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古代文明之七

老陈

2009年10月3日星期六，晴。陕西历史博物馆。

冲突融合。魏晋南北朝（公元220年-公元581年）

       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乱频仍，政权更迭。北方各少数民族在陕西角逐、内徒、冲突、融合；农业文明与草原文明在交流和互补中进步。佛教东渐，也促进了文化艺术的发展与繁荣。魏蜀相争。

       三国时期，陕西地区由魏蜀分治，曹操占有中部和北部，刘备占有南部，陕西一直处于魏蜀的军事争夺之中。岐山、汉中、勉县等地，有许多当年的遗物和遗迹。

       十六国·南凉元兴元年（402年）"元兴元年"铜洗，勉县红庙乡出土。

       三国·蜀（221-263年）直百五铢钱，安康市出土。

走向统一。

       西晋时期，中国有过短暂的统一。西晋灭亡以后的130多年间，群雄逐鹿，进入中原的少数民族在中国北方先后建立政权，史称"十六国"。其后直至隋统一，中国历史上又形成南北对峙的局面，史称"南北朝"。其间，西魏、北周在陕西先后建立政权。这是一个与前朝后代迥异的时期，文化风貌别具特色。

       西魏（535-556年）五铢钱，咸阳市渭城区胡家沟侯义墓出土。

北魏（386-534年）釉陶甲马，西安市长安区韦曲出土，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藏。

       这件釉陶甲马为墓葬随葬明器，战马昂首伫立，体态雄健，马头配有完备辔头，马身安放马鞍，马体一侧悬挂防护护甲，还原重装战马的真实样貌。陶马通体呈赭红釉色，造型写实，结构刻画细致，虽有修补痕迹，依旧气势浑厚。

       甲马是南北朝重装骑兵的缩影，北魏骑兵作战中战马披甲十分普遍。这件陶俑生动再现北朝甲骑具装的时代风貌，反映游牧与中原文化交融背景下的军事制度，是研究北朝骑兵装备、陶塑艺术的珍贵实物。

民族融合。

       关中是匈奴、鲜卑、翔氐、羌及其他少数民族内徒的主要聚居地。十六国时期至北魏，匈奴、氐、羌、鲜卑等族先后建立前赵、前秦、后秦大夏政权，均定都陕西。这时期陕西各地的出土文物及遗迹，表现出浓厚的地方色彩和民族融合的特征。

       西魏（535-556年）发辫俑，咸阳市渭城区胡家沟侯义墓出土。

文化艺术。

       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的融合，使经济文化有了新的发展。精美的手工艺品，气魄雄浑的"魏碑"，神彩各异的乐舞俑等，反映了这一时期科学技术、雕塑、书法、音乐、舞蹈诸方面的成就，为隋唐文化的繁荣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北魏（386-534年）陶乐俑，西安市西郊三桥出土。

       北朝（386-581年）鎏金铜车饰，馆藏。

       西晋（265-316年）青瓷四系罐，馆藏

长安佛光。

       南北朝时期，战乱频繁，民不聊生，世事多变。佛教、道教及佛道兼容的教义成为人们的精神依托。许多与之相关的石窟和造像留存在陕西。

北周（557-581）汉白玉释迦造像，西安市北郊草滩出土。

       此汉白玉石龛造像采用浮雕工艺，龛内主尊释迦牟尼结跏趺坐，身着褒衣博带式袈裟，身后雕刻圆形头光，神态宁静平和。主佛两侧分立胁侍菩萨，立于莲台之上，衣纹婉转流畅。龛楣雕刻细密纹饰，龛底雕有护法狮子与供器，构图饱满层次丰富。

       北周长安地区佛教兴盛，这类石造像多为民间发愿供奉之物，既体现当时的佛教信仰，也反映北朝晚期石刻造像的艺术风格，为研究北朝佛教艺术提供珍贵实物。

北周大象二年（580年）释伽牟尼立像。西安市灞桥区湾子村出土，西安碑林博物馆藏。

       此像与其它四尊佛立像发现于一窖藏内，应庙遗物。与其同出的另一佛立像有"大象二年"表明这批佛像是周武帝建德三年（574年）毁佛六佛法复行的当年之作。像高216厘米，形制巨势雄浑，是我国古代佛教艺术品中的杰作。

       立佛高大端庄，佛头螺发细密规整，面相丰圆柔和，双目微阖，神态沉静慈悲。佛像右手抬起施无畏印，寓意抚慰众生，左手轻握衣角，姿态舒展从容。身披褒衣博带式袈裟，衣褶层叠婉转，线条流畅自然，胸前结带并缀有装饰，衣摆垂落飘逸，赤脚立于台座之上。整体造像风格敦厚大气，既延续北朝造像的遗韵，又向着隋唐丰腴的审美过渡，雕刻手法娴熟，将宗教的肃穆感与雕塑的艺术美感融为一体，堪称南北朝晚期佛教石刻的上乘之作。

开拓交流之汉与匈奴。

       秦汉之际，匈奴族强盛，经常袭扰北部边境。西汉初期，对匈奴多采取防御战略。汉武帝时取得大规模反击战争的胜利。元帝时，南匈奴呼韩邪单于附汉，与汉和亲，匈奴人民不断内迁，与汉族融合。匈奴族创造了独特的草原文化，其文物具有鲜明的游牧民族色彩。

       汉代（公元前206﹣公元220年）皮囊形铜壶，馆藏。

西汉（公元前206-公元8年）彩绘陶兵马俑。

       1972年咸阳市杨家湾四、五号墓随葬坑出土。共3000余件，排列成13个方阵，分为步兵、骑兵和车兵。步兵俑数量最多，手持盾牌组成严整方阵；骑兵俑独立成阵，反映了西汉初期骑兵地位的提升及军阵由车骑并用向以骑兵为主力的转变。这些陶俑形体虽小，但通体彩绘，色泽鲜艳，形态逼真，威武雄壮，生动再现了西汉初年的军事风貌与军阵实况，为研究汉代军队编制、武器装备及战术演变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开拓交流之凿空西域。

       汉武帝时，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开通了长安至中亚、西亚的陆路通道，史称"凿空"。西域各国的使者、商贾不断来长安访问和贸易；西域的植物、良马、乐舞等传入中原，中原的丝绸和冶铁术等传向西方，中外交流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东汉（25-220年）绿釉人物柄烛台，馆藏。

       这两件东汉绿釉陶质照明明器的形制基本一致。底座塑造为跽坐人物形象，人物头戴帽，面带笑意，怀中怀抱孩童，人物头顶承托高高的筒状灯柱，灯柱外壁饰数道弦纹，筒口用以安放灯烛。器物表面原有绿釉，历经岁月多已剥落，胎体古朴厚重。

       此器将人物造型与烛台功能相结合，构思十分巧妙。怀抱孩童的人物形象，寓意家族人丁兴旺，既承担灯具实用功能，又寄托汉代人对家庭繁衍的美好祈愿。烛台生动反映东汉民间陶塑水平，是研究汉代生活习俗、丧葬观念的珍贵实物。

       汉代（公元前206-公元220年）龙币，扶风县出土。

陕西历史博物馆陈列的张骞人物复原塑像，艺术化再现这位西汉著名外交家的形象。

       张骞身姿挺拔伟岸，头戴形制考究的汉代高冠，冠饰纹路古朴，簪笄横贯固定，面容肃穆，长髯垂落胸前，眼神沉静悠远，望向远方，仿佛正遥望西域万里疆土，传递出历经艰险依旧矢志不渝的开拓者气魄。

       身穿汉代交领深衣，衣料质感厚重，宽袍大袖气度雍容。衣襟边缘、腰封与裳下摆，装饰红金相间的几何回纹，纹样承袭秦汉古雅风格，华丽而庄重。腰间佩剑，右手紧握剑柄，长剑斜倚身侧，刚柔并济，既体现文臣使者的儒雅，又暗含远行历险的勇武风骨。

       张骞是丝绸之路的开拓者，西汉时期两次受命出使西域，历经重重磨难，打通中原与西域诸国的联络通道，推动中原与西域之间物产、思想、文化的双向交流。这尊塑像结合史料进行形象复原，将历史记载转化为可视的艺术形象，让参观者直观感受大汉使者的精神风貌，回望丝绸之路开启的壮阔历史。

西汉（公元前206-公元8年）马踏匈奴石刻，出土于兴平市茂陵霍去病墓，原件为国宝级文物，此件为复制品。

       石刻以整块花岗岩为原料，运用汉代独有的“因石造型”写意雕刻技法，顺势就石，不作过多精雕细琢。骏马体态雄浑壮硕，昂首静立，形体厚重沉稳，尽显大汉战马的威武气势。马的足下踩踏一名匈奴武士，胡人仰面蜷曲，面目挣扎，被骏马牢牢压制，以象征手法表现霍去病击败匈奴的赫赫军功。作品不靠细碎纹饰取胜，重在整体气势与精神寓意，将战争的胜负、名将的功绩浓缩于一石之上，让观众得以感受汉代雄浑质朴、大气磅礴的雕塑艺术，了解西汉抗击匈奴的历史背景。

西汉（公元前206-公元8年）金饼，西安市未央区谭家乡东十里铺村出土。

       也称饼金。共219枚，每枚重227.6-254.4克，总重量54116.1克，是迄今汉代金饼出土数量最多的一次。绝大多数有戳记、戳印。部分兼有文字、符号等刻铭。非流通货币，主要用于赏赐和馈赠。

汉都长安之龙墀凤阁。

       汉初定都长安，先后修建了长乐宫、未央宫、北宫、桂宫、明光宫、建章宫等宫殿，开凿了昆明池，还设有东市、西市和武库。汉长安城人口最多时达24.6万人，城内面积36平方公里，是当时罗马城的3倍。

西汉（公元前206-公元8年）铜锺（复制品），西安市长安区出土。

       大型盛酒礼器，器形为侈口，长颈，圆鼓的器腹，下承高圈足。肩部两侧设置铺首衔环，方便提携搬运。器身通体鎏金，历经岁月，部分鎏金剥落，斑驳的金层与铜锈交错，尽显古旧沧桑。器身装饰数道弦纹，颈部也存有浅淡纹饰，造型端庄雄浑，大气厚重。

       铜锺是汉代重要的酒器，既用于日常宴饮，也可作为庙堂礼器。鎏金工艺成本高昂，说明这件器物的主人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它代表了西汉高超的金属鎏金铸造技艺，是研究汉代贵族生活、青铜工艺的珍贵实物。

西汉（公元前206-公元8年）鎏金银竹节铜熏炉，兴平市茂陵1号无名冢1号从葬坑出土。

       铜炉系博山炉形式。由炉体、长柄、底座分铸铆合而成，通体鎏金鋈银，精雕细镂，是一件至为罕见的艺术精品。炉口外侧和圈足外侧刻有铭文，记其原为未央宫物，后归阳信家，应是汉武帝赏赐给阳信长公主及其丈夫的的御用重器。

       炉柄为竹节造型，分多节节节向上，修长挺拔。炉柄上端由三条昂首的蟠龙承托炉身，姿态灵动。炉盖为博山式，山峦层叠起伏，象征仙山胜境；炉身外壁浮雕群龙纹饰，金银交错，富丽华美。

       熏炉用于室内燃香，烟气可从盖上山峦缝隙间缓缓散出。整件器物集铸造、鎏金、鎏银、雕刻等多种工艺于一身，金银交辉，构思精巧，代表西汉高级金属工艺的极高水准，是汉代宫廷香具的国宝级精品。

       西汉（公元前206-公元8年）铁戟、铁短剑，西安市汉长安城武库遗址出土。

汉都长安之皇家陵阙。

       西汉11座帝陵除文帝霸陵和宣帝杜陵外，其余9座都在咸阳原上。霸陵以山为陵，其它10陵都有高大的覆斗形坟丘。皇后陵一般在帝陵之东，坟丘略小。陵园四面筑城址和门阙，旁建寝殿和庙，进行日常祭祀活动。陵区还有奉侍山的陵邑。

       西汉（公元前206-公元8年）彩绘女立俑，馆藏。

       西汉（公元前206-公元8年）彩绘男立俑，西安市长安区红庆村出土。

西汉（公元前206-公元8年）女骑俑，咸阳市阳陵陪葬墓园出土。老陈后来在雅典国家考古博物馆里也看到了类似造型的陶俑，当时就觉得似曾相识，原来在陕西历史博物馆里早就见过了，相隔数千公里的两个古国，古人却创造出相似的陶俑，不由得感叹人类艺术创造的神奇。

这件陶女骑俑为分体组装式陶俑，仅存头部、躯干与双腿，手臂已经缺失。人物面部轮廓饱满，眉眼、口鼻刻画简练，神态质朴。俑作跨骑姿态，双腿大大向两侧分开，双脚赤裸，正是骑乘于马背上的坐姿。俑身残留少许红、白彩绘痕迹，是汉代陶俑原有衣饰涂装的遗存。

阳陵了出土大量分体陶俑，人物肢体与马匹分开烧制，组装后使用，是西汉陶俑极具特色的制作工艺。女骑俑的出现，反映西汉时期女性参与骑射出行的社会风貌，打破后世对古代女子的刻板印象。这件文物既是汉代陶塑工艺的实物见证，也为研究西汉社会生活、车马制度提供珍贵的考古资料。

       西汉（公元前206-公元8年）陶男俑，咸阳市阳陵陪葬墓园出土。

汉都长安之离宫别苑。

       秦时关中"离宫三百"，汉大多修缮继续使用，多达145所。供天子游猎的上林苑广袤400余里，有离宫70所，纵养各种珍禽异兽，栽种花木3000余种，设专职官吏管理。

汉代瓦当。

       瓦当是中国古代建筑檐头筒瓦前端的遮挡，是建筑物上最华丽的部分。汉代瓦当在继承秦代瓦当动物、植物、云纹图案的基础上又发展了文字瓦当，其纹饰形成图象、图案和文字三大类，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尤以标示方位的四神、富于变化的云纹、吉祥诗句最为常见，是中国古代瓦当艺术的高峰。

       西汉（公元前206-公元8年）"上林"铜鉴，盛水器，西安市未央区高窑村出土。

       铭文："上林铜鉴容五石重百四十四斤，阳朔四年五月工李骏造二百四十枚，第廿四。"

       西汉（公元前206-公元8年）"上林"铜鼎，礼器，西安市未央区高窑村出土。

西汉（公元前206-公元8年）彩绘跽坐女俑，西安市窦太后陵随葬坑出土。

       两件陶俑均为跽坐姿态，也就是汉代标准的跪坐坐姿，双膝跪地，臀部坐于脚后跟上，双臂收拢置于身前，神态沉静温婉。俑身身着交领右衽的汉代女子长袍，衣纹线条简洁洗练。陶俑表面原有彩绘，历经岁月，白、红等色彩多已斑驳剥落，仍能窥见当年敷彩的样貌。

       跽坐是汉代室内最正式的坐式，这类女俑属于宫廷侍女形象，作为陪葬明器，模拟后宫侍奉生活场景。人物面部刻画柔和，神情低眉敛目，气质端庄内敛，体现西汉陶俑质朴写实的塑造风格。它是研究西汉服饰、礼仪制度与宫廷生活的重要实物，也反映出汉代贵族墓葬的陪葬制度。

       老陈一家在陕西历史博物馆逛了两个多小时，但也只能是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因为还要去观赏大雁塔。

       博物馆的建筑仿唐风格，重檐飞翘，灰瓦舒展，层层叠叠的歇山屋顶勾勒出恢弘舒展的唐代气韵，粗壮的立柱撑起宽大檐廊，古朴大气。楼前草坪开阔平整，花篱修剪齐整，色彩层次丰富。高大的雪松苍劲挺拔，浓绿枝叶与灰调古建相映成趣。廊下设有石质坐凳，游人闲坐休憩，现代人与古意建筑相融。盛唐建筑风骨与园林景致融为一体，庄重典雅，既饱含历史厚重感，又兼具庭院悠然的氛围。

       虽然一大早就出门，飞了两个多小时后，从咸阳机场又坐了一个来小时的车才到了西安市内住下，中午吃了碗拉面就直接逛博物馆，孩子的精神头还是很不错的。        为孩子在陕西历史博物馆前留张纪念照。        孩子也为老陈两口子拍了张打卡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