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我的父亲

张秀岩

今天是中元节，想起了我的父亲。

我想为父亲写一篇文章，于是便开始收集有关父亲的资料。翻遍了我的所有日记，结果让我失望，有关父亲的记载只有只言片语，少得可怜。

对我有着养育之恩的父亲，竟然在我的日记中没有留下位置。我感到了一丝的悲凉，一切懊悔都晚了。我相信，这绝不是有意为之，这就是历史，它带给你回忆和快乐，也带给你伤感和遗憾。

我仔细地想，在我的家里，还能不能找到父亲留下的遗物？想遍了也找遍了所有的地方，什么都没有，甚至连一张纸，一个字都没有留下。有没有照片呢？印象中好像有一张父亲的照片。我开始翻阅相册，几大本子相册翻遍了，唯独没有父亲的。就剩集邮册没有翻，在一本小型张册子里终于找到了父亲在民国年代拍的一张照片。后来证实，这是父亲留下的唯一一张照片。

想不明白，为什么父亲不喜欢照相？记得1970年我从北大荒探亲回家，正赶上大姐也从外地回来，于是我提议照一张全家福留个纪念。父亲说，他不照。父亲不参加，母亲也不好参加。无奈，只好我们姐弟5人到照相馆拍了一张合影，以后就再也没有照过。

父亲没有向我讲述过他的家史，而母亲则不同，她喜欢翻老古，记性也好，我后来所知道的，都是从母亲那里断断续续听来的。

一

我的父亲张云俊，生于1905年3月12日，祖籍浙江绍兴。父亲的祖父是个厨师，为求生计，一家人便来到河北宁河县丰台镇置业，后来家境衰败。我的祖父是个老实巴交的庄稼人，没读过书，靠租种土地为生。父亲兄妹同胞6个，上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下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父亲的同胞兄妹中我唯一见过的就是大伯张德俊，那是在1960年。记忆中还知道我的姑姑在大连。不知什么原因，父亲和我的姑姑不睦，从未来往。后来年纪都大了，父亲也想妹妹，但就是嘴硬，不肯放下架子。直到父亲去世兄妹也都没有见上一面。

父亲从小在家务农，因家境困难，只读了三年私塾就辍学了。他从一个远房的亲戚那里听到有不少山东人、河北人闯关东的消息就动了心。

1923年，18岁的父亲踏上了闯关东的人生之路。在黑龙江绥化的一家银匠铺学徒，老板只管吃住，三年不挣工资，还要给师傅干家务活。三年出徒后，父亲便到铁力、庆安等地的银匠铺当师傅，最后落脚哈尔滨，为一家店铺当掌柜。

这一年，河北大旱，民不聊生，我的小叔迫于生计，便跑到哈尔滨投奔我的父亲。父亲教他银匠手艺，哥俩相依为命。没成想，第二年，小叔得了重病瘫痪在床，父亲倾其所有为小叔治病，但终不见好转。小叔知道自己来日不多，就想死在河北老家。父亲理解小叔的心意，硬是背着小叔乘火车回到了老家，几天后，小叔去世，年仅23岁，尚未成家。父亲悲痛欲绝，在安置了小叔的后事后，又只身回到了哈尔滨。

父亲在关东闯荡10年后，1933年回到河北老家相亲娶了我的母亲卞春茹。当时父亲28岁，母亲18岁。婚后不久，父亲又只身返回东北，母亲就留在老家伺候公婆。

抗战时期，河北沦陷，母亲就带着公婆到处躲难避灾，生活困苦，没过上一天安稳日子。夫妻两地分居8年，直到1941年，父亲才回乡将母亲接到哈尔滨，在道外区大保定街陈家大院租了一间房子，1942年生下了我的大姐，这个家总算是安定下来了。

父亲虽有银匠手艺，却赶上了兵荒马乱的年月，有钱人纷纷逃难，不少首饰店都关张歇业，父亲也被解雇，只好靠打些短工，做点小买卖勉强维持一家人生活。

有一年，父亲看家里实在过得艰难，就到外地给人扛活，希望能多挣点钱养家，结果，出去干了一年也没给家寄钱。一家人的生活陷入困境，亏得母亲有雕刻挂钱的手艺，为一家纸作坊雕刻挂钱，挣些零用钱维持家用。到中秋节时，家里没有钱过节，母亲把结婚时的一副手镯卖了，算是给孩子过了一个节。一年后，父亲回来了。母亲见他蓬头垢面，衣衫褴褛，想必是在外面受了罪才这样子回来了。父亲懊悔轻信朋友蛊惑，以为出门能挣大钱，哪成想被人骗了，没挣到钱不说，险些把命搭上。母亲说，人能安全回来就好，这也是教训，以后不要轻信别人。

建国后，社会总算安定下来。百业待兴，但金店行业却日渐凋敝。父亲的银匠手艺无处施展，于是就改行做杂工，收过废品、做过白铁工、打磨刀具、摆过地摊。父亲的肩膀也是够硬的，七口之家全靠他来支撑。父亲的微薄收入都是汗珠子掉地摔八瓣的血汗钱，这点钱也不是每天都能挣到，也常常是饥一顿饱一顿。他几乎不能休假，更不能生病，只要有几天不做工，全家就揭不开锅。从我记事时起，就很少见到父亲的笑脸。

二

小时候，父亲留给我的印象是严厉的。

家里虽然很穷，但家规很严。家里来了客人，我们或者出去到院子里或者坐在角落里，只是听大人说话，绝对不敢插话。如果真的插上一两句话，父亲将脸一摔：“怕把你当哑巴卖了，没规矩。”还好只是警告，没有被轰出去。

来客人吃饭，我们是不能与客人同桌吃饭的，尽管客人都很熟悉，客人也招呼我们上桌，但父亲从来没有破例过。平时吃饭也是规矩很多，夹菜不能过盘子的中线，喝汤不能发出声音，吃饭不能多说话。稍有违规，父亲的筷子就削过来。

我从小就没有和父亲交谈过，在我的印象中，他离我们既近又远。说近是因为我们生活在一起，说远，他很少关心过我们。

父亲从来没有问过我的学习，看过我的作业，甚至连学校的门都没登过。

一次，母亲和父亲吵架。母亲抱怨他不亲近孩子，不关心孩子。父亲的脾气又上来了：“我这辈子容易吗？这么一大家子人，吃我喝我，我要是不拼命地挣钱，全家人怎么活？一天累得要死，哪有功夫哄孩子？”

三

我长大了，也记事了，才开始懂得了父亲的一些心情。

他一生充满坎坷，心里很少真正快活过。父亲遇事缺少主见。有一件事险些把全家断送。

1950年，市政府号召市民到农村去安家落户。政府提供优惠条件，又给房子又给地，说得挺好。我家楼上的大姨夫窦景海觉得不错，就劝父亲报名。父亲经不住劝，就动心了，跟母亲商量，母亲不同意，两人争执不下。父亲本就固执，执意要走，母亲无奈，只好办了下乡到太康的手续。太康位于哈尔滨西部，盐碱地，风沙大，极度贫困。父亲变卖了不便携带的家什后，就带着一家人随下乡城市市民乘坐火车到了太康。

到了火车站，带队领导就给下乡的居民开会说，政府暂时盖不了房子，先把每户安排到农民各家，每家都有对面炕，先住下再说。再一问，这里连电都没有，用煤油灯照明，更别说自来水了。母亲听了非常后悔。

在东北农村有两家住一屋的风俗，分为南北炕。晚上一家睡在南炕，一家睡在北炕，在屋子中间拉一道布帘就算分开了。母亲说，她怎么也不能接受两家住一屋的习惯。此刻父亲也傻了眼，不知如何是好。母亲找带队领导交涉，说为什么这里的条件和政府答应的条件不一样。带队的领导也表示无奈。父亲知道自己做错了事，只好听母亲的。

母亲当即决定，这个乡不下了。在火车站停留了大半天，一家人又乘火车回到了哈尔滨。走时城市户口已经注销，回来就成了黑户，口粮供应也没了，一家人瞬间就变成了城市盲流。母亲到政府部门去求情照顾，才知道下乡容易，回城难。亏得母亲不怕挫折，多次上访，一年后户口问题总算解决。父亲后悔不已，他开始变得有些自卑。

1958年全国开展“大跃进”运动。大小工厂纷纷上马招工。父亲也被招进了哈尔滨卷烟厂当了一名工人。上班那天，父亲别提有多高兴了。他说，做梦都没想到，我也是国营工厂的工人了，今后不会再有人瞧不起我。有了固定的工作，就不担心收入没保障了。打那以后，我才看到父亲有了笑模样。他还到道外专卖乐器的竹林商场买了一只笛子，高兴的时候给我们吹《小放牛》、《苏武牧羊》。

父亲的工作是用人力车搬运半成品的机加卷烟。车子加载后很重，运距很远，全是体力活，没有休息。车间里尘土飞扬，噪声震耳，烟味呛人。父亲很珍惜这份工作，每天都是起早贪黑地干，从不喊累，还不时地拿来劳动奖状向我们炫耀。我们都为他高兴。

好景不长。1962年遇到了国民经济调整，企业开始精简职工。一天，父亲很晚才回来。家里的饭菜都凉了，就等他回家吃饭。父亲脸色不好，他让我们先吃饭，他没有吃，躺在炕上，一声不吭。

母亲走过去，小声地问父亲：“怎么了？这么不高兴。”

父亲眼睛盯着天花板缓缓地说：“我被精简下来了。”

“你不是干得挺好的吗？怎么会精简？”母亲有点不相信。

“领导找我谈话，说我的工龄太短，年龄偏大，工厂用不了那么多人，精简下放是革命需要，不能讲条件。我明白了，人家需要你的时候是革命工作，不需要你的时候是革命行动，这就是理。我就是被行动下来的。”说这话时，父亲的眼里充满无奈和悲凉。

想做小买卖，既没本钱也怕抓。政府不允许私人营业，你有再大的本事也没用，一个“投机倒把罪”就能把你治了。

父亲的犟脾气来了，说：“工厂不让你进，小买卖不让你做，还让人活不？”母亲说：“这话在家里说说也就算了，在外面可千万别说，你要说出了事，全家人跟你遭殃。”

在一个朋友的帮助下，父亲总算找到了一份工作，为一家加工棉花的工厂揽活。为工厂揽活不意味着你就是这个厂的职工，你只是为工厂提供加工货源，挣的是服务费。父亲把家里所有的积蓄拿来买了一辆手推车。每天就是推着这台车走家串户收揽旧棉花，然后将收揽来的棉花送到工厂加工翻新，再将弹好的棉花一家一户地送回去。说来简单，其实很麻烦，收货时需要验货、称重、记账、编号、打条，回货时也要一一验对，不能有一点差错。有时，货送到家了，家里没人，还要再送，也就几斤棉花的事一收一送至少要跑上两趟。有时货收多了，车重拉不动，货收少了，跑穷腿。一天跑下来也就挣一两元钱。哈尔滨坡路多，下坡容易上坡难，从道外到南岗怎么走都要爬坡，尤其是烟厂后面的坡路又陡又长。父亲不舍得花钱雇小套，拼了力气往上拉，到了坡顶已是汗流浃背，气喘吁吁了。

夏天还算好过，冬天穿上棉衣棉裤，推着重车，一旦遇到下雪刮风可就遭罪了。到期的货无论怎么难也要送到，不能违约。有时一车货送出去到天黑才回来。父亲的脚是平足，穿胶鞋不合脚，就穿布鞋。一天走上几十里的路，脚板生疼，有时脚上打了泡。回到家里第一件事就是用热水泡脚，然后用消过毒的针把血泡挑破，上些药水，第二天照样出工。

我曾跟随父亲做了几次工。我帮着父亲推车，父亲边走边吆喝着“弹棉花！弹棉花了！”走了一街又一街，喊得口干舌燥。父亲的记忆惊人，这一车几十户人家的货，只记下一个街牌号码，他都能一一找到，那时也没有电话联系，全凭脑子记。

一次，为了送一户人家的货，我们从宣化街走到太平桥的兴隆街。敲一家门，女主人出来了，她拿着弹好的棉花硬说弹的质量不好，把她家的好棉花弹毁了，拒绝付加工费。父亲笑脸相迎，耐心解释，几番下来还是不行。工厂的加工费，父亲已经垫付了，她要不给钱，就是赔本赚吆喝。父亲有些失望，也不再说什么了，扶起车子转身就走。我问父亲，为什么就算了？父亲说，像这样不讲理的人也常遇到，人家就是耍赖不给钱，你也没办法，就当路上遇到鬼，认倒霉了。父亲虽倔强，但也知道退让。父亲坚持干了两年，后来这家工厂倒闭了，父亲才转行干点别的。

1966年，父亲61岁了。他经人介绍在一个社办建筑施工队找到了一份临时工作。母亲不太同意父亲再找工作，就对父亲说：“人到60该退休，你都61了，辛苦了一辈子，孩子们也都能挣钱了，你就别干了，该歇歇了。”父亲说：“我们老俩口都没有养老金，将来老了病了怎么办？我们不能指望孩子。趁我现在身体还好，再挣点钱留着养老用，等干不动了再说。”

不知道父亲在施工队里干什么工种？也不知道他有多累？只知道他每次回到家里什么也不说，像一滩泥一样躺在炕上一动不动。

文革开始的时候，学校停课闹革命，我们失学了。我想和同学们一起到北京串联，父亲坚决反对。他说，如果早知是这样，就不该让我去上学。

几天后，父亲对我说：“你整天待在家里没事干，我已经和我们工程队的徐队长说好了，明天你就跟我上班去。注意要听话，干活不要藏奸。”

第二天，我随父亲到了工地。徐队长看了我一眼，不满意我的瘦弱身体，就说，这孩子身体太单薄了，先跟着钢筋工学着绑钢筋吧。绑钢筋在工地里算是最轻的工作，一天工资一块钱，后来我就帮架子工绑脚手架或者挑砖。

父亲的工作是搅拌灰浆，没有搅拌机，两个人一组，推沙子，扛水泥，挑水拌灰，又脏又累。遇到圈梁或过梁浇筑的时候，就豁出命去干，因为一旦灰浆供应不上，影响了浇筑进度，施工质量也必受影响，这是责任，谁也不敢懈怠。

我看父亲灰头土脸，汗水将脸上的泥灰冲出条条斑纹，也来不及擦一擦。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父亲受这么大的累。吃饭的时候，我和父亲坐在一起。他把饭盒里的饭菜拨出一些给我，让我多吃。我知道父亲每次都没有吃饱。

有时，他看我挑着一担红砖上跳板时吃力，就利用暂时的休息时间帮我挑几担砖，想让我少干点。父亲对我说：“你还是一个孩子，让你干这么重的活，亏你了。全怪爸爸没本事。不过男孩子多吃点苦没什么，能长本事，以后你会知道的。”

我和父亲每天一起上下班，一起吃午饭，感觉和父亲亲近了很多。父亲不再可怕。

有时我坐在工地的角落，望着父亲忙碌的身影，突然发现父亲老了，头上有了白发，脸黑瘦，眼角的鱼尾纹呈放射状，眼眶深陷，一双手青筋暴露，手掌几乎全是硬茧。我的心隐隐作痛。

父亲已经是60多岁的人了。在别人看来这个年纪该是呆在家里享清福，可苦命的父亲还在干着苦力，还在生存线上苦苦挣扎。

我要下乡，父亲没有阻拦我，他相信命。父亲说：“我18岁闯关东，你19岁闯北大荒，那都是命。命该如此，要走就走吧。”

临走那天，家里包饺子为我送行。我心绪不宁，吃不下去。父亲坐在我的对面，没有吃饭，从一个旧笔记本上撕下一个纸条，随手从旱烟笸箩里捏起一把碎烟丝，卷了一个烟卷，点上火深深地吸了一口，然后将烟慢慢地吐了出来，对我说：“你哥哥上个月去了苇河小三线，你也要走了，就让秀成送你到车上，我也不送你了。但我要嘱咐你几句话，农村生活肯定会很苦，你要早想到。不要看不起农民，你爷爷就是农民，我也是农民出身。还有就是多读点书，不读书，没文化一辈子没出息，我就吃了这个亏，后悔也晚了。有什么困难跟家里说，不要自己憋着。”

临别时，父亲和母亲把我送出大门口。母亲哭了，父亲责怪母亲不要在孩子面前哭，让孩子高高兴兴地走。

到了北大荒曙光农场，我在第一时间给家里写信报了平安。只要想家，我就会给家里写信，倾诉思乡之苦。家里来信很少，都是哥哥和秀成的信。父亲一封信也没给我写过。

四

1973年8月7日，父亲病倒了。我请了假，从曙光农场连夜赶回哈尔滨。

父亲痛苦地躺在炕上，身体廋得不成样子，他睁开了眼睛向我示意，表示知道我回来了。从母亲那里知道了父亲的病情：不知什么原因在单位生了气，午间喝了酒就睡着了，头上的窗户没有关实，可能遇到了风寒，醒来的时候舌头僵硬，嘴里流着口水不能说话了。是二姐回家时发现的，赶忙推车将父亲送到省中医院诊治。医生确诊我父亲的病是中风先兆，建议住院治疗。可家里经济太困难了，父亲又没有公费医疗，拿不出钱来住院。医生就说：“不住院也可以，我在山西学到一种新的针灸疗法，对这种病的治疗很适用，再服用一些中药，效果会更好。但需要时间很长，每天都要应诊才行。”有这么好的医生肯为父亲治病，家里人感激万分。医生随即就在父亲的舌底处扎了一针，将淤血放出，舌头就能活动了。就这样家里人开始轮流用手推车送父亲到医院针灸。我一回来就解脱了他们请假的困难。我有的是时间可以照顾父亲治病。

这是我下乡以来第一次和父亲这么长时间的近距离接触。每天我都是搀扶他坐在手推车上，而后推车走很远的路，到医院门口又搀扶他进到诊疗室治疗。父亲说话困难，他都是用眼神和肢体与我交流。

慢慢的我发现，父亲并不威严，他的面容慈祥，眼里透露出的是和善的目光。他主动配合我的搀扶，不想让我用力太多。他有点晕针，扎针时我都是握着他的手，防止他的身体抖动。他的手很大，很有劲，很粗糙，掌上布满了厚厚的老茧。父亲断断续续地对我说：“亏了你二姐啊！是她救了我。”这话里有几分感激，也有几分歉疚

针灸出现了奇迹。经过一个多月的精心治疗，父亲的病日渐好转，不但恢复了语言功能，还可以下地自由行走了。全家人都为之高兴。当最后一次针灸结束的时候，我给医院写了一封感谢信。

9月12日我买了回程的火车票。临走的那天晚上，我站在父亲的面前向他告别，一再叮嘱他要按时吃药，多活动，不要吸烟喝酒，也不要再上班了。父亲不住地点头答应。父亲靠在炕头上，看着我，抓住我的手，眼里流出了泪。他想说什么，但没有说出来。我从他的神态中已经领会了他的心情，他是不愿我走。

我对父亲的照顾是短暂的，可我的母亲，我的姐姐、哥哥和弟弟对父亲的照顾是长期的。他们的付出才是最多的。

我走后，父亲的病基本痊愈。他再也没有上班，一个人呆在家里喝闷酒，母亲怕他喝酒多了伤身，就限制他的酒量，把装酒的瓶子藏起来，不让他找到。父亲酒瘾上来的时候就到附近的一家小卖店打上二两散装白酒，喝完后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再回家。这是父亲到老时唯一的一点嗜好。喝酒满足了父亲的享乐，也伤害了父亲的身体。后来，父亲就是因为喝酒导致了胃穿孔，到医院做了手术。手术虽然成功了，但父亲的身体从此垮了下来。

从那以后，父亲的病情成了我最关心的事情，每次去信都要提及。但我对家里的来信常常很矛盾。看到别人接到家信高兴的样子，也企盼看到家里的来信，一旦接到家里来信又怕父母生病。家里人也怕我担心，给我来信从来都是报喜不报忧，但我心里有数。

最令我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1983年1月3日我接到哥哥拍来的加急电报，“父病重速归”。我心里一沉，一个不祥之兆迅即在心中腾起。尽管没有用“病危”两个字，我知道，父亲的病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哥哥是不会发电报给我。后来才知道，实际上父亲已病危，母亲怕我精神太紧张，担心途中出事，就让哥哥把“病危”改成“病重”。

那天正逢下雪，从农场通往桦南火车站的公路被风雪阻断，客车停运，我搭乘一辆农用胶轮车赶到桦南。从七台河开往哈尔滨的那趟列车是慢车，上车就没座位，足足站了一夜，到达哈尔滨已是1月5日凌晨。匆忙赶到哈医大一院住院处才知道我已经来晚了。父亲是在1月4日11点10分去世（享年78岁）。哥哥说：“爸爸就想见你一面，弥留之际还在叨念你的名字。”我跪在父亲的灵前失声痛哭。

父亲的葬礼办得简单。母亲知道我们的日子过得都很拮据，父亲没有医保，生病住院都没少花钱，这次不让我们再过多地破费。母亲说：“人都没了，办得再隆重有什么意义，不要铺张，心到就好。”

送葬的那天，阴云密布，碎雪伴着寒风，行路艰难。火化后，父亲的骨灰安放在哈尔滨第二火葬场的安息堂里。1995年7月7日母亲去世，我们又把父亲的骨灰与母亲的骨灰合葬在一起，迁到了城郊幸福乡芨家店灵息堂里。

2007年底，我们为父母在哈尔滨远郊的松鹤轩陵园买了墓。2008年3月22日，我和大姐张梦兰、大姐夫徐明昆、二姐张晓兰、哥哥张秀峰以及众亲友为老人迁墓。

我跪在墓前，泪流满面。

父亲一生，循规蹈矩，安分守己，只知埋头苦干，挣钱养家。在旧社会，他不曾想当有钱的老板；到新社会，也没想过出人头地。他没下过馆子，也没看过电影，甚至连一块手表都没带过，尽量多节省一点钱，上孝敬父母，下抚养儿女。他这一辈子活得太累太苦了。

连日来，我的心绪一直被深重的父亲情结所缠绕。我在悲哀之余，常有负疚之感。

我总在心头说，不要有这样的念头，想安顿好自己的一切，再尽心去孝敬父母；不要以为他们身体尚健，想等到辗转病榻时再常侍床前。你也许永远不会有这个机会，当猝不及防的一阵风带着他们飘然逝去，这时任你捶胸顿足也追不上了，你会后悔终生。

父亲永远地走了，留下一张年轻时的照片，也留下了我的无尽思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