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25】高柳其地，代王其名，卢芳其人

Les

——乱世投机者的兴亡镜像

李尔山、刘艾珍

当公元一世纪的中国历史车轮碾过新莽末年的漫天烽火，从河北平原到河西走廊，从雁门山谷到河套草原，无数枭雄在“人心思汉”的时代浪潮里浮沉起落。在这一众逐鹿者中，卢芳无疑是最特殊的一个：他既无绿林赤眉的底层武装根基，也无刘秀、隗嚣那样的宗室或士族背景，仅凭一套编造的“汉武帝曾孙”身份话术，便在汉羌胡交错的北部边境拉起势力，依托匈奴的扶持割据五郡，甚至在建武十六年被光武帝正式册封为代王，以高柳为中心在汉匈夹缝中走完了他荒诞又充满历史隐喻的一生。

高柳，这座位于今日山西阳高的边地古城，恰如一个被历史遗忘的时间容器，装下了卢芳从起兵到归附再到叛逃的全部起伏，也装下了两汉之交北部边疆民族交融与冲突的复杂图景。卢芳的一生从来不是一个单纯的“骗子传奇”，他的盗名欺世、左右逢源，本质是乱世里不同族群、不同政治势力之间缝隙的产物。当东汉的治世秩序逐步建立，这套依托混乱而生的生存逻辑便彻底失去了土壤，最终只能落得个远走匈奴、老死塞外的结局。以卢芳为锚点，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个个体的荒诞命运，更是两汉之交从秩序崩溃到秩序重建的宏大历史转折，是中原王朝与北方游牧势力在边地互动的深层逻辑。

新莽崩毁



一、三水左谷：边地沃土长出的“汉室神话”

卢芳的起家之地安定三水（今宁夏同心），本就是两汉时期最特殊的边地社会样本。汉武帝时期为安置归附的匈奴昆邪王部众，在此设立安定属国，广袤的河谷草原上，汉、羌、匈奴各族交错而居，不同的语言、习俗与生存方式在这里搕搕碰碰，而又相互融合。卢芳世代居住的三水左谷，即今宁夏同心一带的苦水河谷，既远离中原的儒家礼教核心区，又紧邻游牧文明的活动范围，这里的百姓不像中原腹地的民众那样有着严格的宗法身份认同，对不同族群的叙事传说有着天然的包容度。

新莽代汉之后，推行的一系列脱离实际的“托古改制”政策，彻底点燃了社会矛盾。中原各地起义此起彼伏，而北部边地的处境更为艰难：王莽对匈奴采取歧视性的贬号政策，将原本的“匈奴单于”改为“降奴服于”，直接引发汉匈边境战火重燃，边地百姓既要承受新莽政权的横征暴敛，又要面对游牧部落的袭扰劫掠，陷入了双重苦难的境地。此时整个社会的集体情绪，都转向对西汉时期相对稳定的边疆秩序的怀念，“天下咸思汉德”成为跨越族群的普遍社会心理。

正是在这样的土壤里，卢芳编造的“汉武帝曾孙刘文伯”的身份叙事，才获得了生长的空间。他为自己量身打造的身世故事完全贴合边地的族群语境：声称自己的曾祖母是匈奴浑邪王的姐姐，也就是汉武帝的皇后，在江充之乱中家族遭遇惨祸，年幼的刘回卿逃入三水左谷隐居，代代传承到自己这一辈。这套说辞巧妙地把汉室宗亲的身份和匈奴的血缘关联绑定在一起，既满足了边地汉民“思汉”的正统期待，又契合了当地羌胡部落的族群认同，几乎是为三水一带的多民族社会量身定制的政治神话。

没有史料记载卢芳有过人的武勇或是出众的谋略，他最擅长的就是在不同族群之间游走周旋。王莽末年，他公开以“刘文伯”的名号起兵，迅速整合了三水当地的羌胡武装，没有经历太多激烈的战事就成为安定以西不可忽视的势力。更始帝刘玄迁都长安之后，甚至没有仔细核验他的身份，就直接征召他为骑都尉，授予他镇抚安定以西的大权——在那个人人都需要一面“复汉”旗帜的乱世，没有人愿意戳破这个看起来对所有人都有利的谎言。

更始政权败亡之后，三水的豪杰们共同拥立卢芳为上将军、西平王，此时他已经不满足于偏安安定一隅，主动派出使者前往西羌和匈奴缔结和亲。匈奴单于的回应更是让他的势力直接实现了层级跃升：匈奴本就因为王莽的政策与中原反目，正需要一个“刘氏汉帝”的傀儡来干预中原局势，于是立刻派出句林王率领数千骑兵将卢芳兄弟接入匈奴王庭，正式册封他为“汉帝”。在匈奴的背书之下，卢芳从一个边地割据武装的首领，一跃成为和刘秀、刘永、隗嚣等人并列的“帝王”，完成了他投机生涯中最关键的一步跨越。

西汉末北方乱局



二、九原称帝：汉匈博弈棋盘上的边地割据

建武五年（29年）十二月，卢芳在匈奴的武装护送下进入边塞，定都九原县（今内蒙古包头麻池古城），正式建立起自己的割据政权。此时他整合了李兴、随昱、田飒等五原、朔方一带的边地割据势力，控制了五原、朔方、云中、定襄、雁门五郡，之后势力最盛时更是覆盖安定、北地部分区域，将整个河套平原和晋北高原都纳入了自己的统治范围。

这个以“汉”为国号的边地政权，从诞生之初就带着极其鲜明的双重属性：对内，他延续“汉室后裔”的叙事，沿用汉朝的郡县官制，设置郡守县令管理地方，尽可能争取边地汉民的认同；对外，他完全依附于匈奴的军事支持，和匈奴军队联合行动，不断南下侵扰东汉的北部边境。在两汉之交的乱世棋局里，卢芳的角色格外特殊：他不像隗嚣、公孙述那样试图建立完全独立的割据政权，也不像中原的起义军那样以统一天下为目标，他的生存逻辑从一开始就建立在“夹缝”二字之上——利用中原的混乱依托匈奴自保，又利用汉民的思汉情绪维持自己在边地的统治，在汉匈两大势力的缝隙里获取生存空间。

建武初年，刘秀的核心战略是优先平定中原和关东的割据势力，根本没有足够的精力投入北部边疆。卢芳的存在，恰好成为匈奴牵制东汉的一枚重要棋子。建武六年（30年），卢芳的部将贾览率领匈奴骑兵击杀代郡太守刘兴，直接将势力范围延伸到代郡境内；建武九年（33年），东汉大司马吴汉率领五万大军在高柳攻打卢芳部将，匈奴派出援军介入，东汉军队最终作战失利，此后匈奴的气焰愈发嚣张，联合卢芳的军队在北部边境不断烧杀掳掠。刘秀面对这种局面，只能采取战略防御的姿态，在常山、涿郡、渔阳等地部署重兵，同时安排王霸担任上谷太守，依托边地的防御体系逐步巩固防线。

但卢芳政权的内部矛盾，从一开始就埋下了崩溃的伏笔。他本就是靠着话术和外力整合的各方势力，麾下的部将大多是原本的边地豪强，对他这个“假宗亲”本就没有绝对的忠诚。建武七年（31年），卢芳因猜忌诛杀五原太守李兴兄弟，直接引发了朔方太守田飒、云中太守桥扈率郡投降东汉的连锁反应，他的控制区域瞬间丢失近半。到建武十二年（36年），卢芳联合匈奴、乌桓军队攻打云中郡（托克托）久攻不下，留守九原的部将随昱已经暗中胁迫麾下将士准备投降东汉，众叛亲离的卢芳只能丢弃辎重，带着十余名亲信骑兵逃入匈奴境内，他经营十余年的割据政权，几乎在没有发生大规模决战的情况下就土崩瓦解。

后世史家评价这段历史时，叶适曾发出这样的感慨：以汉高祖平定秦楚的赫赫兵威，尚且在平城遭遇匈奴围困；而光武帝百战百克最终平定海内，却终其一生都没能彻底消灭依托匈奴的卢芳。这恰恰点出了卢芳势力的特殊本质：他压根不是一个单纯的地方军阀，而是汉匈两大势力博弈的交汇点。只要汉匈之间的矛盾没有彻底解决，只要北部边地的多民族社会没有形成稳定的秩序，卢芳就始终有存在的空间。他的割据从来不是依靠强大的军事实力，而是靠着乱世里各方势力的需求支撑起来的。

卢芳称帝



三、高柳封王：治世来临前的投机末路

逃入匈奴的卢芳并没有就此退出历史舞台。建武十六年（40年），他从匈奴返回汉地，居住在高柳——这座被阴山余脉和桑干河环绕的边地重镇，此时成为他新的政治支点。他很快派出使者前往洛阳向东汉朝廷请降，而光武帝刘秀竟然出人意料地接受了他的归降，正式下诏册封卢芳为代王，以闵堪为代国国相，闵林为代国太傅，还赏赐给他两万匹缯帛。

刘秀的选择当然也不是一时兴起，此时东汉已经先后平定了刘永、彭宠、隗嚣、公孙述等割据势力，内地的统一已经彻底完成，帝国的核心矛盾已经从平定内乱转向重建稳定的边疆秩序。此时的东汉王朝历经多年战乱，民生凋敝，迫切需要休养生息，不愿意在北部边疆和匈奴爆发大规模战争。卢芳的请降，在刘秀看来是一个绝佳的契机：一方面可以通过册封他为代王，将他从匈奴的傀儡转化为东汉安抚边地、维系汉匈和平的媒介，用和平手段稳定高柳为中心的代北局势；另一方面也可以向天下传递出“治世已至”的信号，连曾经割据一方、依附匈奴的卢芳都能归降受封，足以彰显东汉王朝的包容与正统地位。

卢芳接受代王册封之后，立刻上书洛阳表达谢恩，声称自己十分向往朝廷，请求入朝觐见光武帝。刘秀也顺势应允，约定让他在建武十七年（41年）正月前往洛阳朝见。但当卢芳沿着桑干河谷向东行进，走到昌平县的时候，光武帝却突然下达诏书，命他暂缓入朝，改到第二年正月再觐见。这道突如其来的诏令，瞬间让卢芳陷入了巨大的疑惧之中：他本就是靠谎言起家的投机者，从来没有真正信任过东汉朝廷，此刻他认定刘秀已经察觉到自己的反复无常，准备借机除掉自己。

这种猜忌最终压垮了脆弱的和平约定。建武十八年（42年），卢芳从昌平返回高柳之后，立刻再次举兵反叛，和他原本的亲信闵堪、闵林兄弟在高柳城下互相攻击，战事持续了数月之久。此时的东汉早已不是建武初年那个分身乏术的政权，北部边地的防御体系早已稳固，边地的百姓经过东汉多年的休养生息，早已厌倦了战乱和动荡，再也没有人愿意追随这个反复无常的“刘文伯”。卢芳的反叛没有激起任何大范围的响应，反而让他彻底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最终匈奴派出数百骑兵，将卢芳和他的妻儿老小接出塞外，他第二次逃入匈奴，这一次再也没有机会返回汉地，十余年后在匈奴的土地上病亡。

关于卢芳的最终归宿，后世有学者推测，远在俄罗斯阿巴坎境内的汉式宫殿遗址，就是卢芳在匈奴境内的居处。这个远离汉地的塞外宫殿，仿佛是他一生的隐喻：他一辈子都在扮演“汉室后裔”的角色，最终却在远离故土的异域，用一座汉式建筑为自己的荒诞人生画上句号。他一生盗名欺世，在乱世的缝隙里左右逢源，先后在王莽、更始、匈奴、东汉几大势力之间游走，一次次在秩序的裂缝里获取生存的空间，却最终在治世的秩序建立之后，彻底失去了所有腾挪的余地。

投机者……



四、一个投机者背后的大历史

卢芳的故事，不是一个简单的“乱世骗子”传奇。他的兴衰起落，恰好是两汉之交历史转折的一个微观缩影。他能够在乱世中游刃有余，本质是因为那个时代本身就充满了巨大的不确定性：新莽秩序崩溃之后，中原没有形成统一的核心权力，汉匈之间的旧有平衡被打破，边地多民族社会的秩序陷入真空，不同族群、不同势力都在寻找新的认同符号，而卢芳编造的身份叙事，恰好成为了不同群体都能接受的最大公约数。

他的身份谎言，在乱世里没有人愿意戳破：三水的羌胡百姓需要一个兼具汉和匈奴双重身份的领袖来保护自己的利益，匈奴单于需要一个“刘氏汉帝”的傀儡来干预中原局势，更始政权和后来的东汉朝廷，也在不同阶段需要他来维系边地的暂时稳定。所有势力的共同“默许”，让这个漏洞百出的谎言维持了数十年，让一个没有任何核心资本的普通人，一步步走到了代王的位置。

而当东汉的治世来临时，这套生存逻辑就彻底崩塌了。随着内地的统一完成，东汉王朝的核心权力逐步稳固，“人心思汉”不再是边地割据势力可以利用的社会情绪，而是转化为对东汉中央政权的正统认同。边地的百姓不再需要一个游走在各方势力之间的投机者，他们需要的是稳定的生产环境、通畅的关市贸易、不受侵扰的日常生活。当整个社会的需求从“混乱中求生存”转向“秩序中求发展”，卢芳那种靠着身份欺骗、左右逢源的生存方式，自然就失去了所有的土壤。

高柳古城的断垣至今仍在晋北的风雨里叹息，卢芳的代国王位早已化作史书中的一行文字。回望这段历史我们会发现，所谓“奇葩人物”从来都不是凭空诞生的，他们是特定时代的产物：混乱的秩序缝隙里，总会有这样那样的投机者如鱼得水，靠着利用不同群体的矛盾和需求获取利益；但当历史的车轮走向秩序重建，所有依托混乱而生的生存方式，最终都会被时代抛弃。卢芳的一生，恰如一滴水，映照出两汉之交从天下分崩到四海归一的整个宏大历史进程，让我们在一个小人物的命运起伏里，读懂大时代的深层逻辑。

高柳考察（一）



高柳考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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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高柳城——两汉边地枢纽的军事地理细节

汉高柳城遗址坐落于今日山西省阳高县城东的李官屯村，北倚古称雁门山的云门山，南濒桑干河支流南洋河，实测城址平面呈规整长方形，东西长约1050米，南北宽约600米，城内面积超过60万平方米，按两汉边郡人口密度推算，鼎盛时期可容纳3万军民生活，是代北地区规模仅次于平城的第二大中心城邑。

从航拍视角俯瞰，高柳的选址完全贴合汉代边郡军事据点的布局逻辑：向东一马平川的南洋河河谷直通天镇，是连接代郡旧治代王城与平城的东西交通主干道；向北穿越云门山的多处山谷孔道，可直接进入内蒙古高原的草原地带，是游牧势力南下的传统通道；向西直达平城腹地，与雁门郡的防御体系连成一片；向南渡过桑干河，便可直抵太行山飞狐陉，插入河北平原的北部区域。四条交通要道在此交汇，让高柳成为名副其实的代北“十字路口”，完全符合《汉书·地理志》中代郡西部都尉治所的战略定位。

东汉时期代郡郡治从河北蔚县的代王城迁至高柳，本质是光武帝基于汉匈新形势做出的防御调整：代王城地处太行山东侧的盆地之中，难以直接管控云门山以北的草原通道，而高柳恰好卡在农耕与游牧文明的分界线上，向北可以直接监控匈奴骑兵的南下动向，向南可以依托桑干河构建第二道防线，向西能快速联动平城的驻军，向东可联动上谷郡的防御力量，形成一个覆盖代北全域的预警与指挥中枢。

上世纪末的考古调查中，李官屯村周边出土了大量汉代建筑遗存：典型的泥质灰陶板瓦、条砖、筒瓦，表面饰有绳纹、抹断绳纹、附加堆纹等汉代典型工艺，还发现了不少带有代郡铭文的瓦当残片，印证了这里曾是汉代高级别行政与军事中心的身份。村北云门山的山脊上，至今仍残存着汉代长城的烽燧与墙体遗迹，沿着山势向东向西延伸，与高柳城形成“城-墙-燧”三位一体的完整防御体系：烽燧发现敌情后，可在半个时辰内通过烽火传递到高柳城中，城中驻军可立刻做出反应，依托河谷地形阻击南下的敌军。

建武年间东汉与卢芳的“四战高柳”，完全是围绕这个防御枢纽展开的争夺：汉军若拿下高柳，就等于彻底封死了匈奴从代北南下的通道，将北部边境的防线向北推进百余里；而卢芳控制高柳，就等于在东汉的北部防御体系上钉入了一颗钉子，随时可以引导匈奴骑兵插入河北与山西的腹地。这也是为什么光武帝在卢芳请降之后，第一时间将他封为代王，以高柳为都——本质是用和平的方式，把这个战略要地从匈奴的傀儡控制下，纳入东汉的边疆秩序之中，避免直接兵戎相见引发汉匈全面战争。

《水经注》中引用《山海经》的记载，形容高柳一带“其山重峦叠嶂，霞举云高，连山隐隐，东出辽塞”，这片被山水环绕的边地沃土，见证了两汉之交所有的风云变幻：从西汉的西部都尉屯兵，到东汉初年的数次大战，再到卢芳以代王身份在此割据，最终随着东汉边地秩序的稳固，高柳慢慢从军事前线转变为民族交融的和平聚落。直到北齐时期郡县俱废，这座延续近八百年的古城才逐渐淡出正史视野，把所有的传奇都埋进了李官屯村的黄土之下。

2024年12月李尔山、刘艾珍、王雁卿、等到高柳调查

2026年8月李尔山、刘艾珍著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