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月半

振翼山人

　　那年我插队，把城里的一身白净一锹一锹埋进泥土。农闲时，我和同队两个后生仔到南埕塔兜村扛竹。塔兜藏在石牛山脚的深坳里，浐溪绕村，两岸尽是毛竹，风一过，满山都是潮湿青苦的竹腥气。从三班过去整整五十多里，搁今天一脚油门，搁那年，是一天的脚程。

　　竹活重。砍倒的毛竹去梢去枝，截成丈把长的筒码在山上，我们的活是扛到山下收购点过秤。一百斤竹子，五里山路，七角钱——那路是雨水冲出来的，石头松，浮土滑，一边是刀削似的崖壁，一边是深不见底的溪涧。竹担上肩的一刻，人矮下去半截，仿佛那一百斤不是压在肩上，是压在年纪上。

　　七月里日头毒，山里又闷又潮。汗从脊梁骨往下淌，裤腰腌透，结出白花花一圈盐。肩膀肿了，竹担一压上去疼得像刀子剃肉，我们只得垫一块皱巴巴的围裙布。同行两人在打退堂鼓，我咬着牙没吭声——不为别的，就为那七角钱能换回一把米、一口热饭。一百斤竹子，五里路，七角钱，这句话我记了半辈子，不是记它便宜，是记那种把人的分量实实在在称出来的滋味。

　　中元节快到了。家乡规矩大，七月半不回家祭祖，便是忘了祖上，大不敬。母亲头年送我下乡时抹着泪叮嘱：“别的能省，七月半的香火不能省。”我盘算着怎么也得在十四前把活清了。可竹活哪由得你盘算，连扛七八天，肩上皮换了两茬，终于在七月十四下午把最后一根竹子码上秤。能回去了，可回家的路，还长着呢。

　　才走出塔兜没多远，天上像捅了个窟窿，台风裹着瓢泼大雨劈头砸下，路一会儿就成了溪。我们相互搀扶往前挪。最怕的事还是来了——“轰”的一声，半面山坡连泥带树翻下来，一棵大树被风连根刮倒，横亘路上。雨还在泼，天暗得像扣了口锅。回不去，就赶不上十四，这辈子心里都要欠祖宗一笔账。

　　就在那当口，远远的有手电光，先是两三点，后来成了五点——附近村子的几个人赶来了。他们二话不说，把蓑衣往我们身上一裹就动手：一个抡斧头砍枝丫，一个拉锯子锯树身，其余人抄起锄头，一锄一锄把烂泥刨开。雨浇得睁不开眼，只听见锄头啃泥的闷响、锯子吃进树身的吱嘎声，和那句翻来覆去的话：“快些，趁天还没全黑。”

　　我不认得他们任何一个，至今也不知道名字。在他们眼里，有些事大约不必问：路断了，就得有人刨；有人困住，就得伸手拉一把。我一边帮着抬泥，一边眼泪混着雨水往下淌——不是疼，不是累，是忽然觉得，这世上竟有这么素不相识的热乎气，烫得人心口发暖。

　　路到底被一锄头一锄头刨通了。树身锯断挪开，淤泥清出一条窄道。我们千恩万谢，他们只摆摆手：“快走，赶路要紧。”自己却还留在雨里，大概要把后面塌的也一并收拾了。我们不敢耽搁，深一脚浅一脚往前赶，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走，快走，趁着天还没黑透，赶回三班去。

　　到家时天还剩最后一抹暗青。母亲见我浑身是泥撞进门，眼泪当下就落了，却没多说，只把一碗热汤塞过来，转头点了三炷香。我跪在蒲团上对着牌位磕头，额头触到冰凉地砖，心里那根悬了多天的绳，才一寸寸松下来。

　　后来日子好过了，再没扛过竹子，也没走过那样的雨路。可每逢七月半香烛点起，我总想起那年七月十四的傍晚，想起那五个叫不出名字的村民——他们浑身是泥，弓着腰，在台风里替三个陌生年轻人把一条路重新刨了出来。

　　一百斤竹子，五里山路，七角钱，是那年我称出的生活分量；那五个素昧平生的人在风雨里伸过来的手，是我一辈子都还不清的、关于人的分量。塔兜山风一吹，竹子哗哗响，仿佛还在替我说那句当年没来得及好好说的话：

多谢了！

——谨以此文，记那年七月半，与那五位素昧平生的乡亲。

　　作者简介：振翼山人（笔名）。福建省作家协会会员。文章百余篇发表在《中国乡村》《红土地》《每周文摘》《福建日报》《福建老年报》《泉州晚报》等报刊杂志上，著有三十万字《足迹》散文集一书，由北京九州出版社发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