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一、引言：一个被低估的政治创制</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汉高帝十二年，刘邦病势已沉。这位出身布衣的开国皇帝，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做了一件在中国政治史上极具深意的事情——他与群臣刑白马而盟，立下"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非有功不得侯"的政治誓约。这一盟约在后世往往被简单理解为刘氏皇族独占王爵的"家天下"宣言，然而，若仅作此解，则未免低估了白马之盟在中国政治制度史上的真正意义。</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白马之盟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不是一道单向的皇帝诏令，而是一项双向的政治契约。盟约的两个层面——"非刘氏不王"与"非有功不侯"——构成了一种精妙的交换结构：刘氏皇族以让渡关内侯以下的爵位空间为代价，换取功臣集团对刘氏独占王爵的承认；功臣集团则以放弃对最高王爵的觊觎为条件，获取自身政治经济利益的长久保障。这是一场以分权共治为底色的政治交易，其深层逻辑并非专制皇权的单向扩张，而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皇权与功勋集团之间达成的制度性妥协。</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本文试图论证：白马之盟的本质是一项宪法性的政治契约，它以"相互承认"为核心机制，在汉初复杂的政治格局中构建了一种基于政治均势的正当性秩序。这一秩序对此后两汉的政治演进产生了深远的规范性影响，成为帝制中国早期处理皇权与功勋集团关系的范式性参照。</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二、盟约的由来：从"因功封王"到"因亲封王"的制度转型</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理解白马之盟的政治逻辑，必须回到汉初特殊的制度语境。秦朝灭六国而统一天下，废分封、行郡县，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帝国。然而，秦朝的郡县制实践并不成功——陈涉起义后，六国旧贵族纷起响应，秦廷竟无可信赖的地方力量可以依靠，不过三年而亡。这一历史教训深刻地影响了汉初的政治设计。</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楚汉战争中，刘邦出于军事斗争的现实需要，先后分封韩信、彭越、英布等异姓诸侯王。这些异姓王皆因军功受封，拥有治民权、官吏任免权和军权，实际上是在各自封国内的高度自治力量。西汉政权建立后，这些异姓诸侯王的存在构成了对中央政权的现实威胁。刘邦遂以种种借口翦除异姓王，同时分封刘氏子侄为同姓王。至刘邦去世时，异姓王仅存长沙王吴芮（后亦绝封），而刘氏同姓王已遍布关东要地。</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这一从"因功封王"到"因亲封王"的转变，若从后世中央集权的视角观之，似乎是一种"倒退"。然而，若置于汉初的历史情境中加以审视，这一选择实则是基于统治成本的务实考量。关东六国故地，有着深厚的地方自治传统和强大的地方势力。若在此直接推行郡县制，中央需要派驻大量官吏、驻扎重兵，统治成本将高到难以承受；而以同姓诸侯王镇抚其地，则可在维持地方自治传统的同时，利用宗亲纽带降低刘氏"家天下"的统治风险。这正是刘邦"以藩屏汉"的战略考量。</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刘邦于去世前一个月与群臣杀白马盟誓，以政治契约的形式确立了新的权力分配方案。白马之盟的订立，标志着汉初政治格局从"因功封王"到"因亲封王"的制度转型最终完成。而这一转型的核心逻辑并非简单的"复古"，而是试图在郡县制与分封制之间寻求一种制度性的平衡——中央保留对核心区域的直接控制，而以同姓诸侯王镇抚关东边缘地带，形成一种"内郡外藩"的二元格局。</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三、双重契约结构：分权共治的制度化表达</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白马之盟的盟词虽简短，却包含着两个相互关联而又各自独立的层面。其一，"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这是关于最高政治权力的分配原则，确保王爵由刘氏皇族独占，将异姓功臣排除在最高爵位之外。其二，"非有功不得侯"——这是关于次级政治经济利益的分配原则，保障功臣集团的爵位利益不被稀释。汉代封爵誓词"使河如带，泰山若厉，国以永宁，爰及苗裔"，进一步承诺功臣子孙世袭其爵，构成对盟约的制度性补充。</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这两个层面构成一个精妙的契约结构。从交换的角度看：刘氏皇族让渡了诸侯王之外的全部爵位空间给功臣集团，允许功臣通过军功获取侯爵并世袭罔替；功臣集团则以承认刘氏独占王爵为前提，放弃对最高政治权力的觊觎。从功能的角度看："非刘氏不王"确保了皇权在最高层面的独占性，维护了"家天下"的宗法秩序；"非有功不侯"则保障了功臣集团的政治参与权和利益分配权，防止皇权随意侵夺功臣的既得利益。两者互为条件、缺一不可。</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由此，"立国者"（刘氏皇族）与"治国者"（功臣集团）之间形成了一种基于相互承认的政治均势。皇权的合法性并非来源于皇帝自身的伦理德性或神学光环，而是来源于各主要政治势力对皇帝的认可与支持。刘邦以盟誓示诚，兼施笼络手段，勉力维持皇族、功臣、外戚三大政治集团的平衡。在这个意义上，白马之盟可以视为汉初的"宪法性文件"——它超越了皇帝个人的意志，成为各政治势力共同遵守的根本规则。</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这种基于契约的政治正当性逻辑，与后世成熟的帝制形态有着本质差异。在后世帝制中，皇权往往被理解为自足的、自上而下的权力来源；而在白马之盟所规范的汉初秩序中，皇权需要在与其他政治势力的互动与承认中才能获得完整的正当性。这正是白马之盟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的深层意义所在。</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四、盟约的实际效力：两汉政治中的规范性力量</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白马之盟是否仅仅是一纸空文？从两汉政治的实际进程来看，答案是否定的。盟约的政治效力在吕后时期经受了第一次严峻考验。</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吕后欲封诸吕为王，右丞相王陵以"高帝刑白马盟曰'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直言反对。王陵的反对虽未能阻止吕后封王——这固然说明盟约在强势女主面前的局限性——但其政治意义不可低估。王陵的援引，使分封诸吕的行为始终处于"违法"状态，为日后周勃、陈平以"诛吕安刘"为旗号清除吕氏势力提供了道义依据。值得注意的是，吕后临终前亦告诫诸吕："老皇帝当初与大臣有约，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我快要死了，你们一定要小心从事。"可见即便在吕后强势时期，盟约的约束力也未被完全漠视。吕后对盟约的忌惮，恰恰说明了盟约作为"祖制"的规范性力量。</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此后，白马之盟在两汉长期发挥着"祖制"的规范性效力。汉景帝时，周亚夫以盟约阻止王皇后封兄为侯；汉成帝时，外戚王凤亦在盟约压力下辞职。至东汉，章帝时太后以盟约婉拒封赐外戚，安帝时杨震、灵帝时吕强皆援引盟约反对无功封爵。这些案例表明，白马之盟并非刘邦个人的遗言，而是作为一项具有持续效力的政治规则，在两汉政治中反复被援引。它构成了限制皇权（尤其是外戚势力）随意封赏的制度性屏障。</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当然，盟约的效力具有明显的限度。当皇权足够强势（如吕后）或皇权足够弱势（如东汉末年）时，盟约的规范作用便会大打折扣。但即便如此，白马之盟在两汉四百余年间持续被援引的事实本身，已足以说明它作为"祖宗成法"在政治文化中的深层渗透。</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五、内在张力：同姓王坐大与制度困境的暴露</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然而，白马之盟在实现"非刘氏不王"目标的同时，也催生了新的制度性难题——同姓诸侯王的势力膨胀。</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汉初同姓王拥有治民权、赋敛权和军权，王国内"自置吏，得赋敛"，仿照汉朝建立宫室百官制度，具有相当强的政治独立性。如果说白马之盟的制度初衷是"以藩屏汉"——让刘氏宗亲镇抚关东，成为中央的屏障——那么随着同姓王政治势力和经济实力的增长，屏障很快就变成了威胁。汉文帝时济北王、淮南王先后叛乱，景帝时更爆发了吴楚七国之乱。同姓王对中央的威胁，丝毫不亚于此前的异姓王。</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这揭示了一个深刻的制度困境：白马之盟以"亲缘"替代"功勋"作为分封依据，虽然暂时解决了异姓王问题，却并未从根本上解决中央与地方权力配置的矛盾。只要分封制存在，诸侯王坐大便是必然趋势——无论受封者是异姓功臣还是同姓宗亲。换言之，"非刘氏不王"解决了"谁来做诸侯王"的问题，却并未回答"诸侯王的权力边界在哪里"这一更根本的问题。</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因此，文、景以后，"削藩"成为中央政府的中心任务。文帝采贾谊之议分齐、赵，景帝用晁错之计削吴、楚，武帝施主父之策行推恩令。同姓王国由此由强盛走向衰落，诸侯王逐渐丧失了治民权和军权，"王国"日益向"郡县"靠拢。至西汉中后期，分封制在事实上已经名存实亡，白马之盟"以藩屏汉"的原意在制度演进中逐渐消解，仅作为训言存留。</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这一演进过程表明：白马之盟所确立的"立国者—治国者"平衡格局，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维度上是不可持续的。平衡的维持需要双方力量的相对均势，而一旦同姓王的力量增长打破了这一均势，中央便必然要以强力恢复平衡——而强力一旦启动，盟约便只能让位于现实政治的逻辑。</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六、范式意义：帝制时代政治契约的先例</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尽管白马之盟未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央与地方的权力配置问题，其历史影响仍然超越了西汉一朝。从制度史的视角看，白马之盟开创了帝制时代以政治盟约形式规范皇权与功勋集团关系的先例。</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其"分权共治—相互承认—契约约束"的逻辑，成为后世处理类似问题的重要参照。东汉光武帝重提此盟，章帝时太后以盟约拒封外戚，均说明白马之盟作为"祖宗成法"的规范性力量在两汉持续发挥作用。及至东汉末年，王纲解纽之际，地方势力亦效仿"杀白马盟"以凝聚人心。如袁绍之子部将焦触"杀白马盟，令曰：'违者斩！'"，虽然带有僭越色彩，却折射出白马之盟在政治文化中的深远渗透——"杀白马盟"已成为一种具有高度象征意义的政治仪式，其背后是对盟约所蕴含的"共守约定"政治逻辑的认同。</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从政治思想史的角度审视，白马之盟的深层意义在于：它揭示了帝制中国初期皇权正当性的来源结构。皇权并非自足的存在，而需要在与其他政治势力的互动与承认中获取正当性。这种"相互承认"的正当性逻辑，与西周时期的盟誓制度有着某种精神上的关联，又与此后成熟的专制皇权有着本质的区别。它构成了一种独特的政治形态——在皇权至上的大框架下，保留着某种类似于"契约"的政治安排。</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随着法吏、儒生等"治国者"集团逐渐取代功臣、诸侯王等"立国者"集团成为政治中枢的主导力量，这种基于契约的政治均势格局才逐渐瓦解。儒家学说提供的"天命—德性"正当性理论，较之盟约所提供的"契约—承认"正当性理论，更能满足专制皇权对自足性、绝对性的需求。由此，白马之盟所代表的契约型政治正当性，最终让位于德性型政治正当性，专制皇权得以走向成熟与确立。</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七、结语：盟约的限度与启示</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白马之盟是汉初特定历史条件下皇权、功臣集团与诸侯势力博弈的产物。它以契约形式确立了分权共治的政治格局，为汉初政局的稳定提供了正当性基础和制度框架。盟约的"双重契约结构"——"非刘氏不王"与"非有功不侯"——在"立国者"与"治国者"之间构建了一种精妙的平衡，使刘氏皇权在未获得绝对支配力的情况下，仍然能够维持对全国的基本统治。</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然而，盟约的命运也揭示了其内在限度。同姓王最终仍走向坐大与叛乱，说明盟约未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央与地方权力配置的矛盾；吕后最终仍封诸吕为王，说明盟约在强势皇权面前的脆弱性。盟约的有效性取决于各政治势力之间力量的相对均衡，而一旦这种均衡被打破，盟约便难以避免被废弃的命运。</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尽管如此，白马之盟在中国政治史上的意义仍不容低估。它所蕴含的"权力制衡—契约约束"逻辑，对此后两汉乃至整个帝制时代的政治演进产生了深远的范式性影响。白马之盟的历史启示在于：即便在皇权至上的帝制框架内，政治稳定仍然依赖于各主要势力之间的微妙平衡；而任何平衡都只是暂时的、有条件的。一旦平衡被打破，政治秩序的维系便只能诉诸强力而非盟约——这正是帝制中国政治变迁中一个深具张力的命题。</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白马之盟的最终命运提醒我们：契约的有效性从来不仅仅取决于契约条文本身，更取决于缔约各方之间的力量对比和共同利益。当力量均衡不再，盟约便从"活的法律"沦为"死的教条"。这或许是一切政治契约——无论古今中外——所面临的共同命运。</span></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参考文献</span></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1] 西汉分封制度研究 [M].</span></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2] 中国古代政治中枢治乱考 [M].</span></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3] "白马之盟"与汉初政制——以政治正当性为线索 [J].</span></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4] 什么是白马之盟？[N/OL].</span></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5] 白马与秦汉时代的会盟与祭祀 [J].</span></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6] 试论"白马之盟"与汉初政治模式的建立 [J].</span></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7] 中国古代政治盟约从盟主体制下到帝国体制下的变迁 [J].</span></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