反帝反修——反对以美国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和以苏联为代表的“修正主义”。实际上，发动“文革”的原因之一，就是要反修防修。并且，刘少奇在延安时期曾写过一本《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而“文革”中他从国家主席一夜之间成为“叛徒、内奸、工贼”，这更让人谈“修”色变，谁吃了熊心豹子胆还敢要“修”？

由于红卫兵盛极一时，很多人的名字改为“红卫”或“卫红”，与这两个字谐音的名字也比比皆是。直接以“文革”为名的也为数不少，我就认识好几个。“改名潮”的兴起，让同名的人大幅度增加。

本来咱中国人的名字丰富多彩，并且有些名字是有特殊含义的，尤其是名字由单名（即姓氏之后仅一个字）变为双名之后，寄托的意思或意义就更广了。比如“周树人”就比“周树”或“周人”的含义都更丰富（至于周树人以“鲁迅”等为笔名，那是迫不得已）。

而“文革”时期的改名潮或起名风，让本来百花齐放的人名变得单调且功利化，如同当下所说的“上价值”。

虽说个人的名字或单位的名称只是一个代号，但咱中国人从古至今对名字（名称）问题都特别重视。比如很多人的名字都是从古代的经典中千挑万选出来的，代表了命名者对被命名者的精神寄托。但人名或单位名被社会环境所影响，这种情况也真是如“文革”本身一样“史无前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