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自驾广东，(肇庆市博物馆)

木易先生

‌肇庆市‌，广东省辖地级市，位于广东省中西部。肇庆地处珠三角西北部，是粤港澳大湾区重要节点城市，全市总面积约1.49万平方千米。下辖‌3个市辖区‌（端州区、鼎湖区、高要区）、‌4个县‌（广宁县、德庆县、封开县、怀集县），代管‌1个县级市‌（四会市）。 端州区位于肇庆市东南部，地处珠江三角洲核心区和粤港澳大湾区，是肇庆市中心城区，市委、市政府所在地，南临西江，北倚北岭山，东邻鼎湖山，西与高要区小湘镇接壤，西江黄金水道穿境而过。 ‌G55二广高速，北起内蒙古二连浩特市，南至广东省广州市‌，是纵贯中国南北的大动脉，全长‌：约2685公里。‌‌途经内蒙古、山西、河南、湖北、湖南、广东等省，串联起二连浩特、大同、太原、洛阳、襄阳、常德、清远等城市。G78 汕昆高速，起点为‌广东省汕头市，终点为‌云南省昆明市。是国家高速公路网东西横线之一，连接广东省汕头市与云南省昆明市，途经广东、广西、贵州、云南四省区，全长1866.989千米。 广信大桥，是广东省境内跨西江桥梁，为怀集—郁南高速公路（粤高速S59）控制性工程，工程名怀阳高速西江特大桥。广信大桥横跨‌西江‌，北岸连接肇庆市封开县长岗镇，南岸连接云浮市郁南县都城镇。它位于封开西江大桥下游约5公里处，是怀阳高速怀集至郁南段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车后从肇庆怀集前往云浮郁南可节省约1.5小时车程。‌‌这座桥全长约‌1566米‌，主桥采用‌双塔中央索面混凝土梁斜拉桥‌结构。主跨跨度达到‌360米‌，索塔高度‌154米‌，相当于约50层楼高，桥面宽度设计为‌28.5米‌。 金马大桥，是广东省境内连接佛山市与肇庆市的过江通道，跨越西江，是广州—昆明高速公路（国家高速G80）的组成部分，建成时是世界上最大跨径独塔混凝土斜拉桥。金马大桥东起三水西互通，西至金利互通，全长1912.6米，主桥长566米；桥面为双向四车道城市主干道，设计速度为120千米/小时。 肇庆市博物馆（叶挺独立团团部旧址纪念馆），位于广东省肇庆市端州区江滨东路阅江楼。总建筑面积约11550平方米，展厅4280平方米。肇庆市博物馆成立于1979年6月，1999年，肇庆市博物馆与叶挺独立团团部旧址纪念馆在阅江楼合署办公。肇庆市博物馆总建筑面积约11550平方米，展厅4280平方米。 明代肇庆知府黄瑜在登披云楼远眺时写下“京华北望几千里，岭表南来第一州”这句诗，一语道破这座古城的战略要义。肇庆市博物馆内也设有《岭表南来第一州——肇庆历史文化陈列》专门解读这段历史。‌‌肇庆自汉代以来多次成为西江流域乃至整个岭南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汉武帝平定南越后在广信（今肇庆市封开县）设立交趾刺史部，统领南方九郡，广信成为岭南政治中心。端州（肇庆古称）作为进入岭南地域的第一要隘，中原与江南移民带来的汉文化在此与岭南土著交流融合，广府民系及广府文化由此发源发展。‌‌ 粤人源起岭南优越的自然环境、温暖多雨的气候条件、丰富的动物植物和淡水资源，使肇庆地区自远古时代就适宜于人类生息繁衍。特有的地质条件，众多的自然山洞为原始人类提供了理想的居住生活场所。肇庆地区是岭南人类起源、文明形成较早的地区。 七星岩古生物化石发现于肇庆市端州区星湖风景名胜区狮岗、玫杯石等地点。七星岩属石灰岩岩溶地貌，以岩峰、湖泊为主要特色，湖中有山，山中有洞，洞中有河，被称为“岭南第一奇观”。1956~1984年，在七星岩景区的狮岗、琰杯石、蟾蜍岩、仙掌岩、阆风岩、玉屏岩、碧霞洞、鹿骨洞等处经过多次挖掘，发现在岩山洞穴堆积的黏土层保存有较丰富的以哺乳类动物牙齿为主的化石，经收集整理，计有东方剑齿象、纳玛象、熊猫、巨、鬣狗、虎、野猪、水牛、鹿、羊、箭猪、猩猩、猕猴等共7目27属32种，属华南大熊猫-剑齿象动物群，时代为更新世晚期。这批古生物化石的发现，为肇庆地质、气候和古生物研究提供了重要材料。 黄岩洞遗址位于封开县河儿口镇狮子岩西南山麓。1961.1978年先后发现大熊猫、剑齿象、犀牛等30个种属的动物化石，宋集砾石打制石器近千件，种类有砍砸器、刮削器、石核、石锤、穿孔器等,多在一个边缘单面或双面打成刃部,制作原始粗糙。1965年在黄岩洞洞口堆积发现两个人头骨化石，经测定其年代为距今11930年。1989~1990年考古发现大批打制石器及哺乳类动物牙齿化石,还有年代较晚的新石器时代墓葬1座，发现有人骨、陶器，填土中还出土有打制石器、穿孔石器和磨制石器。黄岩洞遗址具有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的特点。 人头骨化石旧石器时代 人头骨化石1965年在封开县河儿口镇黄岩洞洞口堆积发现两个人头骨化石，经测定其年代为距今11930年。1989~1990年考古发现大批打制石器及哺乳类动物牙齿化石，新石器时代墓葬一座，发现有人骨、陶器，填土中还出土有打制石器、穿孔石器和磨制石器。黄岩洞遗址具有从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的特征。 灿烂的青铜文化肇庆的青铜时代遗存肇庆地区的青铜时代遗存在夏商时期，就开始了几何印纹陶的传统，进入西周至春秋，夔纹陶文化成为主流。春秋战国之际，由于楚国的发展和长期的楚越战争，一方面，本地区延续了几何印纹陶的古南越族传统，另一方面接受了来自楚文化的一些影响；战国中期以后，越人核心地区的米字纹陶进一步进入岭南及肇庆地区，使米字纹陶文化一直延续到汉武帝平南越之前的西汉时期，封开利羊墩墓葬群很好的反映了这个阶段的历史变化。 勾连雷纹青铜编钟战国高57.3-35.5cm口径24.3-15.2cm肇庆市松山战国墓出土 附耳青铜筩战国高46cm 口径42cm肇庆市松山战国墓出土 金柄玉环战国金柄2.5×0.8cm环外径4.7cm内径1.7cm肇庆市松山战国墓出土 三足铜盘战国口径57cm 高10cm肇庆市松山战国墓出土 青铜剑战国前475-前221年通长71cm1972年肇庆北岭松山战国墓出土 错银铜罍战国高22cm口径14.9cm底径14.8cm肇庆市松山战国墓出土 青铜提梁壶战国高30cm口径7cm肇庆市松山战国墓出土 人首柱形器战国前475-前221年通长24cm1973年四会鸟蛋山战国墓出土 粤地初开秦汉以前，岭南地区统称百越地，虽然青铜时代深受楚文化与越文化影响，但社会发展程度相对滞后，历史记载散落在各种文献中，秦始皇进军岭南设郡管辖、汉武帝进一步统一岭南，岭南正式归属中央政权管辖，促进了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广府文化开始形成。 动物俑与家畜饲养两汉时期社会发生了较大的变革,在丧葬习俗方面，动物俑成为随葬品中重要的一类。汉代肇庆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习俗深受中原影响，反映在墓葬中，西汉出现动物俑，并不断增多，到东汉中晚期迎来了殉葬动物俑的高峰期，之后一直东晋陶鸡笼东晋人畜陶圈延续到东晋、南朝。动物俑是人们将世间美好家园生活复制于地下的生动写照，反映了人们对人间生活的眷恋。这些动物俑，有助于了解、研究当时的农耕文化、社会生活、丧葬习俗、动物饲养。 人畜陶圈东晋（317-420年）底径17cm 高7cm2001年肇庆市大路田村东晋墓出土 绞胎陶鸭东汉（25-220年）长14.9cm 宽6.6cm 高7.6cm2004年肇庆市康乐中路墓出土 东晋陶水国耕作模型出土于坪石岗东晋墓，模型以长方形底作平台，内起十字栏分割为四块水田，十字交叉处置一釜，有盖，双耳，当系表现田间设食。三个侧边沿有漏斗形器，表示两块田之间可通水或排水。每块田中置一人一牛耕作。该陶水田耕作模型，生动展现了东晋时期，人们在田间耕作、田间设食的情景。 陶井康乐中路墓地出土西汉、东汉陶井各1件。其中西汉陶井为硬质灰胎，器表釉已脱落。由亭和井构成，亭近方形，四阿式庑殿顶，井廊圆形，高出地面，呈折肩罐形，台座近方形，四角设四个长方形柱础。东汉陶井为泥质橙红陶，陶质稍软，也由亭和井组成，形制同西汉井类似，尚保留有亭柱，井台设有排水槽，井边站立一人做取水状，井内有一水桶，取水者脚边放一水盆。东汉陶仓康乐中路墓地出土东汉陶仓1件。泥质橙红陶，质硬，长方形，干栏式，底部有四孔。前为横廊，后为仓室。悬山式两面坡屋顶，正面中间开长方形门口，两侧为菱形镂孔方窗。隔墙正中设两门，门上饰门环，门槛较高，门枢刻画生动传神。 东晋陶城堡东晋陶城堡模型，呈方形圆角围城，墙上刻划出瓦脊，四角有方形角楼，每个角楼有五个门窗，上有顶，刻划出瓦脊。城堡前后设门，门分两扇，上有屋檐瓦脊，城内中为通道，一侧为房屋，中间开门，门前有踏阶；另一侧为廊庑，开两门，两侧间有一瓦顶相连接。城堡前后两门内侧各有一人俑，头戴帽饰，耳鼻突出，双手环抱一条棍形棒，上有弯勾，表示守城堡门。汉代陶屋在康乐中路墓地东汉初期墓葬中，出土了2件陶屋，均为泥质红褐陶，陶质硬。其中一件分前后两部分，前为房屋庭院，后为回廊猪舍，房屋正中设单开门，门上饰铺首衔环，门左侧为直根窗，窗棂饰叶脉纹。窗下有一墙洞，悬山式两坡屋顶，上饰凹槽和刻划线条以示铺板瓦，两侧山墙划横、直、斜线表示柱枋梁架。房屋左边为庭院，后边回廊下设置一灶台，回廊左端为一猪舍，内卧一头母猪和一头小猪仔，造型逼真生动。另一件陶屋也分前后两部分，前为正屋，后为厕所。正屋前面两边各设一单开门，上有铺首衔环，也为直棂窗，叶脉纹，悬山两面坡顶。厕所明显低于正屋，正中为厕坑。 灶与炊具康乐中路西汉墓出土，包括陶灶1件陶釜2件和釉陶罐1件，组合为一套。陶灶为泥质灰陶，质硬，造型精致，呈长方形，灶身前窄后宽，其烟囱为一个龙首的形状，灶面开灶眼三个，有额墙，拱形灶门；两个陶釜均为泥质橙黄陶，陶质略软，陶罐为泥质灰胎，胎质硬，平底略内凹。 陶鼎鼎在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既是烹煮食物的实用器，也曾经作为表征身份地位的礼器，形成严格的列鼎制度，甚至作为国家的象征。汉代墓葬陶鼎已经失去昔日辉煌，同一般生活用具已无太大区别。康乐中路墓地出土西汉陶鼎3件，东汉陶鼎2件，均为釉陶，带盖，一般盖上饰三环，鼎身多折腹、平底，兽形三足，腹部多施弦纹。 青釉三足陶鼎东汉(25-220年）口径20 8cm 底径16.7cm 高23.1cm2004年康乐中路墓出士 刻划纹双耳带盖陶鼎西汉（公元前202-公元8年）口径21.5cm 底径14.8cm 高22.5cm2004年肇庆市康乐中路墓出土 陶簋、盆、碗、盘、碟、孟康乐中路墓地出土大量的盛食器,由此可以窥见当时人们饮食情况之一斑。其中东汉釉陶簋两件，灰白胎，带穹形盖，盖顶有乳突一个，乳突周围模印四叶纹，盖面饰同心弦纹四周，篡侈口，沿部饰竖长方形镂孔与叶脉纹以及凹弦纹。在东晋墓葬中出土一组青瓷餐具组合，包括托盘1件，盘中搁2件陶耳杯与一件陶勺，均施青黄釉，釉多脱落。舶来品——东晋玻璃器东晋玻璃器出土于坪石岗东晋墓。白色透明，呈微绿色。体薄，口宽，侈口，沿外微束，圆腹，圜底。该玻璃器皿为广东首次发现，从形态观察，应属钵状容器。在南方的墓葬中，玻璃品的出土较少。此物完好，规整，透明度高，实属难得。随着东晋南朝政权相继在建康的建立，域外诸国来献玻璃的情况更多见。因玻璃器来自域外，得之不易，只有少数皇室、贵族和富贾才能享用。从器型和工艺推究，该器物可能是中、西亚地区制造的舶来品，它见证了当时肇庆乃至广东地区与境外的交流。 陶罐、陶豆、陶灯罐形器和豆形器都是在我国新石器时代就已经广泛为人们所创造使用,汉魏六朝墓菜仍然是常见的陪葬品。康乐中路墓地西汉墓一座就出土釉陶罐16件，多为泥质灰胎黄褐色釉,器身多拍印方格纹和圆形或方形戳印纹，腹部多饰有凹弦纹一周。坪石岗东晋墓出土一件六耳罐，造型独特，罐内设胆，疑似温酒器具。康乐中路墓地出土大量矮圈足豆形器，形似小碗，同时也有豆形灯,西汉东汉各有1件，南朝则流行带托盘的三足炉或豆形的灯。 陶壶、陶提筒陶壶、提筒是汉墓中常见的陪葬器物。陶壶一般为泥质硬陶，多施釉，器型一般为盘口，束颈，鼓腹，圈足，器身多饰弦纹；陶提筒多为灰胎硬质釉陶，器身修长，袋盖，盖顶附一个“凹”字形钮，器身多饰两组弦纹，将器身分为三段，在上部弦纹位置两个对称的桥形鏊手。匏壶、青瓷分格盒康乐中路还出土大量器型较为特别的陶、瓷器，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陶匏壶和青瓷分格盒。其中青瓷分格盒2件出土于东晋墓，均为灰胎青绿釉，釉质脱落，平面呈同心圆，大圆小圆间等分小格，子母口,圈足；陶匏壶出土仅墓，硬质灰胎黄褐色釉，釉质脱落，小口圆唇，颈粗肥而长，溜肩，圆鼓腹，高圈足，肩音一对桥形耳，圈足与耳对应处穿两个小孔，颈、肩、腹、圈足各饰凹弦纹一周。 帷帐座出土于康乐中路墓地，分两对置于墓葬前室的两侧。泥质橙黄陶，陶质略软，形制相同，呈柱础状，上下对接，上部为圆台形，下部为近正方形台座，中间有一圆孔以插帷帐杆，尺寸略有细微差别。帷帐座的使用在我国最早出现于西晋，延续至南北朝。根据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所获得的资料分析，帷帐在当时多为上层贵族使用使用中还有严格的等级制度。出土帷帐座的墓不多，凡有设置帷帐座的墓葬，均为皇室和贵族墓，而皇室墓内出土的帷帐座基本上都有龙、虎装饰。凭几南朝陶凭几，出土于康乐中路墓地，橙黄色陶，几面呈弧形，截面为椭圆形，几面下饰兽蹄形三足。凭几一般有两个或三个蹄形足，几面较窄，几面后部上脑凸起，上脑与扶手整体呈圈状，与汉榻配合使用，是供人休息凭扶的一种家具。凭几在我国古代使用时间相当长。南北朝时期以前，人们席地而坐，久坐而累，故需肘伏几上。凭几常设于座侧，以凭倚身体。曲面下设三蹄形足的凭几，始于三国，流行于晋至南北朝。六朝时期社会等级森严，凭几一般为达官贵族生前使用之物，死后用来陪葬或用模型来陪葬，为当时墓葬中所常见。 青釉瓷虎子东晋(317-420年）长26.5cm 宽14.5cm 厚20.6cm2001年北岭大路田东晋墓出土 青釉瓷鸡首壶东晋（317-420年）口径9.7cm 底径12cm 高21.2cm 弦纹双耳陶提筒东汉（25-220年）口径18cm 高27.4cm2004年肇庆市康乐中路墓出土 陶屋东汉(25-220年）长40cm宽24cm 高22cm2004年肇庆市康乐中路墓出士 陶簋东汉（25-220年）口径26.4cm底17.6cm 高24cm2004年肇庆市康乐中路墓出土 青釉陶簋东汉(25-220年）口径31cm底16.5cm 高23.6cm2004年肇庆市康乐中路墓出土 陶帏帐座南朝（420-589年）边长18×18cm 通高11.2cm2004年肇庆市康乐中路墓出土 慧能（638-713），亦作“惠能”，唐代高僧，禅宗南宗创始人，佛教史上称为禅宗六祖。俗姓卢，新州(今广东新兴)人，祖籍河北范阳郡（今河北保定涿州市）。 包拯(999~1062），字希位，安徽合肥人。宋天呈五年（1027）进士，初授大理评事，知天长县。康定元年（1040)全庆历二年（1042）出知端州，后入京任殿中丞，其后历任监察御史、三司户部判官、京东等路转运使、三司户部副使、龙图阁直学士、河北都转运使、权知开封府、三司使、枢密副使等职事。嘉祐七年(1062)病逝任上，终年64岁。追赠礼部尚书，谥号孝肃。包公治端北宋时期，包公知端三年，排沥凿井、整顿端砚贡赋、修治州府、创设书院、迁建崧台驿、岁满不持一砚，关心吏治，包公知端是当时肇庆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缩影，具有非常深远的影响。 德庆学宫始建于宋大中祥符四年（1011），元大德元年（1297）重建。德庆学宫形制完备，包括大成殿、崇圣殿、尊经阁、乡贤祠、杏坛等建筑组成，占地面积8000多平方米，是我国元代木构建筑的瑰宝。建筑融唐宋时代构造风格与岭南地方特点于一体，独具一格，是岭南地区现存最古老的学宫，也是我国宋元两代砖木结构古建筑的瑰宝。其中大成殿打破了传统厅堂那种“八柱撑空”的木梁架结构而采用“四柱不顶”的独特形式以满足建筑物防灾的要求。殿身的梁架则用大鹿结构法。这是古代建筑师为使厅堂免受雷击，采用消除电学上称为“跨步电压”危险的一种独特设计；那四根上不到顶的圆木柱，称作“雷公柱”。 石湾琉璃釉鳌鱼构件头部：长47cm宽26cm高33.5cm尾部：长33cm厚17.5 cm通高50cm馆藏该鳌鱼，琉璃釉烧制，龙头鱼身，头朝下，尾朝上，鱼身布满鱼鳞，鱼尾鳍左有分张，仿佛鱼身在水中游动，形态十分生动。鳌鱼常作为吉祥图腾，立于古建筑正脊的鸱吻，是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神兽，有载物补天之能。传说“整”是海中大龟，龟属水中动物，有着神圣之意，同时也有着“消灾灭火”的寓意。 德庆学宫位于广东省肇庆市德庆县德城镇朝阳西路北，始建于宋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旧址在子城东五里紫极宫故地，北宋元丰四年（1081年）迁于今址。元至元元年（1264年）被洪水冲毁，元大德元年（1297年）重建，是岭南乃至中国南方现存最古老的孔庙。 两广督署，亦称两广总督部院，是明清时期总管广东、广西两省及南海诸岛军政事宜的最高地方军政长官。其制度始于明代景泰三年（1452年）。督署驻地曾有变迁，初驻广西梧州，明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迁至广东肇庆，清乾隆十一年（1746年）最终移驻广州。在清朝，其长官一般为正二品，加授兵部尚书等衔后为从一品，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起兼管广东巡抚事务。该制度延续至清末。 纪念中国第一台机械自鸣钟诞生440周年(1583-2023)1583年（明万历十一年)意大利人利玛窦来到肇庆，在仙花寺中带领两名本地工匠制造了中国第一台机械自鸣钟，从此改变了中国几千年的时间观念。肇庆机械自鸣钟在人类历史上不能被简单视为一种计时器，而是对开启近代世界历史进程的直观的表达，更是中国近代社会中西文化交流大幕即将开启的重要象征。 中西文化交流明万历十一年(1583)，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获两广总督郭应聘准许，入居肇庆，在知府王泮的支持下，修建寓所，驻肇6年，期间他把西方科技文化带到中国，把中国传统文化介绍到欧洲，承担了“西学东渐”和“中学西传”的双重角色，开后了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先河。利玛窦（1552~1610)，号泰西，意大利马切拉塔市人。曾在日耳曼大学读法律，罗马学院读哲学和神学。利玛窦远涉重洋，于明万历十一年（1582）抵达澳门，翌年到肇庆定居，由此开始了在中国内地的文化之旅。1589年北上，先后寄居于韶州、南昌、南京，于1601年定居北京，直至1610年去世，被誉为“沟通中西文化第一人。王泮，字宗色、浙江山阴人，明万历二年（1574)进士，方历八年任肇庆知府。主持建跃龙窦、崇禧塔，引沥水由城东跃龙窦排入西江。置学田，兴文教。继嘉靖末两广总督吴桂芳之后，辟建七星岩景区，建亭台楼阁，点题星岩二十景。 总督两广“左凭广海，右瞰苍梧”，肇庆扼两广咽喉，“乃哈南一雄镇”。历史上，肇庆多次成为岭南军事指挥中心，一度是西江流域乃至两广地区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特别是明清时期，两广总督长期驻肇，南明永历政权据此抵抗满清，都反映了肇庆举足轻重的历史地位。 两广总督驻肇明朝中期，两广地区“瑶民起事”、海上倭患渐重，为协调两广军务，明景泰三年(1452)始设两广总督一职，成化五年(1469)，韩雍开府于梧州，两广总督成为定制。嘉靖四十三年(1564)，吴桂芳将两广总督府从梧州迁到肇庆。直至清乾隆十一年（1746)策楞将两广总督府再迁往广州。两广总督驻肇前后通计182年，提升了肇庆的政治地位。 两广总督在肇庆两广总督是明代中期以来中央派驻两广地区负责军事指挥与调度，兼总管两广事权的地方最高军政长官，至清代成为九个封疆大吏之一,明清之际包括永历政权182年，被任命的总督共有61位，其中实际驻肇47人，大多在肇庆历史发展进程中留下了印记。 瑞兽纹铜镜明(1368-1644年）直径11.3cm 厚2cm 仿商凤纹三足双耳铜鼎|明|（1368-1644年）口径12.5cm高15cm 仿商凤纹三足双耳铜鼎明（1368-1644年）口径12.5cm高15cm 如意纹瓣口铜盘明（1368-1644年）口径13cm 厚1.5cm “宣德”款龙纹倭角四足方铜盘明（1368-1644年）边长13.3cm 厚1cm 大清光绪年制“款绿彩龙纹瓷盘明口径18.4厘米底径11厘米高4.5厘米 白端石鹅明（1644-1911年）长47cm 宽28cm 高23cm该石鹅刻于清康熙十四年（1675），原系厚载祠遗物，是为镇“鹅怪”而立。祠毁后，存放在王公祠（今王泮生祠），后移市博物馆存放。 豆青地青花釉里红松鹿鹤纹双耳瓶清（公元1644-1911年）口径30.3底径25.5宽56.5高77.3cm 缠枝莲纹凤双耳四瓣式瓶清（公元1644-1911年）口径22底径23.5通高68cm 青花牡丹纹将军大罐清（公元1644-1911年）口径19.5底径27通高63.1cm “大清光绪年制”款茶叶末釉双螭耳大瓶清（公元1644-1911年）口径24.6底径26.2腹径32.5高51.4cm 仿钧窑变釉双耳瓶清（公元1644-1911年）口径12.4底径14.5高29.6cm 大清光绪年制“款粉彩百蝶纹赏瓶清（1644-1911年）口径9.2cm底径12.7cm 大清光绪年制”款粉彩云龙纹天球瓶清口径7.3厘米底径15厘米高32.4厘米 祭红釉撇口瓶清（公元1644-1911年）口径10.7底径13高32.5cm 文化教育两广总督府长驻肇庆,且大部分总督为进士出身的高级文官，关心支持教育事业，通过经费资助、修建书院、督课学业和厚待文士等各种方式，推动了肇庆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还促成了肇庆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特殊地位。教育勃兴明清时期，肇庆的文化教育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各地书院、祠堂林立，仕宦冠盖相属、儒林英才荟萃，儒家文化繁盛，流风余韵，影响至今。 肇庆府学肇庆最早的学宫是北宋庆历年间端州知军州事朱显之创建的端州州学，后升为府学，历史上几经易址重建。明嘉靖十一年（1532）复建肇庆府学于城东原地，并将城中县学迁出与之合并，称为府县学，形成“左府学，右县学，先师庙（大成殿)居中，两学合为一庙”的特殊格局。明万历二十年（1592）重建城中县学宫，府、县学分开，城东学宫（今高要学宫）仍为肇庆府学。图为明万历十五年肇庆府重修两学碑片，碑位于高要学宫内。 崧台书院明宣德六年(1431）知府王将城东石头庵改建为崧台书院（今为阅江楼）。嘉靖二十五年（1546）知府胡纯废崧台书院侧之东隅社学，扩大崧台书院，“跨街为楼，中通隧道，上为崇文阁。两廊而下，各为号舍”，规模相当可观。端溪书院明万历元年(1573），分巡岭西道副使李材于兵巡道署左侧（今城中路肇庆中学西北角）创办端溪书院，后毁作岭西道署。清康熙四十七年（1708）两广总督赵宏灿复建书院，取名“天章”，不久复名为“端溪书院”。书院藏书极丰，生员颇众，为清两广规模最大的学府，岭南四大书院之一。著名学者全祖望、林召棠、苏廷魁等均曾掌教于此。光绪三十一年（1905）改为学制五年的肇庆府中学堂（肇庆中学前身），为肇庆有近代公立中学之始。 吴桂丹书法对联(梁一鹍先生捐赠）吴桂丹（1855-1902），字万程，号秋舫，今肇庆市鼎湖区广利水坑村人。清光绪五年(1879)举人，十五年(1889)进士。后授翰林院编修,任国史馆协修，功臣馆纂修等职。吴桂丹为人耿直，爱国有嘉，光绪二十年(1894），中日甲午战争爆发，高要地处西江中下游，扼两广要地，商旅云集，外患内奸易滋事端，他倡办团练,置械练兵，保一方平安。其为人大方，倡立衷圣医局，施医赠药，其品格流芳于世。吴桂丹一生廉洁自守，被李文田誉为“粤东时贤第一”。 苏廷魁书法对联(梁一鹍先生捐赠)苏廷魁（1800-1878），字德辅、号赓堂，肇庆市鼎湖区长利村人，清道光十五年（1835）进士，选庶吉士，授翰林院编修。道光二十二年(1842)任御史。苏廷魁为人刚正不阿，不畏权贵，敢于直言。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其多次上书力主修筑虎门炮台，燕塘大沙河、龟岗等要塞。曾任端溪书院（今肇庆中学）山长，历时三年。同治元年(1862），受任河南布政使，后擢升东河河道总督，专管防治河南、山东境内的黄河与运河水利。苏廷魁书法、诗文俱佳，现鼎湖山内“庆云寺”匾额为其所书，至今为世人赞叹。 德化窑青花“此中有真意”高仕图碟清 豆青釉描金粉彩花卉纹荷叶形瓷洗清 辟雍砚清 一甲一名砚清 与子同袍美洲华侨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专题展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战争的阴霾笼罩全球，法西斯主义的狂潮试图吞噬人类文明的基石。在那段风雨如晦的岁月里，中华民族正处于存亡之秋，世界在烽火中震颤。然而，烽烟隔不断血脉，重洋阻不住赤忱。远在太平洋彼岸的美洲华侨，虽身居异乡，却心系故土，情牵寰宇。面对故国的深重灾难与世界的前途命运，他们毅然挺身而出，共赴一场救亡图存、捍卫正义的伟大战争。“岂日无衣？与子同袍。”这古老的诗句，超越了时空，成为他们行动最真实的写照。他们是烽烟中的瞭望者，最早感知战争的刺痛，为祖国奔走呼号；他们是捐款救国的脊梁，节衣缩食，倾囊相助，汇聚起支撑抗战的经济血脉；他们是投身行伍的勇士，或驾战机鹰击长空，或持钢枪血洒五洲，将生命写入反法西斯战争的壮丽史诗。本次展览将全景展现美洲华侨在这场世界性正义之战中作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让我们透过一件件珍贵文物、一张张斑驳影像，触摸那份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感受那种超越族类的天下大义，并铭记所有为和平与自由献身的伟大先辈。历史从未远去，回响至今不绝。他们的故事，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也是属于全人类的共同记忆。 炸烟四起1931年9月18日，日军突然袭击北大营的中国驻军，并炮轰沈阳城，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由此拉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此后，日军持续侵略中国本土，于1937年发动七七事变，展开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大地陷入深重的战争阴霾，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亚洲全面爆发。1939年9月1日，德国闪击波兰，英法被迫9月3日对德宣战，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正式全面爆发。随着德国在欧洲战场的迅速推进，日本在亚洲不断扩张侵略行动，并于1941年12月7日偷袭美国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随后参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真正演变为一场全球性冲突。海内外华人或被动或主动被卷进了战争之中。 疾呼捐款从1931年日本侵华开始，美洲华侨广泛、持续地开展宣传活动，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法西斯面目，警示法西斯对世界正义与和平的危害。随着华侨在世界各地持续不断的宣传，逐渐让当地社会了解到日本军国主义对世界和平及其国家利益的威胁，推动了国际社会舆情向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的方向发展。除此之外，抗战时期，美洲华侨成立救国社团，以认购公债、捐款、侨汇、捐物质等多种形式支持祖国抗战。其据不完全统计，1937年到1945年，美洲华侨捐款就达6915万美元。 投身行伍自1931年起，美洲华侨在海外目睹祖国故土被战火阴霾笼罩，纷纷尽己所能支援抗战。其中，又以接受过航空训练的华侨青年回国参战最为突出。待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后，美洲华侨又积极加入美国、加拿大、墨西哥等居住国军队，直接投身反法西斯战场，为二战的最终胜利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奔赴五洲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烽火席卷全球时，数万名美洲华侨华人，冲破地域与种族的阻隔，主动投军。他们的身影遍布五大洲的战场，从欧洲的诺曼底海滩到太平洋的岛屿丛林，从北非的沙漠阵地到亚洲的抗日前线，都有他们冲锋的足迹。许多年轻的华侨华人来不及与家人告别，便在异国他乡的硝烟中献出了生命。他们用热血打破了种族偏见，以生命为笔，在反法西斯战争的史册上写下了属于华侨华人的正义篇章，为世界和平的最终到来注入了不可磨灭的力量。 丰碑永存1945年5月8日，法西斯德国无条件投降，8月15日，日本也宣布无条件投降，并于9月2日签订降书，这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全面胜利。在战后数十年，世界各地以纪念碑、纪念塔、烈士陵园等形式，保存战争记忆。美洲华侨这段跨越重洋的抗争史诗，也被永远镌刻在反法西斯战争的记忆丰碑中，提醒着后人不忘他们为和平作出的卓越贡献。反法西斯战争胜利1945年5月8日24时，法西斯德国无条件投降的正式签字仪式在柏林郊区卡尔斯霍斯特举行，投降书从5月9日零时开始生效。由于时差原因,美、英、法等国把5月8日定为“欧洲胜利日”，苏联则把5月9日定为战胜德国法西斯纪念日。 胜利的胜利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美、英、苏作为反法西斯同盟的成员国联合作战，尤其是中国在自己的国土上战胜了日本的侵略，使得中国的国际地位空前提高。此外据不完全统计，二战期间在美华侨华人服役于陆军的有13321人，当时在美华人男性总数的1/5以上。在这种情况下，歧视性的《排华法案》已经显得极为不合理，美国国会于1943年12月17日通过法案废除一切排华法令；规定每年允许105名中国人移居美国，其中75%的定额给来自中国本土的移民；允许那些合法进入美国的华人加入美国国籍。从此，中国人从1882年以来第一次得以合法地移居美国。 八十年烽火渐远，那些曾于五洲四海奋战过的先辈，也已缓缓隐入历史的尘烟。他们留给我们的，不只是壮怀激烈、慨然赴死的形象—一他们也是普通人，会恐惧、会眷念，也渴望被后人铭记：这世界，他们来过、拼搏过，并用血肉之躯捍卫过。在此，我们共同向所有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奉献牺牲的先辈致敬。正义必胜！和平必胜！人民必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