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卷：英雄底色 第二章 高梁红了（上）

勤耕有益

根据朱正兴短篇小说《枪祸》创作

枪沉大运河（三）

周以耕

静坐无事，暖阳融融，尘封数十年的往事，再次缓缓漫上心头。

1948年秋，鲁南。山东的秋天来得早。刚进九月，地里的高粱就红透了，一望无际的穗子沉甸甸地垂着头，饱满得快要炸开。每一颗高粱粒都鼓鼓囊囊的，裹着深红色的壳，在阳光下泛着油亮的光泽。风一吹，整片整片的高粱地摇晃起来，波浪从这头滚到那头，再从那头卷回来，像一片着了火的海洋，红得灼眼，红得叫人心头一热。

成海趴在地头的田埂上，嘴里叼着一根草茎。草茎是狗尾巴草的梗，他随手掐的，咬在嘴里已经没啥味道了，就是习惯了，嘴里不叼点啥不得劲。他眯着眼，目光像一根拉紧的弦，绷在远处那条土路上。那条路是东西向的，从王家庄那边伸过来，弯弯绕绕地穿过几片高粱地，一直通到西边的官道上。路面被牛车和马车轧得坑坑洼洼的，雨后就变成一道道深沟，干了之后沟底结一层硬壳，踩上去硌脚。

三天前，侦察排送回了情报：敌军一个运输队，三辆卡车、两辆装甲车，满载弹药和粮食，预计今天下午从这条路上经过。情报是可靠的，侦察员趴在路边的高粱地里蹲了一整天，亲眼看见敌人的巡逻车过去，数清了车辆数目和押送兵力。

成海回头看了一眼身后的高粱地，一百多号弟兄趴在里头。他从这个角度望过去，几乎看不见人，只看见黑压压的一片高粱秆子在微微晃动。偶尔有枪管从穗子底下伸出来，在秋日的阳光下闪一下又缩回去。弟兄们趴了很久了，从早上天不亮就进了地，到现在太阳偏西，差不多七八个钟头了。没人说话，没人乱动，连咳嗽都捂着嘴。这是成海立下的规矩，打仗就是打仗，不是赶集，谁要敢在阵地上乱出声，甭管新兵老兵，先抽两皮带再说。

成海那年二十二岁，已经是连长了。他个子高，一米七六的个头在山东庄稼汉里头也算出挑，骨架大，肩膀宽，常年风吹日晒把脸晒成了黑红色，像一块烧过的砖。十六岁那年他扛着一把铁锹跑去参加八路军，人家嫌他年纪小不愿意收，他蹲在营部门口不走，蹲了三天。后来营长出来问他：“你为啥要当兵？”他说：“我爹给鬼子修炮楼修死了，我要替爹多杀几个鬼子。”营长看了他半天，说：“行，留下吧。”

几年了。他从一个扛铁锹的毛头小子打成了连长，从只会端枪往前冲的新兵蛋子打到了会看地形、算时间、琢磨人心的老兵。他带着一个连，打过伏击，打过阻击战，打过巷战，打过夜袭。死人见得多了，他反而越来越小心了，不是怕自己死，是怕手底下的兵死。每次打仗前他都要亲自去摸地形，去数敌人的车和人，去算哪条路线撤退最安全，好像每一个兵的命都系在他裤腰带上，他得替他们扛着。

“连长，”身边的通信员凑过来，声音压得低低的，“侦察排回来了，说敌人的车队已经过了王家庄，大概还有一炷香的工夫就到。”

通信员周永胜，人称小周。十七岁，瘦得像根竹竿。他的脸窄窄的，下巴尖尖的，身上那件灰布军装挂在肩头晃晃荡荡的，像是偷了大人衣服穿的少年。脸上还挂着一层薄薄的绒毛，嘴唇上那圈汗毛才刚有点颜色，还没长出正儿八经的胡子来。但那双眼睛亮，亮得像两颗黑豆子，看人的时候滴溜溜地转，透着一股机灵劲儿。这小子读过三年私塾，能写会算，脑子灵光得很，在识字班上一百多个字里他认得八十多个，是同期兵里头算是学得最快的。成海第一眼见他觉得他太单薄了，像根秫秸秆，一阵风就能吹折，后来发现他肯动脑子、勤快、眼里有活儿，就留在身边当通信员，传令、记账、认路，什么都是他。

“知道了。”成海把草茎从嘴里吐出来，翻身坐起。他的动作利索，膝盖还没犯病，蹲久了也不见酸，到底还是年轻。他朝身后打了个手势，几个排长便猫着腰从不同方向凑过来，围成一个半圆蹲在他跟前。

成海从地上捡起一根枯树枝，在泥地上画了个简图。他的手指粗短，但画得又快又准，一条线代表土路，几个圈代表车辆，箭头标出攻击方向。“敌人的车队大概四五辆车，头尾各有一辆装甲车护着，中间是卡车。咱们的兵力不占优势，硬拼不行，得打伏击。二排负责截头，用手榴弹把第一辆装甲车炸停，记住了。扔准一点，别往车身上扔，往装甲车履带上扔。炸毁了履带，它就是一堆废铁。三排负责断尾，把最后那辆也堵住，办法一样。一排跟我从中间杀进去，专门打卡车上的押送兵，别跟他们缠斗，打完了赶紧撤。撤退路线在西边，翻过那条水沟往山里头钻，不要走大路，不要扎堆跑，分散了跑，各找各的路。”

排长们点头。他们都是跟了成海一年以上的老兵了，知道他打仗的风格：快，准，狠，打完就走，绝不拖泥带水。几个人猫着腰各自回到自己的位置，高粱叶子擦过他们的肩膀，沙沙地响。

成海重新趴下，把身子伏低，眼睛继续盯着远处的土路。太阳已经偏西了，斜斜的光线从西边射过来，把整片高粱地照得金红金红的。每一根高粱秆子都在发光，每一穗高粱都在燃烧。他忽然想起小时候的事来。

那时候他七八岁。每年秋收前，父亲都要赶着牛车去镇上卖粮。那头老黄牛走得慢悠悠的，牛车吱呀吱呀地响，成海就坐在车尾，两条腿悬在车板外面晃荡着，看路两边的庄稼地一垄一垄地往后退。父亲坐在车辕上，手里攥着鞭子，但很少抽下去，只是扬一扬，老牛就知道了，步子稍稍快一些。

到了镇上的粮市，父亲把麻袋从车上卸下来，一袋一袋码好，解开扎口的麻绳，露出金灿灿的小麦粒。买粮的粮贩子凑过来，抓一把麦子在手里捻，又凑到鼻子底下闻，然后报个价。父亲不吭声，等粮贩子报完价再慢悠悠地还一句：“再加两个子儿。”粮贩子摇头，作势要走。父亲也不急，蹲在麻袋边上抽旱烟，烟锅里的火星明明灭灭的。往往僵持一阵子，粮贩子又折回来，两人就着价钱你来我往几个回合，最后折中成交。父亲收了钱，装进贴身的布口袋里，拍拍土，对成海说：“走，给你买根糖棍儿。”糖棍儿是镇上小铺子里卖的，麦芽糖拉成的长条，白中透黄，裹着一层薄薄的米粉。成海接过来舔一口，甜味儿从舌尖蔓开，能甜一整天。父亲就蹲在旁边看着他吃，黝黑的脸上皱纹挤在一起，笑得眼角的褶子像高粱叶子上的纹路。

日本人来了。在镇上修炮楼，到处拉民夫。父亲被保长点了名，背上铺盖卷就走了，走了半个月，回来的时候人已经废了。腰直不起来了，走路弓着背，像一只煮熟的虾。干不了重活，连蹲都蹲不下去。第二年春天，在一场伤寒里走了。临走前的晚上，父亲拉着他的手，那只手瘦得只剩骨头架子，皮包着骨节凸出来，硌得成海手心疼。父亲嘴巴张了几次，才挤出一句话来：“替爹……多杀几个鬼子。”那根糖棍儿的甜味，成海记了一辈子。那一年，成海十三岁。他把这句话记住了，刻在骨头里了。

土路上扬起了尘土。远远地有一团灰黄色的烟尘从东边升起来，贴着地面往前滚，像一条土龙。成海的瞳孔缩了缩，压低声音说了句：“来了。”

（待续，下节更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