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度功业，韩愈文章——《平淮西碑》的千年公案

陀罗山人

　　唐宪宗元和十二年（817年）十月的一个雪夜，一支军队冒着严寒，在一百二十里的急行军后，如天降神兵般出现在蔡州城下。叛首吴元济还在睡梦中，便已成阶下之囚。延续五十二年的淮西之乱，就此终结。

这是中唐历史上最为振奋人心的一刻。宰相裴度运筹帷幄，大将李愬冲锋陷阵，而年轻的皇帝李纯，终于可以挺直腰杆，面对那些拥兵自重的藩镇节度使。

胜利需要被铭记。谁来执笔？唐宪宗想到了一个人——韩愈。

　　彼时的韩愈，刚刚以行军司马的身份亲历了这场战争。他是最好的选择：既是当事人，又是天下文宗。皇帝将撰写碑文的重任交给了他，这既是一份荣耀，也是一次考验。

韩愈接下这份差事，心中自有丘壑。

他要写的，不只是一篇记功碑，而是一篇可以传之后世的“大文章”。他追慕的是《尚书》的典诰之风，效法的是《诗经》的雅颂之体。他要让这篇文章，与唐王朝的赫赫武功相匹配。

于是，《平淮西碑》开篇便气象不凡：“天以唐克肖其德，圣子神孙，继继承承，于千万年，敬戒不怠。”韩愈以近乎神圣的笔调，书写这场战争的正当性与艰难历程。他详述了裴度作为统帅的功勋，也如实记下了李愬雪夜破蔡的传奇——“十月壬申，愬用所得贼将，自文城因天大雪，疾驰百二十里，用夜半到蔡，破其门，取元济以献。”

清祁隽藻书韩愈《平淮西碑》之一

《平淮西碑》

韩愈

天以唐克肖其德，圣子神孙，继继承承，于千万年，敬戒不怠，全付所覆，四海九州，罔有内外，悉主悉臣。高祖太宗，既除既治。高宗中睿，休养生息。至于玄宗，受报收功，极炽而丰。物众地大，孽芽其间。肃宗代宗，德祖顺考，以勤以容。大慝适去，稂莠不薅，相臣将臣，文恬武嬉，习熟见闻，以为当然。睿圣文武皇帝既受群臣朝，乃考图数贡曰：“呜呼！天既全付予有家，今传次在予。予不能事事，其何以见于郊庙?”群臣震慑，奔走率职。明年平夏，又明年平蜀，又明年平江东，又明年平泽潞，遂定易定，致魏博贝卫澶相，无不从志。皇帝曰：“不可究武，予其少息。”九年，蔡将死，蔡人立其子元济以请。不许，遂烧舞阳、犯叶、襄城，以动东都，放兵四劫。皇帝历问于朝，一二臣外皆曰：“蔡帅之不庭授，于今五十年，传三姓四将，其树本坚，兵利卒顽，不与他等。因抚而有，顺且无事。”大官臆决唱声，万口和附，并为一谈，牢不可破。皇帝曰：“惟天惟祖宗所以付任予者，庶其在此。予何敢不力？况一二臣同，不为无助。”曰：“光颜！汝为陈许帅，维是河东、魏博、郃阳三军之在行者，汝皆将之。”曰：“重胤！汝故有河阳、怀，今益以汝。维是朔方、义成、陕、益、凤翔、延庆七军之在行者，汝皆将之。”曰：“弘！汝以卒万二千，属而子公武往讨之。”曰：“文通！汝守寿，维是宣武、淮南、宣歙、浙西四军之行于寿者，汝皆将之。”曰：“道古！妆其观察鄂岳。”曰：“愬！汝帅唐、邓、随，各以其兵进战。”曰：“度！汝长御史，其往视师。”曰：“广度！惟汝予同，汝遂相矛，以赏罚用命不用命！”曰：“弘！汝其以节都统诸军。”曰：“守谦！汝出入左右，妆惟近臣，其往抚师。”曰：“度！汝其往，衣服饮食予士。无寒无饥，以既厥事。遂生蔡人，赐汝节斧，通天御带，卫卒三百。凡兹廷臣，汝择自从。惟其贤能，无惮大吏。庚申，予其临门送汝。”曰：“御史！予悯士大夫战甚苦，自今以往，非郊庙祠祀，其无用乐。”

颜、胤、武合攻其北，大战十六，得栅城县二十三，降人卒四万。道古攻其东南，八战，降万三千。再入申，破其外城。文通战其东，十余遇，降万二千。愬人其西，得贼将，辄释不杀；用其策，战比有功。十二年八月，丞相度至师，都统弘责战益急，颜、胤、武合战亦用命。元济尽并其众洄曲以备。十月壬申，愬用所得贼将，自文城因天大雪，疾驰百二十里，用夜半到蔡，破其门，取元济以献。尽得其属人卒。辛巳，丞相度入蔡，以皇帝命赦其人，淮西平，大飨赉功。师还之日，因以其食赐蔡人。凡蔡卒三万五千，其不乐为兵，愿归为农者十九，悉纵之。斩元济京师。册功，弘加侍中，愬为左仆射，帅山南东道。颜、胤皆加司空，公武以散骑常侍帅鄜坊、丹、延，道古进大夫，文通加散骑常侍，丞相度朝京师，道封晋国公，进阶金紫光禄大夫，以旧官相，而以其副总为工部尚书，领蔡任。既还奏，群臣请纪圣功，被之金石。皇帝以命臣愈。臣愈再拜稽首而献文曰：

唐承天命，遂臣万邦；孰居近土，袭盗以狂。往在玄宗，崇极而圮，河北悍骄，河南附起。四圣不宥，屡兴师征，有不能克，益戍以兵。夫耕不食，妇织不裳，输之以车，为卒赐粮。外多失朝，旷不岳狩，百隶怠官，事忘其旧。帝时继位，顾瞻咨嗟；惟汝文武，孰恤予家。既斩吴蜀，旋取山东，魏将首义，六州降从。

淮蔡不顺，自以为强，提兵叫谁，欲事故常。始命讨之，遂连奸邻，阴遣刺客，来贼相臣。方战未利，内惊京师；群公上言，莫若惠来。帝为不闻，与神为谋，乃相同德，以讫天诛。

乃敕颜、胤、恕、武、古、通，咸统于弘，各奏汝功。三方分攻，五万其师，大军北乘，厥数倍之。常兵时曲，军士蠢蠢，既翦陵云，蔡卒大窘。胜之邵陵，郾城来降，自夏入秋，复屯相望。兵顿不励，告功不时，帝哀征夫，命相往釐。士饱而歌，马腾于槽，试之新城，贼遇败逃。尽抽其有，聚以防我，西师跃入，道无留者。额额察城，其疆千里，既入而有，莫不顺俟。

帝有恩言，相度来宣：“诛止其魁，释其下人。”蔡之卒夫，投甲呼舞，蔡之妇女，迎门笑语。蔡人告饥，船粟往哺；蔡人告寒，赐以缯布。始时蔡人，禁不往来；今相从戏，里门夜开。始时蔡人，进战退戮，今旰而起，左飧右粥。为之择人，以收余惫，选吏赐牛，教而不税。蔡人有言：始迷不知；今乃大觉。羞前之为。蔡人有言：天子明圣，不顺族诛，顺保性命。汝不吾信，视此蔡方；孰为不顺，往斧其吭。凡叛有数，声势相倚，吾强不支，汝弱奚恃？其告而长，而父而兄，奔走偕来，同我太平。淮蔡为乱，天子伐之，既伐而饥，天子活之。始议伐蔡，卿士莫随，既伐四年，小大并疑。不赦不疑，由天子明。凡此蔡功，惟断乃成。既定淮蔡，四夷毕来；遂开明堂，坐以治之。

清祁隽藻书韩愈《平淮西碑》之二

　　碑成之日，朝野震动。然而，谁也没有料到，这篇被后世誉为“唐文第一”的杰作，竟会在它最荣耀的时刻，迎来被推倒的命运。

事情的转折，源于一个人的不满。

李愬，这位雪夜奇袭的主角，看着《平淮西碑》，心中很不是滋味。在他看来，碑文过于突出裴度，而对自己这位浴血奋战的将军着墨太少。“李愬功第一，碑辞多叙裴度事”——史书留下了他的抱怨。

李愬的妻子是唐宪宗的姑表妹，能自由出入后宫。公主在皇帝面前为夫诉功，添油加醋，言辞恳切。唐宪宗听得多了，心中也不免动摇。

更激烈的一幕发生了。李愬的部将石孝忠，竟然用长绳将石碑拽倒，用粗石磨毁碑文。在被捕时，他打死吏卒，只为面见皇帝，陈述前线将士的真实心声。

面对这一切，唐宪宗做出了一个让后世文人痛心疾首的决定：磨去韩愈的《平淮西碑》，命翰林学士段文昌重撰新碑。

这是一场政治的胜利，文学的失败；也是一次现实的权衡，理想的幻灭。

唐宪宗何尝不知韩愈文章的价值？但他更清楚，如果不能安抚那些冲锋陷阵的将士，军心就会动摇。在“公平”与“稳定”之间，这位刚刚实现中兴的皇帝，选择了后者。

清祁隽藻书韩愈《平淮西碑》之三

　　然而，历史自有其评判。

宋代大文豪苏轼，对韩愈的《平淮西碑》推崇备至。他专门写过一首《临江仙》词，开篇便道：“淮西功业冠吾唐，吏部文章日月光。”在苏轼心中，韩愈（官终吏部侍郎，世称韩吏部）的文章如日月之辉，与淮西之战的不世之功交相辉映，足以光耀千秋。他还曾感叹，韩愈之后，再无人能写出这样雄浑的碑文。苏轼的评价，代表了后世文人对《平淮西碑》的至高推崇。

晚唐诗人李商隐，则用一首《韩碑》为韩愈鸣不平：“公之斯文若元气，先时已入人肝脾。”他坚信，韩愈的文章如同天地元气，早已深入人心，岂是一块石碑的存废可以决定的。

时间给出了答案。段文昌的碑文，早已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而韩愈的《平淮西碑》，却穿越千年，至今为人传诵。

清祁隽藻书韩愈《平淮西碑》之四

　　宋代人不满段文之平庸，重新将韩文镌刻上碑。清代军机大臣祁寯藻，以精妙楷书重书此碑，立于裴度的家乡——山西闻喜裴柏村。这四通巨大的石碑，高两米有余，字大如拳，被称为“三绝碑”：史绝、文绝、书绝。

如今，当我们站在裴晋公祠前，仰视这组石碑，看到的已不只是一篇文字。它承载的，是一个王朝的兴衰荣辱，一个文人的雄浑气魄，以及一篇杰作被毁而又重生的传奇命运。

《平淮西碑》的故事告诉我们：文字的力量，从来不在石碑本身。它或许可以被一时磨去，却终究会在更广阔的时间里，找到自己的位置。就像李商隐说的那样——“汤盘孔鼎有述作，今无其器存其辞。”

器物会朽，石碑会倒，但好的文章，自有它的生命。苏轼说得对：那是日月之光，磨不掉，也推不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