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黑白照片引起的联想

凡人絮语

一张黑白照片引起的联想

程显好

朋友发来一张黑白集体照，照片上方一排刚劲大字：“辽宁省书法座谈会留影78.9.4.”，这一行字，信息量扎实而丰富。

我知道这个座谈会，因为参会者中有我的老朋友卢树勋先生。卢树勋是北镇人，一个县城的书法家到省城开会，这消息很容易传开。1978年，那是怎样一个日新月异的年代呀！文革结束刚刚两年，许多沉寂多年的领域逐渐松动，全社会充满希望与变革，一片勃勃生机。文革十年，美术、书法被指“封资修”，饱受批判，只剩下一个功能：宣传。相关组织更是全部瘫痪，停摆多年。召开“书法座谈会”，在当时的背景下，无疑是一个“拨乱反正”的强信号，所以备受瞩目。

照片上共有41人，其中两位女士，每个人都标注了姓名，这些名字几乎个个如雷贯耳，当时或后来多有不凡成就。照片中清一色的蓝、黑、灰中山装，时代特征明显。照片背景是一堵砖墙，左侧露出半扇木门，想必是在会场附近就地取景。

照片上的人，我大都听闻其名，但多半无缘谋面，只与其中十几人有过不同方式的交集。照片中人远比我后来见到的年轻，毕竟是四十八年前的旧照了。凝视一张张尚带朝气的面孔，不禁生出韶华易逝的感慨。

　　后排居中的卢树勋，是沈延毅先生的入室弟子，当年刚满49岁，写得一手端庄的碑体。因为爱好书画，我结识不少书画家，卢树勋先生（我尊称其卢老师）便是其中一位。1975 年我调到北镇县医院，不久便与卢老师及其子卢振冬有了交往。我常去他位于县文化馆后的宅院拜访，那一方小院古雅清幽，充满艺术气息。我至今珍藏着卢老师的五六幅书作，其中两幅是我将要离开北镇时，他主动送我的。我手中还存有卢振冬为我刻的两方朱文印章，一方名章，一方闲章，印文为“人不知而不愠”。

1986年12月，我偕夫人调至抚顺。临行前，县旅游局局长孙静华与时任锦州市书协主席的卢树勋二位特意安排我们全家去医巫闾山作“告别游”。旅游局派了辆面包车，并配有随行摄影师，两位兄长陪着我们一家四口玩了一整天。就在那天，卢老师把写好的两幅字，连同写着五六位抚顺书家名字的纸条一并交给我，令我心生感动。如今卢老师已经辞世十八年，这些墨迹，便成了弥足珍贵的纪念。

　　照片中影响最大的应属沈延毅、杨仁恺两位先生。振起辽东一代书风的沈老是41人中最年长者，当年75岁，而书画鉴定大家杨仁恺先生彼时尚未满65岁。我无缘亲见二位，却有幸藏有他们的作品。1979年，沈老去北镇探访老友，其间应邀到文化馆与一众仰慕者晤面并写字，当时我夫人在县图书馆工作，有幸得到沈老亲赠的一幅写有“婉若游龙”4个苍劲大字的小立轴，是我藏品中的至宝。

　　杨仁恺先生算来与我还有一层间接亲缘：我儿媳的姑母是杨先生的亲家。借着这层关系，2004年我请杨仁恺先生为我题写了一个斋号“六彻斋”。此名取自《庄子・杂篇・外物》中的“目彻为明，耳彻为聪，鼻彻为颤，口彻为甘，心彻为知，知彻为德”，是为友人所拟。令人痛惜的是，3年有余，杨先生便溘然长逝，使我彻底失去本该有的登门求教的机会。

　　我与姚志忠（哲成）先生相识较早。大约 1984 年，姚先生到北镇医巫闾山为书法爱好者授课，我到场听讲。1992年我从抚顺去广州途经北京，在北京站出站口，看到几个年轻人举着写有“姚志忠”的接站牌。一问方知，姚老师正在中国美术馆办展览。得知他就在附近，我便过去相见，互作寒暄。分手时，姚老师在一张空白卡片上用圆珠笔工工整整写下住址与电话给我。我本想返程时前去看展，因为临时改乘飞机直返沈阳，错过了。所幸多年以后，我得到他的一幅六尺条幅，聊补遗憾。而今姚志忠先生亦已作古三年，回想旧事，不免心生浩叹。

　　孙鸣邨先生毕业于中央美院，书画兼擅，是我敬仰多年的神交之友。上世纪90年代初，朋友张子愚送我一个条幅，是他请孙鸣邨先生为我写的李白名篇“故人西辞黄鹤楼……”。此作渴笔飞白，恰如杨仁恺先生所评，有大江东去、一泻千里之势。1994年1月19日，我在《辽宁日报》文化专栏头条读到杨仁恺先生为《孙鸣邨书法艺术集》所作评论《以画入书，冲破藩篱》，深以为是，便将报纸剪下，与这幅字一并收藏。

　　2006年夏，经宗华老师引荐，我结识了沈阳日报社萧祖臻与篆刻家毕来德两位先生，相谈颇洽，并获赠二位的墨宝。

　　董文是位学者型书家，诗、书、文俱佳，在辽沈学界声望卓著。2018年，在沈阳慈恩寺举办的冰天诗社成立座谈会上，我曾与之短暂交谈。后来抚顺观音阁美术馆筹办《董文自作诗书法展》，我为展出的约60首行草诗作逐字辨识，并打印成文，附在每幅展品旁，以便观者赏读。我藏有董文书写的韦应物《答李浣》其一，笔致清逸潇洒、文气沛然，书卷气极浓，颇能代表他的书风。

　　我手里应该还有照片中另外两位的作品，不知被我放到何处，一时没能找到，等找到时再补发进来吧。

　　值得一提的是，几年后名动国内书坛的“辽宁九畹”全都在这张照片里面。可惜9人中已有4位（孙德州、郭子绪、徐炽、姚志忠）先后辞世，如今健在的5位，仍在辽宁书法乃至文史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细检面前的41位，当初的“四老”（沈霍冯李<光远>）已全部故去，连彼时正值盛年的许多人，也已陆续凋零，今天照片中尚在世间的，已只剩十四五位了。

“修短随化，终期于尽。”王羲之的兰亭之叹，隔着千年光阴，在这张黑白旧照前似已变得触手可及。照片定格下一九七八年那个满怀希望的瞬间，把一群意气风发的书家永久留存于纸面，却无法阻挡岁月的无声流逝。每个人都逃不过生命的终点，但人的文字、精神、笔墨、思想，却可以借翰墨文章代代流传。我们无力挽留韶华，也无法抗拒离别，唯有敬畏光阴，珍惜当下，把该做的事情做好，把故人留下的文脉用心珍惜，如此才算是对过往岁月最好的回应

（20260825）

补遗两则：

美篇发出后，北镇一位篆刻家朋友发来微信，告知“里面还有一位张洁，也是北镇的。”我即问：“是张银匠吗？”对方说“是。”这位张银匠的书法在北镇颇有影响，只可惜我无缘得见，连其本名都是才知道。而且老人家在八十年代初即已离世。好在老人家教严谨，已有传人，现任北镇县书协主席张胤就是他的嫡孙。

二，有朋友留言指出照片上的人数前后不一致，我调侃了一句：“咋犯了和鲁迅《风波》里一样的错误呢？”一位友人打来电话问此句何意？在此公开回答一下，以免讹传。按，鲁迅《风波》里说到九斤老太家里那只大碗，补时用了十六个铜钉，后来又说十八个铜钉。发表后有读者写信询问，鲁迅回答说：“这个我也记不清了，你得去问九斤老太。”（一笑）好在本文的错误已经被美篇制作者王运凡先生即时纠正，而且有照片在，数一数便知。在此谢谢指出错误的大雅清风先生。[愉快][偷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