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我的母亲

张秀岩

今天是中元节，想起了我的母亲，心绪难平。

1995年7月7日是我一生中最悲痛最难忘的日子。

那天凌晨4点，一阵紧张的敲门声将我从睡梦中惊醒。

“不好！一定是母亲……”我似乎有预感。

来敲门的是我的二姐夫徐继明，见面第一句话就说：“妈妈不行了，你赶快去医院！”

我有些慌了，赶忙披衣就往医院跑……

一周前，母亲因肺心病住院，病情不稳，我们姐弟4人轮班在病房守护。昨晚是二姐和二姐夫把我换下来回家休息，没想到竟这么突然。

赶到医院，已经迟了。母亲永远地合上了双眼。我伏在母亲的床前失声痛哭，痛悔没有在母亲诀别之际守候在她的身边。

母亲的遗体静静地躺在床上，还像是在睡觉，头发一丝不乱，神态安详而平静。母亲在度过了漫长人生中第80个生日后就这样平静地走了。

在母亲去世后的年头里，她常常在我梦中出现。母亲仍然象她活着的时候那样，眯缝着眼睛向我微笑着，说些逗乐的话。这使我时常觉得梦境便是我同另外一个世界沟通的渠道，否则梦中的母亲怎么能那样栩栩如生？尽管岁月无痕，母亲的音容笑貌至今都无法让我忘怀，经历过的往事总是激荡着我的心灵……

母亲卞春茹，生于1915年7月2日，祖籍河北省宁河县东丰台镇。母亲家没有家谱，有关母亲家族的情况知道得不多。

母亲姐弟五个，她排行老二，上有一个姐姐，下有一个妹妹，两个弟弟。据母亲说，她们卞家当时的家境还算过得去。母亲没有读过书，这是她一生中最大的遗憾，但也有令她引为自豪的地方，那就是没有缠足。外祖母动员她缠足，她坚决抗争，终于躲过一劫。母亲说，她一辈子都想不明白，为什么一个女人非得把好好的脚搞残了？

母亲到18岁的时候，来说媒的人就多了起来。其中有一个说媒的就是为我父亲来的。父亲当时在黑龙江绥化学银匠手艺，年龄大我母亲10岁。母亲不同意，外祖母也不同意，外祖母说：“张家老三（指我父亲）年龄太大，听说脾气还不好。”第一次没有说成。过了一段时间，又有人来母亲家里提亲，问来问去，结果还是老张家。外祖母说：“两次提亲都是一家人，可能是有缘分，好歹他学得一个手艺，将来有一个饭碗可端，婚事就这么定了吧。”

母亲嫁过去时是18岁。结婚后，父亲返回黑龙江，母亲则留在老家伺候公婆。

父亲家境贫寒，祖父靠租种土地为生，过的多半是饥不饱腹的日子，吃咸菜都不舍得切成大块。当时又正值抗战时期，河北早就变成沦陷区，母亲出门时，脸上都要涂上烟灰，就是怕日本兵骚扰。一有日军空袭警报，母亲就赶紧带公婆逃到庄稼地里避难，在兵荒马乱的年月，没过上几天安稳日子。

10年后，父亲回乡将母亲接到哈尔滨，在道外区大保定街租了一间小房子住下，家总算是安定下来了。母亲生我大姐的时候已是28岁。

我的父亲心眼实在，遇事缺少主见，且性格暴躁，在家里重男轻女，有大男子主义，在外面却胆小怕事。母亲性格温和，为人友善、心灵手巧，遇事不慌，处事稳妥。父母性格多有不合 在我童年的时候，也经常看到父母在一起吵架，说着说着父亲就动了手。那时候我很怕父亲，也有点记恨他。但父亲有一点好处，他们无论如何争吵，父亲知道自己错了，虽然嘴上不服软，但最终还是会按照母亲的意见行事。

父亲没有固定的工作，收入微薄，日子过得颇为艰难。更难的还是母亲。她操持家务，抚养5个孩子就够累了，还要起早贪黑地为一家纸作坊雕刻挂钱，挣点零花钱贴补家用。这是母亲在河北老家学的手艺，到了东北还用得上。

挂钱是北方民间过年时的一种习俗，是剪纸艺术的一个支脉，也有人叫吊钱，过年的时候，贴在窗户上或门上，增添喜庆，讨个吉利。

母亲忙完了家务，余下的时间就是盘腿坐在小桌前雕刻挂钱。加工费很低，不但费时还费眼力。为了多挣几个钱，除了买菜购物，母亲很少出门。白天要照顾一大家子人的洗衣吃饭，晚上还要伏案劳作，有时一干就是大半夜，实在困了就趴在桌上打一个盹，或用热毛巾擦擦脸，清醒后再干。刻刀很锋利，遇到疲惫打盹时手指常被刻刀划伤。

每年春节前的两个月，是母亲最忙最累的时候。为了赶活，母亲常常干到通宵。我有时夜里醒来总是看见母亲还在昏暗的灯光下工作，等到天亮我们都醒来时，就见母亲已经将早饭做好，开始招呼我们吃饭。我看见母亲微笑的脸上依然掩盖不住身心的疲惫。

母亲是一个好强的人，做家务事干净利索，厨房用品和餐具都擦得透亮。家庭经济条件虽然不好，但母亲从不在别人面前说出一个难字，也从不向别人借钱。全家人的衣服，鞋子大部分都是母亲亲手裁剪制作，很少到商店去买。不管多忙多累，每到年前，母亲都要把家里家外打扫一新，刷墙，糊棚的活都是亲手去做。还要给我们每人都做一套新衣服，一双新鞋子，让我们在别人面前显得体面，而母亲却很少为自己买衣服或做衣服。

1960年，国家遇到了粮食危机。政府供应市民的口粮标准一降再降，一个成年人每月的口粮标准30斤。副食就更少了，都是凭票供应。我们兄弟3个，当时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却常常吃不饱饭。家里口粮不够，母亲就到外面摘野菜，撸榆树叶回来做成饼子给我们吃。总是吃糠咽菜，没有油水，我们的脸上都呈菜色。

有一次，家里的一罐头瓶子猪油被我和弟弟偷吃了。这是母亲用肉票专门买来的猪板油，熬成大油，添补食用油的短缺。母亲见了只是掉泪，没有生气。她理解我们的需要。后来，母亲就把自己结婚时的首饰换了钱，买回玉米面给我们吃。当时一个金戒指卖9元钱，能换回30斤玉米面。每次吃饭，母亲都是最后才吃，那时我们都小，不懂事，母亲能不能吃饱我们没有问过，但我知道，我们每次吃完饭，留给母亲的一定是很少了。

我知道母亲的辛苦，上学回来也常帮母亲做些家务活，一般的饭菜我都会做，多少也减轻了母亲的负担。

1968年下半年，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了，很多人都报了名，我也动心了。母亲心情很坏，她不想让我走，就不让我出门。后来母亲也顶不住了，只好答应我走，眼里噙着泪。

临走时，我把我的一套旧被褥打成行李，准备送到学校发运。母亲嘴里叨咕着，这么单薄的被子到北大荒怎么能行？于是把家里所有的棉花票和布票都拿出来，到商店买回棉花和棉布，连夜为我做了一套厚厚的新被褥。我知道，母亲的被褥已经破得不成样子了。

下乡第二年，我调到团部机关工作。当时的政治处副主任邵会海见我没有手表，就送给我一个手表票，让我凭票去买。那是一款东风牌手表，价格120元，相当于我4个月的工资，哪儿买得起。我想起了母亲，于是就给家里写了一封信，求家里帮忙。很快，母亲就把钱寄来了。后来，我才知道，这120元钱是母亲从街道的一个储金会里贷来的，她没有跟父亲说。母亲每月从生活费中攒出5元钱，用两年多的时间才把债还上。

这些年，我扔掉了很多旧物，但这块手表一直没舍得丢，尽管它是一块废表，表壳已经破烂不堪，但我仍然钟爱它。我知道，我的父亲和母亲一生都没有戴过手表。

母亲讲究时尚，年轻时长得漂亮，身材高挑，肤色白皙。家里困难买不起新衣裳，母亲就自己动手做。将过了时的，褪了色的旧衣服用染料染煮后重新剪裁搭配，摇身变成“新装”，穿在身上也令人叫好。

母亲喜欢照相，但舍不得把钱花到照相馆。我下乡后的第二年探亲回家，母亲张罗着全家到照相馆照一个全家福，可父亲不喜欢照相，他执意不去，母亲没有办法，就说：“老头子不照，我怎么能照，你们去照吧。”无奈，只好我们姐弟五人去照相馆拍了一个合影。没有一个全家福的照片，这是我一生的遗憾。

1992年8月我从新疆出差回来，相机里的胶卷没有用完，我是特意留下来的，就想给母亲拍张照片，留个纪念。母亲很高兴地接受了我的拍照。留下的这张照片成了母亲留给我们最珍贵的也是唯一的纪念。

1969年大姐全家调到三线工厂工作，留下两个孩子，一个3岁，一个6岁，全都交给了母亲抚养，直到两个孩子结婚。“我谁的也不欠！”这是母亲晚年的一句口头语。或许母亲认为自己人生的责任已经尽到了。

母亲身体原本不错，但到了后来，生活的磨难也不断惹来健康上的麻烦。开始是偏头疼，没有治，硬挺着，后来是一次重感冒，也没有治，这次重感冒引发了气管炎，母亲怕花钱，就没有到大医院认真医治，以为可以扛过去，一来二去就耽搁了，最后发展到慢性支气管炎。慢性支气管炎是东北地方病的顽症，得上这种病很遭罪。每天到凌晨时就开始咳嗽，并伴有哮喘。发病的时候，坐不得，躺不得，只能在床头抱着枕头跪着喘。我每次看到母亲哮喘发作时那痛苦的样子，心如刀绞，而这种病在母亲的身上日益加重，由气管炎发展到肺气肿，进而又发展到肺心病。

也是祸不单行，一天，母亲到宽城商店去买菜，在街口被一辆自行车撞倒，到医院诊断是髂骨骨折，并住院做了手术，患处打上钢钉固定。由于母亲意志顽强，坚持锻炼，没有造成残疾，只是走路有些迟缓，不敢用劲，从此这根钢钉就再也没有摘除过。

父亲在1983年去世后，母亲一直坚持独居。我们多次劝母亲到我们兄弟家里住，老来有个照顾。母亲执意不肯，她说，现在她谁家也不去，她不想和子女们住在一起是因为她不愿意给孩子们的生活添麻烦。只要她能走得动，能做饭就不麻烦孩子，母亲从来都是说一不二。

当时，我们能做的就是我们姐弟四人，经常到母亲家去看望，给母亲买一些她喜欢吃的食物，帮母亲做些家务。母亲家成了我们日日牵挂的地方。

到了1989年，母亲的病有逐渐加重的趋势，住院已经成了常事，于是，我们再一次动员母亲结束独居生活。我对母亲说，你也要为我们做子女的考虑考虑，不能让我们总是提心吊胆地过日子。母亲听了，也觉得有道理，于是从新发小区搬了出来，轮换着到各家去住。母亲住在谁家，谁家就成了大家相聚的中心。母亲说是“跟”我们住，其实也是在帮我们照顾孩子。

眼看孙辈人都一个个长大，母亲何尝不老。年迈的母亲仍然保持着在艰难的岁月里养成的勤劳品格。她住到哪里，就把针线活带到哪里。手缝的棉裤比毛线衣暖和——母亲始终这样认为。

母亲一生吃了不少苦。大家都有一个心愿，竭尽所能孝敬母亲，想尽办法让母亲高兴。见到市场上新上市的水果不管多贵，总是给母亲买一点回来，让母亲尝鲜。后来我发现，母亲不再像以前那样喜欢吃水果了，很多水果没有吃都烂掉了，疾病的折磨已经让她对一切都失去了兴趣。看到母亲那日渐衰老的容颜，我的心里总是一沉。

母亲到了70岁时就为自己做了寿衣，那是她带着老花镜一针针缝出来的。对待死亡，母亲是坦然的。“南山哪有不老的松啊！”这是母亲病重后常说的话。母亲说：人的死，谁也躲不过去。早准备比没准备强，自己准备比子女准备好，自己做寿衣心里踏实。

在病房里，母亲知道来日不多，就叫姐姐把寿衣拿来。她说，她早就想到了会有这一天，她不害怕死，她想到天堂去见我的父亲，这样他就不孤单了。她让姐姐给她洗头洗脚。她要干干净净地走。

为母亲送葬的那一天早晨，下起了一阵瓢泼大雨，在我们担心之时，这雨很快就停了。我看见在西面的天空上出现了一道彩虹。长辈们说，这场雨，这彩虹是老太太一辈子修来的。我也宁愿这样相信。

2011年清明节，我没有能回到哈尔滨为父母扫墓。在这天上午，我和贝奇为我的两个老人买了祭品。晚上，我们在绿盛家园的空中花园为父母设了灵位，点燃了纸钱、蜡烛。跪在父母的遗像前，我流了泪。仰望星空，薄云遮月，我知道，天上的星星中必有一颗是我的母亲。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这世上唯独生我养我的人，一朝失去，便是永远的失去。思念母亲的情怀好似如歌的行板，在我的心中久久回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