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实事求是交待检举（溥仪）

辽东居士

2026.8.29发表于辽宁抚顺阅读《我的前半生》之十四编辑孙相适 　　我们继续阅读溥仪著《我的前半生。 检察人员来了第八章第九节 　　上篇说到，溥仪于1950年7月31日被押送回国。经长春、沈阳，到达抚顺战犯监狱。他努力改变“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生活习惯，从系鞋带、叠被、倒洗脸水、洗衣服、补袜子学起，做到生活自理。 上篇还说到，因为朝鲜战争爆发，从安全起见，战犯管理所于1950年10月末迁到哈尔滨。过了三年半，管理所迁回抚顺。 “正文”是原著文字，【】里的内容为编者所注。 正文 一九五四年三月，管理所迁回抚顺。过了不久，检察机关的工作团来到管理所，开始了对战犯的调查。 后来才知道，政府为了这次调查日本战犯和伪满战犯的罪行，做了很周密的准备，组织了庞大的力量。一大批日本战犯调到抚顺来了。几年前政府人员就准备了大量材料。大约二百名左右的检察工作人员集中起来，事先受到了政策和业务的专门训练。 　　日本战犯住在“三所”、“四所”和“七所”里，那边的情形不清楚，我们一所伪满战犯这边三月末开过了一个大会，开始了调查。调查工作——从犯人这方面说是检举与认罪——一直进行到年底，才基本结束。 　　在大会上，工作团的负责人员讲了话。他说，你们经过了这几年的学习和反省，现在已经到了认罪的时候了，政府有必要来查清你们的罪行，你们也应该对过去有个正确的认识，交代自己的罪行，并且检举日本帝国主义战犯和其他汉奸的罪行；无论是坦白交代和检举他人，都要老老实实，不扩大、不缩小；政府对你们最后的处理，一方面要根据罪行，一方面要根据你们的态度；政府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为了取得检察人员的信任，我决定详细而系统地把自己的历史重写一遍，同时把自己知道的日本战犯的罪行尽量写出来。我在小组会上做了这样的保证。 材料都交上去了。我等待着检察人员的传讯。 在等待中，我不住地猜想着审问时候的场面。检察人员跟所方人员一样不一样？凶不凶？是不是要动刑? 在我脑子里，审问犯人是不可能不厉害的。我在紫禁城和宫内府里对待犯过失的太监、仆役，就向来离不开刑具。 　　我怕死，更怕受刑。不用说皮肉受苦，即使有人象我从前对待别人那样打我一顿耳光，也不如死了的好。我曾经认为，住共产党的监狱如果受不到野蛮的虐待是不可能的。进了管理所之后受到的待遇，是出乎意料的。这里不打人、不骂人，人格受到尊重。三年多来，一贯如此，按说我不该再有什么怀疑，可是一想到审问，总还是不放心，因为我认为审问就是审问，犯人不可能跟问官一致，问官不可能相信犯人，结果自然会僵住，自然是有权威的问官要打人，这本是无可非议的。 　　我在这些念头的折磨下，过了十多天寝食不安的日子。终于等到了这一天，看守员来通知我去谈话。 我被领进中央甬道里的一间屋子。这间屋子大约有两丈见方。当中有一张大书桌，桌前有个茶儿，放着茶碗茶壶和烟灰碟。一位中年人和一位青年坐在桌后。他们示意，让我在茶儿旁的椅子上坐下。 “你叫什么名字?”那中年人问。 “爱新觉罗·溥仪。” 他问了年龄、籍贯和性别。那个青年的笔尖，随着我们的谈话“嚓、嚓”地在纸上动着。 　　“你写的坦白材料我们看了，”那中年人说，“想听你当面谈谈。你可以抽烟。” 就这样开始了。中年的检察员从我幼时问起，问到我被捕。我都说完了，他对我点点头，样子好象还满意。 “好吧，就谈到这里。以后赵讯问员可能有问题问你。” 总之，这种讯问的气氛是颇出乎意料的。我心里少了一个问题。 　　第二次讯问，当我发现屋里只有赵讯问员一个人的时候，不禁有点失望。我坐在这位讯问员面前，注视着他的年轻的面庞，心中不住地想：他行吗？他弄得清楚吗？他能明白我说的话是真的？他正当血气方刚之年，有没有脾气？如果别人瞎检举我，他信谁的？…… “有个问题要问你一下，”他打断了我的思路，问起我在伪满时颁布敕令和诏书的手续问题。我照着事实做了回答。在谈到一项敕令时，他问我在颁布前几天看到的，我想不起来了。 　　“大概是一两天前，也许，三天，不，四天吧?” “不用立刻回答,”他说,“你想想，几时想起几时说。现在谈另一个问题……” 在这另一个问题上，我又记不起来，僵在那里了。我心里不免暗暗着急：“我又想不起来啦，好象我不肯说似的，他该火了吧?”但是他并没发火，还是那句话：“这且放一边，你想起来再说。” 后来，我终于对这个年轻人完全服了。 已不记得那是第几次讯问了。他拿出一份我写的检举材料，放在我面前，问我: 　　“你写的这个检举材料上说，在日本战犯、前伪满总务厅次长古海忠之的策划下，日本侵略者在一年中掠去东北粮食一千六百万吨。这件事说的太不具体。是一年吗？是哪一年？一千六百万吨的数字怎么知道的？你再详细说说。” 　　我怎么能知道呢？这不过是我从同屋的两个伪大臣谈天中无意中听来的，我自然不敢把这件事说出来，只有学一下苏东坡的“想当然耳”，说日寇对东北财富，无不尽力搜刮，粮食是产多少要多少。说到这里，讯问员拦住了我: “东北年产粮食多少，你知道吗?” 我张口结舌，半晌说不出话来。 　　“你这条检举的根据是什么?” 我看是混不下去了，只好说出了这条马路情报的来源。 “那么，你相信不相信这个材料?” “我，……没什么把握。” “哦，连你自己也不信!”讯问员睁大了眼，“那么你为什么还要写?” 我正在呐呐然，不知说什么是好，他却把自来水笔的笔帽套好，收拾着桌上的纸张和书本——有厚厚的伪满的《年鉴》《政府公报》,显然是不再需要我的答案。这次讯问是他用这句话结束的: “无论对人对己，都要实事求是。” 　　我望着这个比我年龄小十几岁的人，没有话说。我从心底承认了他的话。因为我就害怕着别人给我编造和夸大呀。 我走出讯问室，心底蓦地冒出一个问题: “是不是每个讯问员都象这小伙子似的认真呢？倘若有一个不是这样，而正巧收到了诬赖我的检举材料，那怎么办呢?” 　　这个问题很快就得到了答案。同屋的老元后来告诉我们一件同样的经历。他曾接估算写了日本从东北掠夺钢铁的数字，讯问员不相信，给他一支铅笔，叫他算一算生产这些钢铁需要多少矿石，东北各矿年产多少矿石……。“他带着东北资源档案哩!”老元最后这样说。 因此我也明白了为什么赵讯问员的桌子上放着那些《年鉴》、《公报》之类的材料。不过工作团为了查证每件材料，使用了几百名调查人员，花了一年多的时间，跑遍了各地城乡，翻遍了数以吨计的档案，这还是到了我在检察员的总结意见书上签字时才知道的。 　　我在年轻的讯问员那里碰了一个钉子，由于他的实事求是的精神感到高兴，又因自己的愚蠢而担心他把我看做不老实的人。因此我赶紧写了一个自我检讨书给他送去。 “情形不象很严重。”交出了检讨书，我这样的想。 　　(文中图片是孙相适摄于抚顺战犯管理所旧址。孙相适2026年8月29日制作美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