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件四十年的中山装与我所熟悉的张妈妈

MaRsDr.

美篇名：MaRsDr.

美篇号：73029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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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妈妈的女儿张姐，是我们家相交多年的老友。四十多年前，她便与我妻子一同在新疆大学任教，那时我们都栖身在卫生楼——一栋由旧卫生所改建的教师筒子楼里。张姐住三楼，我和妻子住一楼，每户仅十五平米的小房间，在当年住房紧俏的年月，已是年轻教师们心中分外踏实的安身之所。

筒子楼的日子简朴又热络，每层共享一间洗漱间，家门口的走廊便权当自家厨房。每到饭点，楼道里锅碗瓢勺声此起彼伏，各家饭菜的香气绕着廊柱飘得满处都是，浸着热腾腾的烟火人情味。我和妻子结婚后，便以“新大女婿”的身份也住进了这里。

一年后妻子怀了身孕，张姐常特意下楼陪她闲聊解闷，还帮忙整理预备给新生儿的小衣裳。妻子临产那日午后阵痛突发，正巧张姐在旁，她立刻跑去叫来学校小车队的车，顺顺利利把妻子送到了近处的三医院。

儿子出生后回到筒子楼，睁眼见到的第一个人便是张姐，她也就顺理成章成了孩子的干妈。对着嗷嗷待哺的小婴儿，我和妻子两个新手父母一时手足无措，倒是张姐熟门熟路，按着东北老家的法子，用软绒的小线毯把孩子裹得妥帖，再拿宽布带轻轻固定在小床上，说这样孩子睡得安稳，往后骨头也长得周正。张姐本是东北人，在家排行老大唤作“大丫”，底下还有三个弟妹，这一手照料孩子的细致活，全是从她母亲——也就是张妈妈那里耳濡目染学来的。

其实早在结识张姐之前，我就早已和张妈妈相熟。

张妈妈家住在一建，住处与铁路医院仅隔一条马路，她在临街开了一间小裁缝铺，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月，是二工铁路新村和一建一带远近闻名的好裁缝。我还记得小时候，母亲常去八街铁路供应站或是五一商店挑一块华达呢或府绸布料，带着我穿过马路去找张妈妈，做一条合身的西裤或是挺括的衬衫。

八十年代初我刚参加工作，母亲又买来两块布料：一块淡蓝色腈纶混纺，一块浅褐色华达呢。张妈妈接过去量体裁衣，没多久就给我做出两套款式十分时髦的猎装——淡蓝色的是四平兜长袖款，浅褐色的是短袖款。我穿上这两套新衣，骑着那辆红色的台湾产斯普瑞克自行车上下班，用当时同事的话说，那模样真是“相当拉风”。

我和妻子结婚时，又专程登门请张妈妈做了一套灰色毛布西装和一套黑呢子中山装。四十多年岁月匆匆而过，那套黑呢子中山装我至今还妥帖收着。有一回我穿它去参加一位同事在石库门饭庄设的答谢宴，刚入座，一位拄着手杖的老者便走到我跟前，握着我的手用粤语问我是不是黎明的兄弟，在座的人都颇感错愕。老者指了指我身上的中山装笑着解释，说这衣服的精气神和我的扮相，像极了影视里的黎明。众人恍然大悟，纷纷打趣说我是“黎明的堂兄”。

（ 这张身着中山装的大头照，被同事们戏称为“黎明的堂兄”。）

受过张妈妈照拂的，远不止我们一家。

一建和乌鲁木齐铁路局当年就像一对毗邻的孪生兄弟，地理上紧挨，情分上也格外深厚。五十年代建起的八楼、展览馆、铁路医院等地标建筑，都浸透着一建工人的汗水。张妈妈的小裁缝铺，更是铁路局职工家属和铁路医院医护人员最爱光顾的去处。

在那个出行一票难求的年月，去内地出差或探亲想买上一张火车票，尤其是卧铺票，简直难如登天。张妈妈的裁缝铺凭着她攒下的好人缘，无意间成了邻里亲友眼中靠谱的“车票代购点”；谁家看病遇着床位紧张，总要拜托张妈妈帮忙去打个招呼；哪家媳妇要生产，也来求张妈妈帮忙联系相熟的产科医生。

张妈妈就像一位热心热忱的邻里“亲善大使”，她在铁路局和铁路医院攒下的熟络关系，甚至比不少铁路老职工还要深厚。那些年踩着缝纫机缝缝补补的时光里，盛满了一整代人朴实又绵长的温厚情谊。

（ 2018年9月，张姐来访，我穿着张妈妈为我当年量身定做的呢子中山装和妻子一同赴约，提起这身衣服的来历，张姐睹物思人，泪如雨下，感谢我三十多年还妥帖保存着张妈妈亲手缝制的衣物。同时赴约与我合影的是张姐的叔弟，著名演员周明汕。我们着装“一中”、“一西”，堪称“中西合璧”。他在2006年黄晓明、孙俪主演的经典电视剧《新上海滩》中饰演“九叔”一角。）

在乌鲁木齐新市区二工的河南西路南北两侧，隔着一条大路两两相望，一边是扎根边疆的乌鲁木齐铁路局，一边是新疆第一建筑工程公司。半个多世纪以来，两家大院比邻而居，既是近邻，又是工程建设上的伙伴，一同见证了这片戈壁荒原蜕变为现代化新城的全过程。当年无数像我的父辈那样的铁路筑路先辈，从天水天兰铁路一路西行入疆，投身兰新铁路的建设，和这片土地上的众多建设者一道，共同筑牢了乌鲁木齐新市区的城市根基。

两座大院隔街相守，日子久了，也难免传出些细碎的坊间往事。相传，六十年代初建成的铁路医院“工字型”大楼，当年因铁路局建筑处任务繁重，外包给了一建承建。可比起同期建成的铁路局大楼，这栋楼完工后原设计的附楼没能收尾，左前方还留着一处烂尾工程。那时正逢三年困难时期，建材格外紧缺，坊间便传出了“一建省下建材盖了自家俱乐部”的闲话。这传言本就毫无实据无从考证，却让一建的职工觉得平白受了冤枉，他们硬气地回呛：“我们在乌鲁木齐盖了那么多标志性高楼都没问题，怎么到了邻居铁路局这里，就说我们‘偷工减料’了？”话虽这么说，这风言风语还是刻进了两家孩子的脑海里，马路两边的孩子起争执时，铁路局的孩子便扯着嗓子骂一公司的孩子是“贼娃子”。

可童言无忌的嬉闹和坊间的细碎闲话，从来没能真正隔断两个大院之间刻在骨子里的深厚情义。两座大院的交融，不只留在那些宏伟的建筑上，更深深融进了寻常百姓的烟火日常里，而张妈妈的小裁缝铺，恰好就处在这两份情谊交汇的温软角落。

那个年月物资紧缺，衣服破了总要缝缝补补好多次，做一件新衣服对每个家庭来说都是件郑重的大事。张妈妈凭着精湛的手艺和热忱的心，把这一方小小裁缝铺变成了两个大院之间最热闹的交流聚集地。来做衣服的人里，有沾着油污工装的一建工人，有穿着挺括制服的铁路局职工，还有附近铁路医院的医护人员。大家坐在铺子里的小木凳上，一边等着量体裁衣，一边唠着各家的家长里短，马路两边孩子们的那些小别扭，全在大人缝缝补补的欢笑声里散得无影无踪。

张妈妈心肠热人缘好，谁家遇上难处，她从来都义不容辞伸手相帮。张姐闺蜜的父亲就曾受过张妈妈的救命之恩：“文革”期间的一个夜晚，那位叔叔去锅炉房打热水，不料被坏人用闷棍重重砸在头上，当场昏死过去。当时情况万分危急，大家都以为人怕是救不回来了，就算侥幸活下来多半也落个残疾。关键时刻全靠张妈妈不辞辛苦四处奔走求医，硬是把人送进了铁路医院。经医护人员全力抢救，不仅把他从鬼门关拉了回来，后来老人身体恢复得极好，一直健健康康活到了九十三岁。这件事当年成了新疆一建与铁路局之间邻里守望、相扶相助的一段佳话。

岁月车轮滚滚向前，如今的河南西路早已高楼林立，当年的老筒子楼与张妈妈的小裁缝铺，也早已沉淀进历史的记忆深处。可每当回想起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想起父辈们开山架桥、建厂盖楼的艰辛与豪情，还有张妈妈缝纫机传出的“嗒嗒”声响，心底总会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温热情怀。

正是无数像父辈那样无私奉献的建设者，和张妈妈这般勤劳善良的普通人，用他们的汗水与热忱，织就了那段岁月里最厚重也最温暖的城市底色。他们留下的情谊与精神，就像我衣柜里那套珍藏了四十年的黑呢子中山装，针脚细密、历久弥新，牢牢缝在我们的记忆深处，温润绵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