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博物馆十大镇馆之宝

老孙

甘肃省博物馆位于兰州市七里河区西津西路3号，是首批中央地方共建的国家博物馆。2017年，被中国博物馆协会评为国家一级博物馆。

馆区占地72000平方米。目前扩建工程正在施工中，待全部完工后，馆舍总建筑面积达75000平方米。

整座博物馆布局庄重、典雅、美观，外观呈“山”字型。截止2026年，现有文物藏品88000余件(套)、其中国家一级文物720余件(组)、国宝级文物16件(组)。汇集了从远古时期至近代文化遗存、馆藏历史文物及自然标本、新石器时代之冠的甘肃彩陶、汉代简牍文书、汉唐丝绸之路珍品、佛教艺术萃宝、古生物化石等珍贵文物。

(图一)

(图二)

(图三)

(图四)

一、铜奔马

铜奔马又名“马踏飞燕”(图一、图二)，东汉晚期青铜器，1969年10月出土于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雷台东汉张将军墓，当地挖防空洞时发现，这件文物距今1800一1900年，1986年被国家文物局鉴定为国家一级甲等文物，2002年列入《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甘肃省博物馆将铜奔马列入镇馆之宝。

此铜马材质青铜主体，腿内夹铁芯加固，为“铜皮铁骨”工艺。高34.5厘米、体长45厘米，宽13.1厘米、重7.3千克。陶范法分范合铸，马头、身、尾、四肢及飞乌，先分别铸造后再铸接组合。马腿内预埋铁芯增强支撑力，实现单蹄承重平衡。头颈微向左倾、耳如削竹、目圆睁、嘴张开呈嘶鸣状，神态警觉矫健。口唇微抬，似吐气发声，表现疾驰中的呼吸状态。尾梢上扬打飘结，线条流畅，强化动感、速度感。三足腾空，右后足轻踏飞鸟背部，蹄底接触面不足1平方厘米，精准契合力学重心。飞鸟作惊回首状，翼展辅助支撑。脚下飞鸟尾呈楔形，更接近鹰隼类猛禽。

这件铜奔马具有超凡的艺术价值，全身重量集中于单蹄踏身点，巧妙利用飞鸟双翅扩大支撑面，完美平衡动态瞬间，体现汉代工匠对重心与结构力学的深刻理解且兼顾现实。马体比例、肌肉线条符合《相马经》良马标准，造型简练无繁饰却气势磅礴，三足腾空踏鸟飞驰，充满浪漫主义色彩，是汉代雕塑艺术的巅峰之作。

被视为“天马化身”的铜奔马，显示勇往直前的豪情壮志，是中华民族伟大气质的象征。1983年，被原国家旅游局以铜奔马侧面剪影，确定为“中国旅游图形标志”(图三)，新华社资料图，仅供参考。

甘肃博物馆的“马踏飞燕”文创毛绒玩具(图四)，以其独特的“放松解压”外型，让很多网友印象深刻，在甘肃省博物馆官方网站里，纷纷争相购买。

(图一)

(图二)

(图三)

(图四)

(图五)

二、人面鲵魚彩陶瓶

人面鲵魚彩陶瓶，1957年10月出土于甘肃省天水市甘谷县西坪镇石坪村西坪遗址，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或马家窑文化、石岭下类型遗存，距今约5200至5500年。1996年，被国家文物局鉴定为国家一级甲等文物。甘肃省博物馆将此文物列为镇馆之宝。

彩陶瓶瓶高约38.4厘米、口径7厘米。圆腹平底、瓶身有一对半环形耳，方便系绳或持握。瓶体是泥质橙黄或砖红色桃，上绘黑色纹饰，红黑色对比强烈。腹部正中画有一条蜷曲的鲵魚，头部像人脸，双目圆睁，开口露齿，额头有十字纹和横纹，身上布满网格状纹路似魚鳞，尾巴翘到头顶与头相连，整体呈三角形。

学术界普遍认为，人面鲵鱼纹是原始龙图腾的早期形象，有“中华第一龙”之称，为研究龙图腾起源提供了实物例证。也有专家推测这是远古神话中人类始祖伏羲“人首蛇身”形象的抽象表达，因为伏羲故里就在天水甘谷一带。还有专家分析，此陶瓶是盛装酒类液体的礼器，用于祭祀礼乐活动。酿酒需要粮食，只有先要“吃饱”，才可能“喝足”，说明当时的农耕文明已达不低程度。

2001年，中国与比利时联合发行《陶瓷》邮票，其中一枚80分选用了人面鲵魚彩陶瓶图案(图三)。

人面鲵魚彩陶瓶，还有一亲民的昵称: “陶二妮”(图四)。“陶”指此彩陶瓶材质；“二”既呼应瓶身两侧对称耳造型、也赋予拟人化亲切感；“妮”谐音“鲵”，即娃娃魚，指瓶身主纹饰鲵身图案。2022年甘肃省博物馆和文博圈推广的“陶二妮”文物小名的同时，还推出了以彩陶瓶为原型的可拆卸的文创产品(图五)，非常受广大观众喜爱和欢迎。

(图一)

(图二)

(图三)

三、彩绘木轺车

彩绘木轺车，1972年出土于甘肃省武威磨嘴子48号汉墓，国家一级甲等文物，被甘肃省博物馆列入镇馆之宝。

2024年5月，甘肃省博物馆对这件文物进行了组装复原，由舆车、伞盖、御奴和马组成(图一、图二)。车高97厘米、长80厘米；马通高89厘米、长78厘米；御奴高33.5厘米。舆车有双辕，车舆为横长方形。前轼及两侧輢刻有方格形栏杆，轼的右部有施红彩的覆瓦状伏栏，两輢上沿镶嵌矩形铜饰，舆内右侧略高起并施红彩的坐墊，舆下墊有两只“优兔”以稳固车轴。双轮各有幅条16根，出土时车轮尚能转动。伞盖柄分两截，以铜箍连接。柄端装盖斗，插有16根弯曲的竹弓，上绷黑色丝织(皂缯)形成圆形顶盖(图三)。马作昂首嘶鸣状，用红、白、黑三色彩绘。马的头、颈、身、腿、尾等部分雕刻后，再以榫卯结合或粘连组装而成。马口含兽面饰御嚼一副。头部饰有铜当卢、颈上套轭。车与车轮用黑白二色彩绘，车身无色处为黑彩。御奴跪坐于车厢左侧，双手作持缰状。以黑、白两色勾绘眼、鼻及冠服，神态专注生动。根据汉代制度和车辆样式推断，此车为享六百石至千石的官吏坐的车。

此木轺车雕刻技法以突出外轮廓为主，细部多用彩绘表现，块面棱角分明，风格拙朴浑厚。马匹造型符合汉代“良马式”标准，其高大雄健形象可能参考了西域马种。“马大人小”的比例，凸显马的威武雄壮。得益于武威地处河西走廊环境极度干燥、汉代高超的纺织工艺，这件文物历经两千余年，其伞盖等部位仍完好保存。

彩绘木轺车经文物工作者精心组装复原，使这件迄今发现的最大汉代木雕，得以完整呈现策马飞舆的雄健风姿，为研究汉代车舆形制、舆服制度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图一)

(图二)

(图三)

四、彩绘木六博俑

西汉彩绘木六博俑，亦称汉彩绘木雕博戏俑(图一)。1972年出土于甘肃省武威磨嘴子汉墓48号单室土洞墓中。国家一级文物，被甘肃省博物馆列入镇馆之宝。

此件木六博俑松木雕成，施以彩绘，体现“汉八刀”简练刀法。两俑高分别为27.5厘米、28.5厘米。 棋盘长29.2厘米、宽19.3厘米。两件跪坐老者木俑与一长方形棋盘组成，表现对弈瞬间。二俑梳椎髻，着右衽交领长袍。面部及双手敷白粉，墨绘五官。衣袍灰底白线勾勒。领口、袖口重墨强调。一俑前倾右手欲落子，眼神注视对手(图二)。另一俑左手抬起作邀请状，神情凝注带蓄势、极注张力(图三)。棋盘绘黑底白线“博局纹”(规矩纹)，纹饰含天地阴阳宇宙观。旁留空地为掷骰之枰，结构完整。雕刻精放传神，寥寥数笔刻画神态。彩绘写意、突出心理活动，是汉代木雕“以形写神”的典范。

作为墓主人生前喜爱的娱乐明器，纳入丧葬随葬，是汉代厚葬的直接体现。武威地处河西走廊，气候极度干燥。这件松木彩绘木俑，没有出现糟朽、彩绘脱落。整体形制、色彩均完整保留两千多年的原始状态，生动再现了汉代两人对弈“六博”游戏的场景，是国内罕见保存完好的汉代木雕精品。

六博游戏，战国至汉代盛行，二人对座、各执六子，投箸(或骰)行棋，属当时宫迁贵族热衷和重要社交娱乐。现存六博器多为平面画像或零散组件，完整立体对局雕塑极为罕见，为研究汉代棋类规则、服饰礼仪、丧葬观念及木雕艺术，提供了珍贵实物证据。

该文物曾入选甘肃省博物馆“镇馆之宝”系列展览，亮相央视《中国国宝大会》等节目。

(图一)

(图二)

五、“白马作”毛筆

“白马作”毛笔，1972年出土于甘肃省武威磨嘴子49号汉墓，为迄今完整保存刻有工匠名的汉代中期毛筆实物。国家一级甲等文物，被甘肃省博物馆列为镇馆之宝。

此毛笔竹制中空笔杆，复合兽毛笔头，外软内硬。通长23.5厘米，合汉制一尺。笔杆长21.9厘米，笔头长1.6厘米(图一)。笔杆尾部削成钝尖，便于插入发髻，印证汉代文官“簪笔”习俗。出土时位于墓主头部左侧，表明隨葬时己簪于头上。笔杆中下部阴刻隶书“白马作”三字(图二)，体现了汉代手工业追溯制度，是现存唯一刻有“白马”名的汉笔。笔头外覆黄褐色软毛(狼毫)，内芯及锋部为紫黑色硬毛(免毛)，刚柔并济，具备“尖、齐、圆、健”笔之四德，适合简牍书写。长度精准对应汉制一尺，与《论衡》“一尺之笔”记载吻合，反映当时制笔标准化水平。

历经四千余年，笔豪仍有弹性、墨迹清晣可见，得益于出土地武威干燥沙质土埌环境，属罕见案例，填补了汉代书写实物空白。证明东汉己掌握复合毫料分层选制技术，直接佐证汉代文职官吏“簪白笔”礼仪制度及“物勒工名”管理传统。该文物是研究汉代书法演变、官制礼仪及手工业制度的关键基准器，被誉为“汉代毛笔代表作”。

(图一)

(图二)

(图三)

(图四)

(图五)

(图六)

六、高善穆石造像塔

北凉高善穆石造像塔，又称高善穆石塔(图一)。1969年出土于甘肃省酒泉石佛湾子，此地是丝绸之路要冲，当时北凉王国(都姑臧、今武威)佛教艺术核心区。国家一级甲等文物，被列入甘肃省博物馆镇馆之宝。

该塔是十六国时期北凉承玄元年 (428年)制作。塔通高44.6厘米、底径14.7厘米，基座之上为八方形塔基，每面线刻供养人一身共四男四女，其中七身立式，一人端坐莲台(图二)。各像左侧上刻八卦符号(图三)。塔身圆柱覆钵形，镌刻36行隶书发愿文(图四)与《增一阿含经.结禁果》经文，纪年为北凉承玄元年(428年)。发愿文内容:“高善穆为父母报恩，立此释迦文尼得道塔”。覆钵开八个圆拱形龛，龛上方饰有覆莲瓣。七个龛内刻禅定坐佛，一龛内雕交脚弥勒像(图五)。顶部七重相轮，顶端宝盖阴刻象征天穹的北斗七星图案(图六)。

整塔由黑色玄武岩雕成，基座己佚。线刻人物刀法简练、线条纤细流畅。佛像造型保留了十六国时期的典型艺术特征。塔身铭文是“北凉体”书法的典范。兼具隶书遗韵与楷书雏形，是北朝书风的珍贵实物样本。宝顶等五个部位各部比例协调，整体造型典雅，是十六国时期佛教造像艺术的巅峰之作。它完美融合古印度犍陀罗供养塔的艺术形制与中国本土传统文化元素，是丝绸路上文明对话的标志性遗存。塔基刻八卦符号、塔顶刻北斗七星，与佛教七佛一菩萨造像共存，为国内罕见的“佛道混合造像碑”的最早实物，是中国现存有明确纪年的最古老石造像之一，也是目前发现的十四座北凉石塔中保存最完整、雕刻最精美的一件。

(图一)

(图二)

(图三)

(图四)

(图五)

七、大云寺五重舍利宝函

大云寺五重舍利宝函(图一)，1964年出土于甘肃省泾县大云寺塔基地宫。国家一级甲等文物，被列入甘肃省博物馆镇馆之宝。

五重舍利宝函是唐代延载元年(694年)瘗埋佛舍利的五层嵌套容器组合。五重结构由外至内:

1、石函(图二): 灰色大理石制、方形覆斗顶。高42.5厘米、长50.5厘米、宽49.5厘米。顶刻阴文隶书“大周泾州大云寺舍利之函总十四粒”及缠枝西番莲纹，四壁刻《泾州大云寺舍利石函铭并序“千余字及职官僧众题名、纪年“延载元年”。

2、鎏金铜匣(图三): 方形、高12.7厘米、边长12.3厘米。通体鎏金錾忍冬纹，盖顶嵌十二根莲花及桃形银珠，配银合页、花瓣扣及鎏金铜锁。

3、银椁(图四):覆瓦式盖，高9.3厘米、 长10.7厘米、宽8.4厘米。錾缠忍冬纹，底座设勾栏平座，间嵌䈊形花纹，两侧附圆环。

4、金棺及玻璃舍利瓶(图五): 金棺形制同银椁，高6厘米、长7.5厘米、宽6厘米。棺盖与身以金片、珍珠、绿松镶嵌大莲花及周圍小莲花，工艺极尽华丽。

玻璃舍利瓶白色透明，长颈、圆腹平底。高2.6厘米，内置14粒质似珍珠、且有人工穿孔的佛舍利。瓶下衬织锦与檀香木融板，口覆古铜色丝帕。

该套宝函源于隋仁寿元年(601年)，隋文帝敕舍利，武则天因《大云经》政治需求，重建大云寺发现旧舍利，遂于694年重制金银棺椁重新安奉。将其中国传统棺椁制度，引入佛教舍利供奉，改变了印度原用瓶罐盛放的形式，是研究唐代佛教史、金银细工工艺及武周政治宗教关系的珍贵实物证据。

(图一)

(图二)

八、彩塑坐佛与胁侍菩萨

彩塑坐佛与胁侍菩萨，是唐代佛教造像组合，国家一级甲等文物，甘肃省博物馆镇馆之宝。原位于甘肃省天梯山石窟第三窟左壁龛(图一)。20世纪50年代 (1950年)，因修建石洋河水库迁入馆内收藏保护。原所在地天梯山石窟素有“石窟鼻祖”之称，其营造形式被著名石窟专家宿白先生概括为“凉州模式”。始凿于东晋十六国时期的北凉，距今已有1600多年。

彩塑坐佛与胁侍菩萨(图二)。主尊阿弥陀佛坐佛全趺坐，通高130厘米，圆髻广颐，其上阴刻水波纹。丰颐秀目、低垂下沉、双唇紧闭。右手扶膝、左手施禅定印。身着通肩式袈裟、衣纹呈梯形折出、线条流畅洗练。彩绘虽已斑驳，但不掩盛唐佛像的圣洁安祥。此像比例匀称、体态雍容，虽经后世多次重妆，仍不失盛唐神韵。

主尊阿弥陀佛右手边胁侍是大势至菩萨， 高183厘米。头挽垂环髻、发绺披肩、秀目微睁、神情超脱又严正。上着𥘵右胸臂的紧身束带天衣、下着束腰贴腿长裙，帔巾自肩部横垂两道于膝下，右臂曲举左臂下垂。

主尊阿弥陀佛左手边胁侍是观世音菩萨，高180厘米，发髻耸起，余发呈三绺垂肩，曲眉丰颐，神情娴静，庄重而不失妩媚。宽披帛自双肩垂落至腋下飘落，羊肠裙层折贴腿，身体肌肉丰满匀称，左臂曲至胸前，右臂下垂握拳。

胁侍菩萨两者皆面庞圆丰，身姿呈“S”形曲线，体现唐代“丰肌秀骨”特征。

该组造像融合了犍陀罗艺术风格与中国本土特色。主尊坐佛的水波状发纹、薄唇小口高鼻梁是典型的犍陀罗式风格造像，而面部特征明显是中国人的大致模样，这是佛教文化和石窟艺术在丝绸之路上，传播过程中的文化交融。这种外来造像样式已与中国传统雕塑融洽结合。主尊坐佛的面像是“凉州模式”的一大特点。

(图一)

(图二)

九、莲花玻璃托盏

莲花形玻璃托盏，是元代普蓝色半透明玻璃器(图一、图二)，1999年出土于甘肃省漳县汪世显家族墓，为迄今出土最完整的元代玻璃托盏，国家一级甲等文物，甘肃省博物馆镇馆之宝。

此件文物出土地处古丝绸之路的交通要冲，北接河西走廊，是元代草原丝绸之路的关键节点，为中外工艺、原料的传入提供了地理条件。出士地家族墓墓主，是元代“荣禄大夫、大司徒”，为金元时期陇右首屈一指的名门。家族墓地延续370余年，葬有十四代200余人，出了“三王十国公”，地位极其显赫。即便在这样的豪门中，这件玻璃托盏也被视作极为珍贵的藏品。

完整成套的这件玻璃托盏， 盏高4.9厘米，口径8.9厘米；托高1.2厘米、口径15.2厘米。普蓝色纳钙玻璃、西亚色泽配方，吹制结合模压成型，胎内可见气泡。盏呈七瓣莲花形配饼足，托呈八瓣莲花形且腹壁为正八角形，源自中亚、阿拉伯地区的传统玻璃制造体系，是元代通过丝绸之路引西亚技术的直接物证。

至元十五年(1278年)，元代设立皇家造作机构“瓘玉局”，隶属于“将作院”，专门负责玻璃器的烧制。这件托盏大概率是该机构的官造产品，代表了当时国内玻璃制造的最高水准。器物的莲花造型是中国传统元素，融合了佛教莲台意象与儒家“出淤泥而不染”的品格寓意。同时暗合了元代贵族含蓄内敛的审美偏好，是典型的“西方材质、东方美学”的中西合壁产物。

该器为元代贵族生活用具，可能盛茶或酒。元代玻璃器皿整体出土数量极少。清代以前，中国高档玻璃器皿大多依赖从西方输入，价值甚至超过黄金，只有极少数上层贵族才有资格拥有这类器物。

历经七百年无裂纹、完整成套，是中国工匠利用进口原料本士制造的精品，作为稀见的元代玻璃成套器物，填补了我国早期工艺实物链条的关键空白，是研究元代中外技术交流、贵族审美及丧葬制度的重要标本。

(图一)

(图二)

十、八思巴文虎符圆牌

八思巴文虎符圆牌(图一)，又称八思巴文银制符牌，元代(13世纪末至14世纪中)文物。20世纪50年代，文物工作者在兰州废金属倉库慧眼识珍，在即将熔炼前抢救性保护幸存，其重生经历亦增珍贵性。国家一级甲等文物、甘肃省博物馆镇馆之宝。全球公开存世同类铁质银制圆牌仅数件，此件是保存最完整之一。

虎符圆牌通高18厘米、直径11.7厘米，重247克。这件元代铁质银字军急信物，铁铅合金铸胎，表面嵌镀银八思文及虎头浮雕，正反文字镜像对称。顶部设椭圆形活环用于系佩。牌面上部为怒目凸晴、毛发冲天的高浮雕虎头，象征权威与战神信仰。牌身圆形，饰涡云纹颈毛，写实生动。五行八思巴文，译作“上天眷命，皇帝圣旨。如不钦奉虔敬，治罪”(亦译“长生天气力里，皇帝圣旨，不从者治罪”)(图二)。

八思巴文由元世祖忽必烈命国师八思巴创制，以藏字母为基础拼写蒙古语，专用于官方文书与符牌，使用约110年，是统一多民族国家治理的文字尝试。以此作为朝迁或诸王遣使传递军情急务之凭证，持牌可驰驿通行元朝全境及四大汗国，具跨欧亚通行效力，被誉为元代“国际通行证”。反映元代驿传制度、皇权至上观念及欧亚交流实况。马可.波罗游记曾载类似金符通行经历。该牌是研究元代政治、军事、文字与中外交流的关键实物。

2026年8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