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雪初霁的日子

自由如风

——梦想之舟从东工起航

之一：我的校园

我于一九七七年考入东北工学院自控系工企专业，一九七八年三月一日报到入学。全专业六个班，二百多人，是学校重点专业之一。

学校坐落在沈阳，规模宏大，位置优越，交通便利，环境清朗。南滨浑河，北畔南湖，东邻三好街。那时的沈阳尚未被高楼和车流填满，校园便像一座安静的城，把一群从四面八方赶来的年轻人，稳稳地接进了怀里。

主教学区呈规整的长方形，从南门到北门，像一张被熨帖得平平整整的宣纸，铺展在沈阳初春灰蓝色的天空下。

　　教学区顶头矗立着九层高的主楼，高耸如脊，裙楼环伺如翼。外立面承袭苏联“分段式设计”之韵致，线条利落，节奏沉稳。灰白色的外墙在晨光中泛着冷峻的光，是整个校园的制高点。楼顶那座典型的俄式尖塔，像一枚指向天空的标点，把所有新生踏入校门后的第一眼目光，都引向更高更远的地方。它沉默地立在那里，像一枚嵌入大地的巨石，把整座校园牢牢地嵌在了地面上。

端庄雅致的四座教学楼分列两侧，全部由建筑系老师自行设计，如同两列列阵的士兵。东侧是采矿馆和冶金馆，那是工学院最硬核的两座殿堂。据说馆内的实验室里终日弥漫着金属与矿石的气息，走廊上走过的学生，脚步都比别处沉一些。西侧是建筑馆和机电馆，建筑馆的廊柱带着几分古典的庄重，机电馆则透着一股工业时代的利落与硬朗。由于建筑系已被拆分，建筑馆只是作为辅助教学楼使用，但位于二楼的期刊阅览室和四楼的外文阅览室，却成了我每周必打卡的地方。四座楼风格各异，却在某种深层的秩序中彼此呼应，仿佛出自同一位巨匠之手。

东西两侧的两馆大门相向对开，中间空地修整成小花园，是师生们小憩的场所，遍种柳树和丁香树，那是整座校园里最有生气的一隅。初春的柳树已先一步抽出绿意，万千枝条如瀑布倾泻，像少女柔顺的发丝；丁香树却还光秃秃地立着，灰褐色的细枝在风中微微颤动，尚未从漫长的冬眠中醒来。可你若凑近了看，便能发现枝条的末端已经鼓起了细小的芽苞，像攥紧的小拳头，正蓄着一股劲儿，等待某个温暖的清晨猛然松开。

　　课间时分，师生们三三两两地走进这片树林，有人倚着树干翻书，有人坐在石凳上低声交谈，呼出的白气在枝丫间袅袅散开，与柳枝上残存的雪粒融在一起，分不清哪是呼吸，哪是冬天最后的叹息。

教学区底端整齐排列学生一、二宿舍：均为L型三层灰砖楼房，七七级学子尽数圈养其中。宿舍外常年晒着花花绿绿的被褥和衣服，像一面面小小的旗帜，宣告着这里每一间屋子都住着一群鲜活的年轻人。

　　一条环形大道将主要建筑串联起来，道旁种满了柏树和松树，四季常青，枝繁叶茂，把大道拱成一条幽深的绿色隧道。上下学的时间，成群的学生从这条路上经过，脚步声在松柏之间来回弹跳，汇成一片细碎而有节奏的声响。大道围拢的空地上建了几个球场，篮球架孤零零地立着，铁环上结着一层薄霜。下午时常有人来打球，篮球砸在地面上的闷响，便成了这片空旷中最有力的心跳。

整个教学区布局方正，大气稳重，没有一丝多余的曲线和装饰。它不像那些南方的大学，花木扶疏、曲径通幽；它更像一位沉默的长者，穿着洗得发白的中山装，端坐在初春的寒意里，目光越过灰蒙蒙的天际线，望着远方——那远方，或许正是我们这些年轻人即将奔赴的、辽阔而未知的世界。

其他的辅助教学楼和实验室分布在教学区周边。教学区往西，是一大片生活区以及教职员工居住的地方，像一个小型社区，邮局、储蓄所、医院、小卖部等，应有尽有。历史悠久的汉卿会堂也坐落在此，是学校开全员大会、文艺汇演和放电影的地方。

那时的校园，没有后来那么多喧嚣与浮华，却有一种朴素的庄严。它把一群经历过风雨的人重新聚拢起来，让他们在方正的楼宇之间，重新学会抬头看天。

之二：我的室友

入学之初，我住在学生二舍一层37房，同寝室八人，四架高低床。年轻人融入得很快，十几天相处下来，早已彼此熟稔。我常常觉得，这间不大的寝室就像一列微缩的火车，每个人都是一节车厢，载着各自的来路与去处，在某个命运的岔路口偶然并轨，便轰隆隆地驶向了同一个方向。

我的下铺是同乡阿坚。本来安排他在上铺，他早我两天报到，便把床位调了个。他说他经常梦中无意识踢床，会影响我睡觉，所以和我互换。正好我希望睡上铺，乐见其成。阿坚出身于高知家庭，比我大两岁，却有着比年龄稚嫩的性格。他说话时手舞足蹈，言语稠密得像夏天的蝉鸣，只要他一开口，整间寝室便再也安静不下来。可你别被他那副嬉皮笑脸的模样骗了——那双眼睛偶尔安静下来的时候，里面藏着一种成熟男人才有的通透。

室长老罗是来自剑阁的老乡，在他们山村是神一般的存在。他曾自诩：十里八乡修为经年，才出了他一人蟾宫折桂。他在老家出则长亭折柳，归则骏马金鞍。他非常享受室长的身份，对寝室事务一丝不苟，第一天就因为晚上熄灯的事情，欲行使室长的权力。老罗上课专心致志，随堂笔记更是工工整整，像刻在石碑上的铭文，这是他吃饭的家伙。他说话带口音，每句话自带喜感，仿佛从大巴山深处带来的核桃，表面坚硬，内有乾坤。

宽一是教师子弟，典型的鲜族男子相貌，家住抚顺。他话语极少，惜字如金，好像随时都在思考什么深奥的问题。他学习努力，时间分配合理，各科发展均衡，成绩很好。宽一隔三差五便会从家里带些宝贝来给大伙儿分享——特别是那碟“狗宝”咸菜，简直是佐餐的百搭神器，是我在清汤寡水的日子里尝到的最奢侈的滋味。宽一的情感像加了缓释剂，恬淡而持久，初尝无味，细品却觉得妥帖。

　　其他四人来自沈阳本地。

老大哥茂阳，满族，祖先应是镶白旗的舒穆禄氏（未经本人证实）。他袭承了工人阶级善念为骨，仁义作魂的优秀品质，并且学习勤奋，作息规律，仪表整洁，乐于助人且心细如发。开学第一天，他便送我一张棉瓤坐垫，公共课也总不忘帮我占座。他爱好吉他，弹吉他的时候，整个人像换了一个人似的，平日里的沉稳被指尖流淌的旋律融化，露出少年人才有的柔软。

老庄母亲早逝，家里就父亲、弟弟和他三条汉子。入学前在乡下已干到队长。学习上他抓大放小，一般课程只要求过得去，感兴趣的课程必全力冲刺。生活上简单粗放，事业上却胸怀大志。“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是他宏伟的抱负。当我还在数星星，他已经把银河装进了心里。老庄学过八年英语，能流利地用英语背诵《囚歌》——“我应该在烈火和热血中得到永生”，那些滚烫的句子从他嘴里蹦出来，带着一种与年龄不相称的决绝。我经常请他开小灶教我，受益匪浅。

小杨面容俊俏，体态轻盈，每一个细节都透露着不凡的气质，甫一出场，便重新定义了“春风十里，卷上珠帘”的意境。他时常从家里带来计算器、原子笔、电子表等“洋玩意儿”，让我们开眼界。那时还不会被“抵制日货”带节奏，这些物件在我们眼里，感觉新鲜、精致、令人羡慕。小杨爱好广泛，流行的东西他都会，后来班上不少男生向他学交谊舞。他像一面镜子，让我们窥见了某种更精致、更体面的生活可能。

小黄是室友里最小的，为人随和，与任何人搭伴都非常和谐，任何事物都力图根据现象探讨本质。小黄的小脑瓜总能蹦出匪夷所思的灵感，要命的是，这些灵感似乎都有道理。真正的通透，不是看破，而是看淡。小黄的道行处于“破”与“淡”之间，通过灵修定会飞升。他喜欢表达，也喜欢争论，只要他和阿坚都在，寝室便像一锅沸腾的水，永远不得安宁。他家离学校很近，后来成了我们课外活动的据点之一。

我好喜欢我的室友们。他们像七种不同的颜色，各自鲜明，却又在同一个屋檐下调和成一种温暖的、不可复制的光。多年以后我才明白，所谓青春，不过是和一群对的人，在一段最清澈的岁月里，彼此照亮。

之三：寻常的一天

一九七八年三月十三日，农历二月初五，星期一，开学第二周。晴，微风，晨有薄雾，气温零下二摄氏度。

那一天，如今想来，像一枚被岁月擦亮的旧纽扣，虽不起眼，却牢牢钉在我记忆的衣襟上。

一、晨起

五点三十分，走廊里传来辅导员田老太急促的喊声：“起床，起床了！”

声音像一粒石子投进寂静的水面，整栋宿舍楼便从沉睡中苏醒过来。室长老罗摁亮了灯，昏黄的光线洒满寝室，窗外天光微微泛白，像宣纸上洇开的一抹淡墨。同伴们窸窸窣窣地穿衣起身，我前一天背单词太晚，眼皮沉得像坠了铅，又赖了几分钟，才恋恋不舍地掀开被窝。

睡在下铺的阿坚替我端着脸盆，我们一道走向宿舍尽头的水房。推门出去，一个寒颤便从脊背直窜到头顶。水房的窗玻璃碎了几块，冷风便像不请自来的客人，毫不客气地灌进来，直往袖口和领口里钻。厕所拉线水箱裂了几道缝，漏下的水在墙边凝成一排冰柱，在昏黄的灯光下闪着幽蓝的光，像一排透明的獠牙。洗漱台两端和地面上积着一坨坨冰块，手伸进水里，刺骨的寒意瞬间从指尖蹿到心口，仿佛整个冬天都浓缩在这一捧水中。我草草抹了两把脸，便逃也似的回了寝室，八个人已全部归位。

今天宽一轮值。茂阳、老庄、小杨、小黄、阿坚、老罗和我参加晨练。

整个二舍几百号学生，只设了一个小开水房，离宿舍门不过十几米，两个水管前却排着长长的队伍。等得久了，手脚冻得发麻，像被无数根细针扎着。轮值的人不用出操，负责把每个暖壶接满开水，比出操更辛苦。我暗自庆幸，今天没轮到我。

二、晨跑

六点整，天已大亮。以班为单位开始跑步，两列纵队，女生在前。体育委员老庄吹哨踏步，时不时飙两句口号。朝气蓬勃的步伐带着青春的气息，踏在微凉的晨光里，感觉真好。

我与小黄并排跑着，边跑边闲聊——从沈阳的四季聊到学校附近的家，从法库的青年点聊到今天的课程、食堂的饭菜，什么都可以成为话题。初春的沈阳仍裹在冬的余威里。前几天下过一场雪，柳树和丁香光秃秃的，一个垂髫散涌，一个枝蔓横生，像一群沉默的旧友，尚未从漫长的冬眠中醒来。唯有松树和柏树守着一贯的墨绿，枝丫上缀着零散的雪粒，在晨光中微微发亮。墙根处未化尽的雪堆蒙了一层黑灰，脏兮兮的，全然没有新雪初降时那种让人忍不住想伸手去接的亲近感。白天雪水淌到路上，入夜便凝成薄冰，踩上去“咔嚓”一声脆响，像踩碎了一面镜子。

微风拂面，空气清冽得像刚从山泉里舀出来的一样。一圈跑下来，额头上沁出细密的汗珠，一夜积攒的浊气随着呼吸尽数吐出，胸腔里干干净净，仿佛整个人都被这初春的寒风洗涤了一遍。

三、早餐

六点三十分，拿饭票去领早餐。

我们是配餐制，饭票细分至每天每顿，不可混用，也没有其他选择——除非有医院证明，方可将窝头换成馒头。二食堂在宿舍尽头，只隔了几间舍房。

我对食堂的饭菜怀有一种近乎本能的恐惧——吃了恶心，不吃饿肚，进退两难。早餐是苞米粥加一个窝头配酸白菜，中餐是两个圆馒头配烧白菜，晚餐又是两个窝头配煮白菜。白菜撕吧撕吧扔进大锅里一煮，除了盐，不放任何调料，不见一丝荤腥，汤色寡淡得像洗过碗的水。才十来天，这清汤寡水便把我积攒了二十年的油水搜刮殆尽，整个人像一棵被连根拔起又随手丢在路边的草，蔫头耷脑，只剩一副骨架撑着皮囊。

实在吃不下，于是边吃边扔，只求维持最低生命体征。后来才知道，这暗无天日的饭菜竟是标准配置，唯一的变动是夏秋季把白菜换成茄子。

四、上午

七点整，离开宿舍前往机电馆。走在路上，我专门寻找路边的冰面，喜欢跳上去滑几步，“呲溜”一声，听着好玩，像个长不大的孩子。

上午四节课：基础英语和高等数学，从七点半开始，都在三楼的本班教室。在东北上学，必备一张棉瓤坐垫——一是御寒护臀，二是在阶梯教室、阅览室等公共场所占座。

七点三十分，英语课。第一节教音标，纠正单词发音；第二节讲介词应用。靳老师顶着一头白发，讲课认真，纠正发音不厌其烦，极有耐心。他的科班底子应是俄语，读英语单词带着点弹音。我在乡村中学读书时的英语课形同虚设，除了熟悉二十六个字母，不认识几个单词，读不顺一个整句，算是白丁一个，英语课学得格外吃力。

父亲的话一直刻在我心里：“数学是所有科学的基础，英语是更上一层楼的台阶。”这句话一直在给我力量。于是我咬紧牙关，下了最大的决心、费了最多的精力去啃英语——背单词，练句子，读原文，一遍不行就两遍，两遍不行就十遍。那本《袖珍英汉词典》被我翻得卷了边、磨毛了角，像一位沉默的老友，随时随地陪在我身边。后来我才知道，正是这些看似笨拙的坚持，在不久的将来，为我推开了一扇通往广阔世界的门。

　　九点二十分，课间休息。下楼去小树林活动，路过对门七六级教室，看见两位巴铁留学生，温文儒雅的模样，与后来网传的非洲留学生形象大相径庭。丁香和柳树还在冬眠，迎春花已悄然露出花苞。散散步，做做操，和同学寒暄几句，初春的校园便有了几分暖意。

九点四十分，数学课。今天继续讲解析几何，杨老师讲得很细，条理清晰，助教牛老师在自习时间答疑。这门课与中学课程衔接较紧，感觉不算特别难。七七级学生当年被社会上称为“天之骄子”，其实不过是“从被文化摧残过的矮子群中拔出来的”——基础薄弱，许多知识甚至从未学过。所以老师在讲授新课的同时，还会穿插补充高中内容。同学们格外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废寝忘食，日以继夜。在他们感染下，我也收起了摸鱼的心思，假装专注起来。

五、午间

十一点三十分，下课铃响，急匆匆奔向食堂。熟悉的长队，熟悉的槽车，熟悉却并非可口的味道。不过今天运气好——昨天宽一从家里带来了朝鲜族特产“狗宝”咸菜，好吃又下饭，真心谢谢他！早饭没吃饱，中午的馒头必须啃完。

上周六参观了“志愿军烈士陵园”，今天须交参观心得，我利用饭后时间匆匆写完。

此时寝室里热闹起来。有人讨论上午所学，有人分享各自的新鲜见闻，有人稍稍打一下盹。

六、下午

下午课程是“中共党史”和体育课。刚过一点钟，同学们陆续前往机电馆。茂阳先去，顺便用坐垫帮我占了座。

一点三十分上“党史”课，面向全专业六个班两百多人，地点在219阶梯教室。任课老师是基础部的女老师。国家刚从文革中走出，权力尚在更替，而由权力定义的纸面历史开始“拨乱反正”，以为已经盖棺论定的人物和事件，随时可能地覆天翻，没人知道什么时候又会反复。所以老师讲党史课总是小心翼翼，生怕触雷，绕开敏感的人和事隔靴搔痒。

真实的历史永远存在，普通人听不到看不到。“得天下者得人心”，上位者希望你听到看到并且相信的，是经过粉饰的历史，用以证明其正统性和正义性——信不信由你，不准异议。理论界正在强调“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其实我并不知道这与之前的主义和思想偏差在哪里，懒得费神琢磨。社会上各种思潮泛起，我哪一种也不站队，所以“党史”这门课，干脆开小差背单词。

三点三十分，体育课，在学校运动场。王老师是工农兵学员留校任教，尤其擅长田径和体操，上课特别认真负责。今天学习长拳第三套，列队做活动时，阿坚不知搭错了哪根弦，不停自顾自地笑。老师招呼了几次，后来严肃地问他：“那位同学，你几岁啦？”阿坚终于尴尬地止住笑。老师教得耐心，我也学得认真，不过天生手脚不协调，总不能达到力量与舒展的统一。

七、黄昏与夜晚

五点半，晚餐时间，又经历一次煎熬。两个窝头，一勺白菜汤，想起知青农场被扔掉的忆苦饭，真心内疚。

六点半，晚自习。先交“心得体会”，系里选部分贴墙报。然后做数学作业，今天内容难度不大，很快做完，预习明天课程，更多时间留给英语——翻来覆去地造句、读短文、默写单词。好几次觉得有点累，想暂停休息一下，可一看周围的同学都在玩命，不敢差太多，懈怠的念头马上打住，刻苦精神把自己都感动了。

八点半，回宿舍简单洗漱。没有干粮补充，抽棵烟压住饥饿感。紧绷的脑筋需要休息，便捧起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翻阅第一篇“贝拉”。作者从主人公呈现的善与恶交织的心理世界，揭示“人人心中有上帝，人人心中有魔鬼”的人类本性。被冠以伟大英明标签的领袖人物，也做过伤天害理、至黑至阴的事情。莱蒙托夫采用多线索、多向度的叙述方式，来表现生活的整体面貌和内在律动，他用人物行为的细节描写，精细剖析主人公整个复杂、矛盾的内心世界。大师手笔，非一般人可为。

正读得入神，一抬头，发现室友们个个埋头于教科书，灯光在他们专注的脸上投下深浅不一的阴影。我心里慌得一批——人家都在玩命，我却在读小说，这不是玩物丧志是什么？赶紧把莱蒙托夫塞进被窝，手忙脚乱地翻出英语教材和那本宝贝词典，端端正正地默写起单词来。笔尖在纸上沙沙作响，像是在替我赎罪。

　　十点整，额外英语时间。老庄给我们上小课，读音标，读单词，读句子，纠正发音。开头几天几乎全寝室都参加，后来课程紧张了，继续的人越来越少，反正我要坚持。

十点半，宿舍熄灯。因我们寝室紧挨着食堂宿舍，同一条线供电，他们晚上不能拉闸，我们跟着受益。一开始老罗也想跟其他寝室一起熄灯，但有人——包括我——希望多看一会儿书，所以没执行。不过还是上了床，躺在被窝里边看书边卧谈。

今天的大新闻是墙报文章风波：据说四班一位女同学的“心得体会”里写了一句“我们是文革后第一届大学生”，引起七五、七六级工农兵学员强烈不满，认为他们才是首届。其实我觉得，是社会上对七七级学生的赞誉和期望让他们感受到了冷落。风波很快以撤稿而平息。

十点五十分，灯灭了。黑暗像潮水一样涌上来，将整间寝室吞没。我躺在被窝里，听着窗外远处食堂锅炉低沉的嗡鸣，听着室友渐渐均匀的呼吸，听着自己年轻而有力的心跳。

然后，我闭上眼，做了一个御剑飞行的梦——脚下的剑掠过沈阳灰蒙蒙的天际线，掠过光秃秃的丁香树梢，掠过那间窗玻璃碎了几块的水房，掠过我们奔跑过的环形大道。风从耳边呼啸而过，身后是清汤寡水的日子，前方是尚未展开的、辽阔而滚烫的人生。

结语：

那个年代的我们，在清汤寡水的日子里，用一本袖珍词典和一本《当代英雄》，喂养着各自的灵魂。窗外是零下二度的沈阳，窗内是一群不肯认命的年轻人。

那时的校园方正、沉默、朴素，像一个沉默的长者，把我们这些从风雨中赶来的人，安放在初春的寒意里。我们住在八人一间的宿舍，吃着白菜窝头，跑着结冰的环形大道，在熄灯后的被窝里谈理想，在清晨的白气里背单词。日子清苦，却不苍白；条件简陋，却藏着滚烫的心。

　　正如普希金所写：“而那过去了的，就会成为亲切的怀恋。”

多年以后回望，那些寒冷、饥饿、奔跑、朗读、争论和沉默的夜晚，早已不是苦难本身，而是一段青春最清澈的底色。它们让我明白：所谓梦想，并不总是从鲜花和掌声中起航；有时，它恰恰从一间破窗的水房、一本卷边的词典、一群不肯认命的年轻人中间，悄悄升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