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一十章我与农用车

潘晓阳

我原本与农用车无缘，却因为工作关系，在全国农用车发展最艰难、也是最混乱的时期，接触了农用车的一小段发展历程。

1989年至1993年，我在四川省合川县政府任职期间，分管经济发展方面的工作，县里的乡镇企业，国有企业，城镇集体企业以及生产安全，天上的飞机，河里的船只，山洞里采煤都由我分管。

虽然我对经济一窍不通，一无所知，却仍然像一只鸭子被赶着上了分管经济的架。

在合川县的国有企业中，有一家位于“泥巴嘴机械厂”，机械厂的前身是1950年由几家私营修理店组建的的工厂，后来改名重庆合川嘉陵农用车辆厂，这个厂不光生产柴油机、抽水机、打米机，还生产农用车。

什么叫农用车？

农用车就是一种专为农村设计制造的车，主要用于农业运输和作业。

一天，农用车辆厂的厂长到办公室向我汇报工作，厂长名叫蒋世仁。蒋厂长个子比较矮胖，人称“小胖”厂长。

蒋厂长给我讲了一个故事，说是安徽宣城有几个农民，用一辆木头架子车拉着一台单缸柴油机到当地农机厂，要求将这台柴油机做“心脏”，仿着汽车的样子做一辆机动车。

于是，安徽宣城农机修造厂就制造出中国第一台三轮农用运输车。

蒋世仁高兴地说，我们厂里自己也有柴油机，我们也用安徽宣城的办法，制作出第一台农用运输车，不仅车子是四轮的，样子更像汽车，还能“翻斗”，我们将这车牌子取名叫“嘉陵”。

听完蒋厂长工作汇报不久，我就在1991年夏天，到合川嘉陵农用车辆厂调研，站在嘉陵牌农用车头前，与车合影。

那几年各地生产的农用车三轮的也好，四轮的也罢，只要能开动，哪怕除了喇叭不响，其他都响，照样受到农民的热情追捧，市场迅速形成并快速发展。

农民为何会喜欢农用车？

当时的农村路面坑坑洼洼没有硬化，很多汽车比农用车“娇气”，底盘低，根本跑不了农村的烂路，而农用车都是单缸柴油发动机，车烧柴油比烧汽油产生的热值更高，热值高马力就大，而且农用车底盘高，不怕剐蹭，关键是农用车生产成本低，购买一辆车价格只要几千元，稍有点经济能力的人都买得起。

农用车既可以载人还可以拉货，特别是农忙时节拉粮食、秸秆非常实用，就连农村的婚丧嫁娶，也主要靠农用车接送亲戚朋友。

虽然农用车减震差、噪音大，但比起人挑肩扛已是质的飞跃，再加上农用车购置价格低，驾驶员准入门槛低，路桥费，保险费和营运管理费用少，这些都是农民喜欢买农用车的理由，也是农用车比汽车的各种好处。

蒋厂长满脸都是笑，说好处多得10个手指头都数不过来。

但农用车也有很多问题。

比如，农用车都是手摇式发动，女人小孩或老人或病人，没有一把子力气和臂力，靠手摇启动车就很难。

比如，农用车没有统一国标，产品质量好坏全靠感觉和自觉，没有国标就是无序状态，品控不能保证。

比如，农用车归农机部门管理，但农机局只是农业局的下属部门，农业局和农机局都没有管理汽车的权限，他们只能将三轮农用车按小型拖拉机管理，四轮农用车按大型拖拉机管理，这种管理方式，很难对辖区上路行驶的农用车进行监管，出现农机部门不能管,有关部门管不着的状况。

比如，农用车因为没有国家标准，生产出的农用车不能合法上牌，更享受不了政府补贴。

比如，农用车只能前进不能后退。

比如，开农用车的驾驶员不用培训，只要愿意开，愿意学，无师也能自通，没有经过驾驶培训的人开着农用车载客上路，极易引发群死群伤交通事故，极易成为马路杀手，农村运输事故不断发生。

所以，农用车存在的问题也是10个手指头都数不过来。

虽然农用车问题很多，但问题再多，仍然异军崛起，成为车辆市场不可忽视的一股“吃粗粮，干重活的灰色力量”。

合川县嘉陵农机厂生产条件是个什么状况？

我到农机厂车间调研，满眼可见的只是葫芦吊，长板凳，皮带锤子扳手之类的工具，几个工人正在组装一台农用车。

柴油机体积很大，也很重，黑乎乎的蹲在地上，几个工人正用大型葫芦吊将它吊起。

还有几个工人正在用手工敲出农用车驾驶室车壳。

我凑近仔细看看用铁皮做的车头车身，那铁皮厚度最多只有两毫米。

蒋厂长见我注意看柴油机和铁皮，说虽然柴油机有点小毛病，铁皮也不厚，但不影响农用车上路和拉货。

我眼里看着繁忙的生产车间，耳边听着工人们用榔头敲打着各种配件时发出的声响，工人们全程都在用手工生产农用车，现代化生产线？没听说过，车间不仅做工条件十分简陋，而且车辆出厂时亦没有任何安全测试。

用有点“小毛病”的柴油机做心脏，用很薄的铁皮做车身车头，再加上没有经过测试的车也有人买？

不仅有人买，有时还供不应求。

现在想来，当年的人啥都想做，啥都敢做，却因技术，设备，材料，工艺，质量控制，思想，体制等全线落后于想法，结果啥都做不好，做的产品土法上阵，时尚的说法就是生产了一堆工业垃圾。

当年合川嘉陵车辆厂那么费劲的生产农用车，但每年生产和销售的农用车只有3000多辆，最高时能达到5000辆。

蒋厂长向县政府汇报工作，意欲县政府拿钱让该厂批量生产农用车，而合川县政府最缺的也是钱，县政府对企业给于经济方面的补贴也是象征性的。

怎么办？总不能见着市场上明摆着的这块肥肉却吃不到嘴里？80年代至90年代期间，全国各地招商引资已经如火如荼，人们就像饿极了的狼，见到肉就垂涎三尺。

县政府没钱，只能通过招商引资，招商引资不仅能增强生产和销售实力，还能用别人的钱办自己的事，于是，我们迎来台湾三富汽车工业公司到合川县的考察。

台湾三富汽车工业公司成立于1966年，主要业务有汽车零件制造装配和销售，各种引擎农用机械的制造装配和销售等。

虽然台湾三富整车实力不强，但零部件生产销售则是隐形冠军，当年中国大陆整车进口，关税昂贵，但汽车配件进口，则不需要缴纳很重的关税，也不需要整车进口批文，因此，将汽车拆分成零部件进口，就成为台湾汽车“偷偷摸摸”进入中国大陆市场的一种方式。

三富公司推出首款台湾制造的雷诺车型后，到合川寻找雷诺车进入中国大陆的市场。

台湾派出三富公司代表到合川，与合川嘉陵厂洽谈共同生产和销售相关事宜。坐位右边一位是作者。

这次洽谈，合川方没有多少可谈的砝码，因为合川农用车厂能拿得出手的零部件，全部加起来也只能占到整车合格零部件总量的3%左右，更没有多余的钱用于扩大生产。

但台湾三富公司看中的，是通过新企业能享受引资政策，将汽车拆分后进口，分得中国大陆生产销售车辆的份额。

台湾三富公司想在合川生产的车是一种七座车，这种车的销售已有爆款迹象。

但台湾意欲生产的车终归是汽车，他们对我们介绍的农用车很不理解，而我们则信誓旦旦，认为可以将汽车作为农用车销售，享受农用车销售优惠政策，也就是通过“三来一补”，双方成立新的经济联合体，嘉陵农用车厂出场地，跑政策，台湾出资出技术，双方共同生产销售“农用车”。

用农用车政策生产和销售汽车？就只能绕着“红灯”走，打政策擦边球。

恰谈结束，合川嘉陵农用车厂与台湾三富公司签了意向合同，签合同后，参与人员拍了一张合影，前排坐着的两人，左边是厂长蒋世仁，右边是台湾三富公司代表，后排从右至左第三位是作者。

从厂区出来，在合川嘉陵厂办公区楼前，参与洽谈的人员拍了一张合影，左边第一位是作者。

与台湾三富公司签了合作意向合同，送走了三富公司代表，对我们来说，只是“万里长征迈出的第一步”。

为何？

因为管农用车有关项目的审批，不仅需要各级农机局，农业局签字同意，还需要各级外汇管理局，各级计划委，各级经济委，各级招商局，各级交通部门以及各级公安部门等等签字同意，哪一个局没盖章，哪一尊“菩萨”没拜到，都不算“有关部门”通过。

中国有句俗话叫做“螺蛳壳里做道场”，螺蛳壳就是田螺的壳，那壳的空间很小，壳里的弯弯绕绕也很多，但为了项目得到审批同意，我们只能在逼仄且弯道很多的螺蛳壳里做“道场”。

县委书记关注嘉陵农用车厂项目，我和蒋厂长向县委书记汇报工作，右边一位是作者。

市里有关部门来了，我们汇报工作，请求签字同意。中间一位是作者。

国家有关部门来了，我陪他们座谈后到合川涞滩二佛寺游览时的合影，第一排从右至左第二位是作者。

1992年1月，我们决定亲自到北京“跑”项目审批。

我在美篇第一百零五章写过“二孃潘秀兰”，潘秀兰103岁才去世，当年她得知我要到北京，说北京的冬天很冷。第二天就给我拿来一件厚实的长大衣，说这件长大衣是我表姐向建平在新疆定居后送给她的，她穿着很暖和。

二孃就将长大衣借给我穿。

看这张照片，不要看长城，要看衣服，我穿的这件长大衣就是二孃借给我的。

1992年1月，我带着合川县几个部门负责人和蒋厂长等人到了北京，我在北京机场留影。

在北京“跑”了好几个部门，个中状况很难几句话说清楚，这里不再赘述。

既然到了北京，就一定要在工作之余到相关景点看看。

我在北京定陵的留影。

我与同事们一起游览长城，这个年代就已经有了供人骑行的骆驼，我在长城与骆驼的留影。

从照片中可以看出，当年到长城的人并不多，也许是冬季的原因，长城上的冷风吹得人裸露的皮肤生疼。

我与同事们在长城的合影。

唉！当年连一个像样的公文包都没有，我穿的衣服不仅是借的，就连手里拿的包居然也是邮政储蓄送的。

这次到长城，可能是没休息好，也可能是体质太虚，在长城上，我突然双目失明，耳朵里除了“嗡嗡”声，听不见其他任何响声，脸上也是冷汗涔涔，好在头脑清醒，我赶紧扶着长城边上的栏杆，闭着眼睛不敢动弹。

好一会儿，眼前能看见东西了，耳朵能听见声响了，脸上也不冒冷汗了，这种病态着实将我吓得不轻。

以后我虽然多次到过长城，但每次到长城，都会想起当年的这种病态，不敢在游览长城时情绪和身体行动太过激烈。

从北京回来不久，合川县改市，我任了两个月合川市的副市长后，就因工作调动到了重庆市，那年我刚好40岁。

后来的合川县农用车辆厂改制了，厂长蒋世仁调离了，再后来，蒋厂长从合川盐化公司党委副书记岗位上退休了。

后来见到一张照片，是已经退休的蒋厂长与合川“船王”邓兴贵的一张合影，右边一位是蒋世仁。

有人将邓兴贵和蒋世仁比喻为当年合川县改革开放的弄潮者，但我对他们的弄潮事迹知之不多，我只知道，当年的邓兴贵是第一批购买蒋厂长农用车的人。

1994年，国家出台了《道路交通安全法》和《汽车工业产业政策》，农用车由过去的农机部门管理改为公安部门管理，后来国家多个部门联合开展了一系列针对农用车的整治活动，包括农用车的“大吨小标”。

别看农用车管理权的变更，别看农用车与汽车“并轨”，它意味着“农用车”改称“汽车”后，要像汽车那样交纳养路费，牌照费等税费，各种管理税费也大幅提高，这种变化，不仅降低了农民买农用车的购买力，缩小了农用车市场空间，也增加了农民“跑车”的成本。

那几年，各地农用车辆厂的厂长和员工都很焦虑，要么赶紧与汽车生产厂家联手，要么尽快找到新出路，否则，只能坐以待毙。

再后来，很多部门对农用车实行了“五停止”，即停止鉴定、停止销售、停止登记、停止驾驶人培训和停止考试发证......，哪怕有地方保护也不行！

农用车行业在政策夹击之下的煎熬如同烈火烹油，维持农用车生产销售就是苟延残喘，很快，农用车市场在经历了蓬勃发展后，因政策变化，市场立马萎缩，农用车一头栽进了“夏季里的冬天”。

农用运输车终于成为历史。

回想我经历过的农用车发展过程，虽然心里有很多感概，也知道生产销售农用车很多做法都是从“违法”开始的，但差的东西，错误的东西，终将会被更好的东西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