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结号第三次响起（中）：中世纪肌理与启蒙秩序

佐罗

约3.4亿年前的石炭纪，如今爱丁堡城堡的下方，岩浆在火山通道内缓缓冷凝，凝成致密坚硬的火山颈。此后周遭质地偏软的沉积岩，在漫长岁月的风化剥蚀与自西向东的冰川侵蚀作用下逐步被削低，抗侵蚀能力极强的火山颈却傲然留存，雕琢出当地独有的鼻尾丘地貌。

爱丁堡城堡雄踞在这座陡峭火山岩顶的制高点上。

它三面皆是悬崖，仅余一面缓坡可通行，天然具备易守难攻的防御优势。早在约公元前1000年的铁器时代，就有先民在岩顶安营扎寨，开挖防御壕沟。“Din Eidyn”这个名称最早见于公元6世纪的威尔士古诗，意为“埃丁的堡垒”或是“山丘要塞”。公元7世纪，盎格鲁-撒克逊人建立的诺森布里亚王国征服此地后，在凯尔特语名称的基础上加入古英语里指代“堡垒、设防城镇”的“burh”词根，最终形成了Edinburgh的字面构成。11世纪的马尔科姆三世在岩顶修建了有明确记载的第一座王室城堡，不过当时的建筑全为木质，早已朽烂无存。整座城堡里留存至今的最早石质建筑，是约1130年建成的圣玛格丽特礼拜堂。马尔科姆三世的妻子玛格丽特王后1093年在城堡中离世，后来被追封为圣徒，她的儿子大卫一世即位后，便在岩顶的最高处为母亲修建了这座小巧的石砌教堂。它不仅是爱丁堡现存最古老的建筑，也是整座城堡里唯一躲过历次大规模拆改重建的遗存。

礼拜堂内的罗马式小拱门是原初遗存，彩色玻璃则是20世纪加装的。

堂内的刺绣祭坛布由Hannah Frew Paterson在1993年圣玛格丽特逝世约900年的纪念整修期间设计，图案以十字、书卷象征信仰，搭配果实与装饰带，勾勒出圣玛格丽特的生平与善行，中央的十字与圆环是典型的凯尔特风格早期基督符号。

12世纪的大卫一世将两支诺曼贵族势力引入苏格兰：1136年册封华特·史都华为“宫廷总管”，这一官职后来世袭为姓氏，逐步从Steward演变为Stewart、最终定型为Stuart即斯图亚特家族；1138年前后又册封罗伯特·德·布鲁斯为安南代尔领主，也就是布鲁斯家族。两大家族都在苏格兰落地生根，斯图亚特家族依托世袭官职站稳脚跟，布鲁斯家族则凭借受封封地发展势力。两百多年后，布鲁斯家族出了一位雄才大略的罗伯特·布鲁斯，他凭借大卫一世旁系外孙的血统获得王位继承资格，又在1314年班诺克本战役中击败英格兰，1328年通过条约迫使英格兰承认苏格兰独立，正式成为苏格兰国王罗伯特一世。罗伯特一世离世后，他的儿子大卫二世没有子嗣，王位最终传给了女儿玛乔丽·布鲁斯的儿子罗伯特二世，而玛乔丽的丈夫恰好是斯图亚特家族的沃尔特。于是1371年，斯图亚特家族凭借布鲁斯家族的血脉继承苏格兰王位，斯图亚特王朝就此正式拉开序幕。

爱丁堡城堡最顶层的庭院名为皇冠广场，也译作王冠广场，得名于东侧皇家宫殿中收藏的苏格兰王冠珠宝，即苏格兰王冠、权杖、国剑，后来命运之石也被安置于此。早在1430年代詹姆斯一世在位时期，作为大卫塔的延伸部分，约1434至1435年间就修建了“国王大议事厅”，到詹姆斯三世、詹姆斯四世统治时期继续扩建为皇家寝宫，同时将皇冠广场围合为一座四合院。

詹姆斯四世在16世纪初完成了这座宫殿的全部营建工程，同期还主持修建了1509至1512年动工的大礼堂。如今留存的建筑立面与上层结构，是1615至1617年间由William Wallace主持修建、James Murray操刀设计改建的成果。东端的大型罩式壁炉由Blanc参考博斯威克城堡的壁炉样式设计，上方四座石雕像出自John Rhind之手，分别象征五月花、花神、曙光女神与维纳斯，呼应了詹姆斯四世与玛格丽特·都铎联姻的主题诗作《蓟与玫瑰》。

锤梁屋顶是中世纪英格兰晚期哥特建筑特有的木构架屋顶，最鲜明的特点是无需横贯整个大厅的系梁，仅从两侧墙体向内悬挑短梁，搭配斜撑与立柱将屋顶荷载传递到外墙，便能让大厅内部获得无立柱遮挡的开阔空间。爱丁堡城堡的大礼堂约1511年前后建成，是苏格兰境内现存最精美的中世纪锤梁屋顶之一，所用橡木全部来自挪威，约在1510年完成砍伐。大礼堂长墙上方悬挂着圣乔治屠龙题材的绘画，画中骑士骑乘白马，上方飘着旌旗，与厅内陈列的武器、骑士文化主题展品形成呼应。

屋顶托臂上雕刻着苏格兰蓟、置于纹饰花瓶中的都铎玫瑰，以及詹姆斯四世的王室缩写IR4等元素，是1509至1511年詹姆斯四世统治时期的装饰遗存，意在彰显苏格兰王权，体现苏格兰与英格兰联姻亲善的立场，同时融入了受法国与文艺复兴思潮影响的设计理念，学术资料将这些石雕归为“早期文艺复兴装饰符号”范畴。

皇冠广场北侧的苏格兰国家战争纪念堂建于1927年，由建筑师Robert Lorimer爵士设计，依托原北军营与圣玛丽教堂的遗址改建而成，用以纪念在一战、二战及后续军事行动中牺牲的苏格兰士兵与相关人员。这座建筑属于典型的哥特复兴风格，遍布精美石雕、彩色玻璃，内部设有纪念厅与圣龛。

1542年，斯图亚特家族诞生了一位影响深远的关键人物——苏格兰女王玛丽。玛丽出生仅六天便继承王位，16岁嫁给法国王太子，17岁就成为法国王后，18岁丧夫后在法国再无立足之地，只能返回苏格兰。1561年的苏格兰早已是长老会的天下，这位信奉天主教的女王刚一登陆，宗教领袖约翰·诺克斯便公开抨击她，各地贵族也接连发起动乱，后续接连发生的失败婚姻、达恩利遇刺、博斯韦尔事件，最终迫使玛丽退位逃亡英格兰。她的表亲伊丽莎白一世将其软禁十九年，最终以谋反罪名将她处决。而玛丽嫁给表弟达恩利勋爵期间，于1566年6月19日在爱丁堡城堡的皇家宫殿里生下了儿子詹姆斯六世。

1603年伊丽莎白一世离世，詹姆斯六世凭借曾祖母是英格兰亨利七世女儿的血缘关系，成为伊丽莎白一世在世的血缘最近的继承人，南下伦敦就任英格兰国王，即詹姆斯一世。

爱丁堡城堡的炮台是它作为军事要塞的核心组成部分，主要由半月炮台、阿盖尔炮台和著名的蒙斯梅格大炮构成，至今仍承担着报时功能。半月炮台建于1573年“长期围城”战役结束后，依托被摧毁的大卫塔废墟修建为弧形工事，如今已经成为城堡东侧最具标志性的天际轮廓线。这里曾是“七姐妹”青铜炮的阵地，如今则是闻名世界的一点钟礼炮发射地。一点钟礼炮于1861年6月7日首次鸣放，最初的设立目的是为福斯湾和利斯港的过往船只提供时间信号，配合卡尔顿山上纳尔逊纪念碑的落球仪校准航海钟。所谓“朗围城”是“长期围城”的音译，指1571至1573年苏格兰宗教改革内战期间，围绕爱丁堡城堡展开的那场历时近两年、直接决定苏格兰走向新教的围攻战。大卫塔是大卫二世在1360年代修建的王室主楼，在朗围城战役中被英格兰大炮轰塌，摄政莫顿下令在废墟上修建半月炮台，工期从1573年持续到1588年，将大卫塔残存的下层结构直接包裹进了新的工事内部。

画面前景的尖塔旁，The Hub前方临时搭建的看台是为每年八月的爱丁堡艺术节专门设置的。画面右后方的山体是亚瑟王座，它是一座荒野死火山的主峰，标志性景观是连绵起伏的草坡与大面积裸露的陡峭岩壁。

皇家一英里沿着城堡岩所在的尾垄向东延伸，一路直达荷里路德宫。这条街道是15世纪末至16世纪初旧城密集重建的产物，道路两侧林立着四五层高的石砌公寓，底层开设各类商铺，考古发掘曾出土陶器、皮革制品与饮食遗存，建筑向下开挖出窖室，整条巷子由鹅卵石铺就，走向略带弯曲，“蜿蜒街道”的别名便由此而来。考古地层中还出土了16至17世纪的陶片、烟斗、动物骨骼、牡蛎壳——这些牡蛎从福斯河口运来，当时无论贫富都喜爱食用，吃完的牡蛎壳会碾碎掺入灰浆中使用，同时考古工作者还发掘出了当时的公寓地基与窖室拱顶遗存。

王子街花园西南角上方最醒目的红白砂岩建筑群是拉姆齐花园，位于皇家一英里顶端、城堡东北坡的住宅建筑群，1733年诗人艾伦·拉姆齐在此修建了八角形的“鹅派屋”。1890年代，社会改革家帕特里克·格迪斯爵士买下这片地产，以“保守性手术”的城市更新理念保留老建筑、注入新的社区活力，将学生与专业人士重新引回老城，成为爱丁堡老城更新的经典样本。作为生物学家转行的规划先驱，19世纪末老城沦为贫民窟时，格迪斯推行的“保守手术”更新策略，不进行大面积拆除，只清理掉最差的危房，保留优质老建筑、拓展天井空间、打造口袋花园，先后改造拉姆齐花园、保护里德斯庭院与白马巷，他的理念比国际现代建筑协会的主张早了整整一代，被视作现代城市再生思想的源头之一，补上了当时“新城有规划、老城无人管”的城市发展短板。

圣吉尔斯大教堂的正式名称为爱丁堡高教堂，坐落在皇家一英里的正中心，是苏格兰教会的精神主场，也常被称作“苏格兰的国家教堂”、长老会的母会。教堂约建于1124年前后，由苏格兰国王大卫一世主持奠基，最初是中世纪教区教堂，奉献给圣吉尔斯——残障者、乞丐、麻风病人与旅人的守护圣徒，同时也是爱丁堡的主保圣徒。1466年它被升格为协同教会，1495年前后加建了标志性的皇冠尖塔。17世纪查理一世、查理二世统治时期，它曾两度被强行设为主教座堂，但后来苏格兰教会确立长老会路线，废除了主教制，严格来说如今它已经不再是主教座堂，而是高/首教堂，“大教堂”只是历史沿用的习惯性称呼，一直保留至今。

约翰·诺克斯的青铜像完成于1906年，由雕塑家James Pittendrigh Macgillivray创作并揭幕。约翰·诺克斯正是前文提到的将苏格兰从天主教转向长老会的核心人物，也是玛丽女王返回苏格兰后最棘手的对手。他并非贵族出身，曾就读于圣安德鲁斯大学，早年担任神父，1540年代转向新教信仰。1560年苏格兰改革议会废除弥撒制度后，诺克斯出任圣吉尔斯的牧师，爱丁堡市政当局按照他的主张对教堂进行改造：拆除祭坛、移走圣像、粉刷白墙、加装坐凳，将东南角的一座高大讲坛变为整个教堂空间的绝对焦点。手持圣经的诺克斯形象，是苏格兰宗教改革与苏格兰教会“母会”集体记忆的核心符号。

1637年7月23日的祈祷书暴动与后续盟约记忆，是圣吉尔斯承载的最敏感的历史节点：詹姆斯一世之子查理一世强行在苏格兰引入英格兰式公祷书，信众Jenny Geddes扔出凳子引发暴动，后续逐步催生了《国家盟约》的签署与一系列内战，1649年查理一世被送上断头台，斯图亚特王朝统治一度中断。1660年查理二世复辟，1688年光荣革命爆发后，1690年威廉三世正式承认长老会为苏格兰国教会。1702年安妮女王即位，作为詹姆斯二世的女儿，她是斯图亚特王朝最后一位在位君主，1707年英格兰与苏格兰正式合并，大不列颠王国宣告诞生；恰逢1701至1714年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英国正式跻身欧洲列强行列，国内内阁制与政党政治逐步定型，文学领域也迎来了被称为“奥古斯都时代”的创作高峰期。

圣吉尔斯南耳堂的大管风琴由奥地利的Rieger Orgelbau工作室于1992年建造，箱体外壳采用奥地利橡木打造，由爱丁堡的Douglas Laird设计，视觉上如同船首造型搭配几何感红金构架，全琴共有4156根音管，配置57个音栓，采用三手键盘加脚踏的设计。

蓟花骑士团在世骑士的纹章旗悬挂在教堂的Preston耳堂区域：蓟花勋章是苏格兰最高等级的骑士团，1687年由詹姆斯七世/二世重新设立，1911年乔治五世为圣吉尔斯东南角的蓟花礼拜堂揭幕。由于礼拜堂内部空间狭小，无法容纳骑士旗帜，从1953年起，在世骑士的旗帜便统一悬挂在相邻的Preston耳堂中。

礼拜堂下方的大型纪念碑纪念的是建筑师Robert Stodart Lorimer爵士，他拥有KBE头衔，同时是英国皇家建筑师学会与苏格兰皇家建筑师协会的成员。圣吉尔斯教堂里最受游客喜爱的精致空间——蓟花礼拜堂1909至1911年的设计就出自他手，是工艺美术运动与哥特复兴风格的极繁主义代表作，内部设计了吹风笛的天使石雕、雕花天花、骑士席位与珐琅纹章板，Phoebe Anna Traquair等艺术家都参与了创作。他同时也是爱丁堡城堡苏格兰国家战争纪念堂的设计者，一战后大量战争纪念建筑与英联邦墓园的设计工作都由他主持完成。

蓟花礼拜堂是圣吉尔斯大教堂东南角的独立小型礼拜堂，1911年由建筑师Robert Lorimer设计建造，作为苏格兰最高骑士团——蓟花勋章骑士团的专用礼拜堂，它被誉为“苏格兰20世纪最珍贵的建筑瑰宝之一”，也是整个工艺美术运动的巅峰之作。礼拜堂的入口门原本是15世纪圣吉尔斯的南门，19世纪William Burn修复教堂时将它挪作内隔墙门，后来Hay又将其移到东端的“皇家入口”位置，1911年修建蓟花礼拜堂时，这扇古旧的门被保留下来，嵌进了前厅结构中。门右侧的石浮雕是捐建人纪念标识，镌刻着第11代利文伯爵Ronald Leslie-Melville的相关纹章与铭文，修建礼拜堂的资金就来自他的遗产捐赠。

Lorimer坚持参与项目的工匠团队必须充分体现“苏格兰民族性格”，几乎全部启用本土工艺美术运动领域的大师：建筑师本人Robert Lorimer凭借这座作品完成了他第一座“完整哥特式”建筑的创作，也由此确立了“苏格兰哥特式代表人物”的行业地位；石雕与部分木作由Joseph Hayes负责，他主导完成了扇形拱顶与大量石质构件的创作；橡木唱诗班席由William与Alexander Clow兄弟打造，深色橡木表面遍布尖塔、藤蔓与纹章雕刻；珐琅席位牌由苏格兰工艺美术运动代表人物Phoebe Anna Traquair创作，银箔底珐琅彩工艺，清晰记录历任骑士的姓名、盾徽与受勋日期；彩绘玻璃由Douglas Strachan与Louis Davis设计，以纹章、圣徒与苏格兰象征元素为核心主题；仅青铜配件部分由英格兰的Bromsgrove Guild负责制作。

骑士席木雕系统中的圣乔治踩龙木雕，属于圣徒与骑士德性叙事的经典语汇，象征战胜邪恶、以信仰护佑家国，由Clow兄弟手工雕刻完成，它并非中世纪遗存，而是1911年工艺美术运动时期的创作。

礼拜堂西墙正中是最为宏大的君主席位，表面装饰有皇家纹章，16个骑士席位沿两侧有序排列，橡木华盖层层叠叠向上延伸；在世骑士的席位上方陈列着他们的头盔、冠饰、披风与佩剑，骑士离世后头盔等饰物会被撤下，但珐琅席位牌会永久保留。西墙上可以看到挪威国王奥拉夫五世的徽章，他是蓟花骑士团中唯一的非苏格兰籍骑士，还有曾启发伊恩·弗莱明塑造“詹姆斯·邦德”形象的Fitzroy Maclean爵士的徽章。

蓟花礼拜堂的天花是石质肋拱与扇形拱顶结构，搭配彩绘镀金圆饰，共有约98个石雕圆饰，图案包含蓟花、玫瑰、橡果、圣安德鲁、皇家纹章、鹈鹕等，全部由Joseph Hayes的团队完成石雕施工。

蓟花礼拜堂前厅门廊墙上的蓟花勋章骑士与君主名录碑，由雕塑家Pilkington Jackson于1927年镌刻完成，记录了从勋章现代制度建立到1911年礼拜堂落成前，以及向前追溯至1819年的历任君主与骑士名单，进入礼拜堂后，席位背后的珐琅牌则继续记录1911年之后的任职序列。名录碑顶部的圆形徽章就是蓟花勋章的章饰，下方镌刻着格言“Nemo me impune lacessit”，意为“犯我者必受惩”。

主堂望向向东端圣坛的方向，上方悬挂的是皇家纹章盾徽板，也就是乔治二世纹章木板，1736年由Roderick Chalmers绘制，最初悬挂在西端至诗班塔墙附近的位置，是教堂与王室国家仪式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中殿的柱子是15世纪中世纪石工的珍贵遗存，19世纪出版人、慈善家William Chambers出资，建筑师William Hay主持大规模修复工程，拆除了后世加建的隔墙与沿街小店，重新打开了教堂的完整空间，不过这项工程在当时也引发了不少争议。如今游客看到的地面、木椅、吊灯与暖色照明，都是当代主堂的使用状态，圣吉尔斯虽被俗称为“大教堂”，但宗教改革后便不再采用主教座堂体制，实际是作为苏格兰教会的国家高教堂发挥功能。

教堂的大西窗又名彭斯纪念西窗，1985年由冰岛艺术家Leifur Breiðfjörð设计，德国的W. Derix工作室制作安装，它取代了Daniel Cottier在1886年设计的先知主题西窗，因原玻璃老化失效才进行更换。这扇彩窗的主题是纪念苏格兰诗人罗伯特·彭斯，没有采用传统的圣经叙事，而是用半抽象的视觉语言解读彭斯诗歌的核心主题：顶部的太阳与红花呼应《一朵红红的玫瑰》的意象，同时承载爱、光明与灵启的内涵，视觉上容易被误认为是象征圣灵的鸽子光辉，在这里却是彭斯笔下自然与爱的具象化表达；中部的人物与天使形象，指向人类共同体、平等与同情的彭斯式人道主题；下部的绿色植物与大地意象，则对应彭斯对乡土自然的书写，代表田野、生命与生长的力量。

圣吉尔斯大教堂的大东窗位于主堂东端圣坛后方，是19世纪Chambers主持的修复工程中“基督生平”彩窗系列的高潮之作，也是整座教堂最壮观的维多利亚时期彩窗。它由苏格兰19世纪彩窗复兴的代表工坊爱丁堡James Ballantine & Son公司制作，1877年11月5日正式落成，尺寸约为6米高、3米宽，形制为五叶尖拱五联采光窗搭配上部石质花格窗。画面内容分为三层叙事：上层花格部分描绘天使合唱团，中层五联竖窗呈现耶稣升天的场景，基督升入天堂，众门徒与圣母玛利亚在下方仰望，下层五联则展现耶稣受难的画面，基督与两名盗贼一同被钉在十字架上，圣母与门徒环绕在旁。作为1877年Ballantine家族创作的维多利亚哥特彩窗代表作，它彻底打破了长老会教堂数百年“不使用彩窗”的传统，让圣吉尔斯从宗教改革后的“白盒子空间”，重新变回了盛满光影的“光之容器”。

面向大东窗的主堂视角。

这扇彩窗同样出自James Ballantine & Son工坊，创作于1890年代，是为了纪念资助19世纪大修复的出版人、慈善家William与Robert Chambers兄弟，Robert于1888年离世，窗上也留有相关纪念标识。画面内容通常被解读为圣经重建与先知主题，资料也提到同侧包含所罗门建殿、施洗约翰等相关叙事，属于Ballantine在圣吉尔斯打造的“基督生平/圣经叙事”彩窗群的一部分，上方小圆窗内绘制有象征羔羊与基督的图案。这片区域原本是中世纪的圣器室，后来被改造为城市文书办公空间，19世纪修复工程时被打通为Chambers耳堂，与整个教堂的修复叙事形成完整串联。

这扇彩窗属于基督生平中受难前的叙事主题，由Ballantine & Son工坊按照Herdman与Noel Paton的方案创作，底部铭文可以看到“George Lorimer, Lord Provost… 1892”等字样，位于Holy Cross耳堂区域：上层画面呈现最后的晚餐，下层依次展现客西马尼园祷告、犹大之吻、耶稣背负十字架的经典场景。

这扇天使与圣者主题彩窗，是Ballantine工坊后期以Ballantine & Gardiner名义创作的作品，设置在Preston耳堂内靠近圣彼得与五旬节主题的区域，上排天使手持器物，下排是圣者与祭仪相关形象，整体以白蓝金线配色为主，充满“复活与教会”的神圣氛围感。

这扇彩窗属于莫里斯公司与伯恩-琼斯合作的风格作品，设置在北中殿区域，带有拉丁铭文，主题关联使徒、复活与行走的相关意象，风格和圣吉尔斯教堂内1886年的Edward Burne-Jones+Morris & Co.彩窗高度契合，主题常关联约书亚、米伦、路得等圣经叙事，图中这扇更偏向使徒与复活、生命主题，铅线设计、平涂色彩搭配金、红、蓝主色调，完全符合莫里斯设计圈的典型特征。圣吉尔斯原有的中世纪玻璃在宗教改革时期就已被全部移除，如今游客看到的彩窗基本都是19至20世纪逐步添置起来的“玻璃藏书”。

教堂的西大门是维多利亚时期修复工程的作品，由建筑师William Hay设计门廊整体构图，雕塑部分由John Rhind创作，金属门铁艺与上方装饰有Skidmore参与施工，属于19世纪哥特复兴浪潮中为圣吉尔斯补建的“正面形象”，更早的西、南门廊在19世纪初William Burn整修外立面时就被拆改了。门拱两侧的壁龛内共有12尊雕像，左右分别是与苏格兰和圣吉尔斯相关的君王、王后与教会人物，从左到右通常被辨识为：君王与王后序列的亚历山大一世、大卫一世、亚历山大三世、圣玛格丽特、玛格丽特·都铎、罗伯特·布鲁斯、詹姆斯一世、詹姆斯四世，教会人物序列的加文·道格拉斯、约翰·诺克斯、威廉·福布斯、亚历山大·亨德森。门楣上方的浮雕是圣吉尔斯的经典传说场景：圣人保护母鹿、自身被箭所伤的图像，圣吉尔斯作为爱丁堡主保圣徒，形象通常搭配箭与牝鹿元素。上方的花格窗与尖拱装饰，和西端内部1985年Leifur Breiðfjörð设计的彭斯纪念大窗处于同一轴线上，从外部可以看到典型的哥特式石质窗花与西立面装饰层。

议会广场三面环绕着圣吉尔斯大教堂，东侧与南侧呈L形布局，西侧还有一小块区域被称为西议会广场。中世纪时这里就是爱丁堡市民进行交易、公告、集会、庆典，同时执行惩戒与处决的公共 civic 中心。照片中呈现的是爱丁堡 Mercat 十字，历代皇家与国家公告，包括新君登基、议会选举结果、重要法令颁布，都由传令官在这个十字台上当众宣读，如今新君主继位等传统仪式仍然会在这里举行宣告流程。十字背景中的建筑是爱丁堡市政厅，其前身是皇家交易所。如今看到的Mercat十字是维多利亚时期重建的产物，1866年重新立起旧柱构件，1885年由建筑师Sydney Mitchell设计八角基座与鼓座，修建费用由苏格兰出身的前首相William Ewart Gladstone促成并捐赠，门上方还留有他题写的拉丁铭文。顶部的独角兽雕像由John Rhind于1869年创作，按照苏格兰传统皇家独角兽意象设计，手持旗帜与盾徽，1970年维修时对原中世纪与早期柱身构件进行了替换保护，原始轴件部分被收入馆藏妥善保存。

Signet图书馆隶属于苏格兰御玺文书协会，建筑立面由罗伯特·里德设计于1810年，内部空间由威廉·斯塔克设计于1812至1813年，楼梯部分由普莱费尔设计于1819年，后经威廉·伯恩于1834年完成改建，是苏格兰A类登录保护建筑。

17世纪，查理一世将圣吉尔斯提升为爱丁堡主教座堂的地位，原本部分教区的会众需要新的活动场所，于是国王下令新建这座教区教堂。教堂于1637年3月4日正式奠基，1641年率先投入使用并完成献堂，1647年整体基本建成。修建场地原本是旧城密集住宅与巷弄所在，包括Marlin’s Wynd等街巷，建堂前拆除了整片中世纪多层公寓。

爱丁堡老城南面山脚下的格拉斯市场，底层分布着商铺，上方依次叠加多层住宅、客栈与仓库，纵向共享楼梯塔，这就是爱丁堡老城典型的叠层公寓与商住楼混合形制。

1829至1834年，按照Thomas Hamilton提出的改善方案，原本连接格拉斯市场与 Lawnmarket、城堡山的陡窄Z字形中世纪道路西弓，被切弯重修为如今的维多利亚街。沿街店铺的彩色外立面是后世逐步涂刷的，转角处的Cubitts店铺是西弓转角老铺面的全新活化使用。维多利亚街是罕见的“双层街”设计：下层是鹅卵石车道与沿街商铺，上层是维多利亚步行露台，下层原本的拱廊空间后来被逐步填充为商铺，如今彩色立面上方露出的一排石头阳台与窗洞，正是老城改善工程中留下的独特痕迹。

画面中是乔治四世桥横跨在Cowgate上方的拱洞。这座高架桥街由Thomas Hamilton按照1827年爱丁堡改善法案设计，1829至1834年完成主体施工，1836年全部竣工，属于A类保护建筑，它与银行街、土丘共同构成了贯穿爱丁堡新旧城的城市改善工程轴线。

苏格兰国家银行总部大楼坐落在土丘之上，紧邻桥北端的银行街，恰好处于老城与新城镇的分界点上。

苏格兰国家博物馆位于Chambers街，就在桥南端与Candlemaker Row的交叉口位置，博物馆的塔楼入口正好开在乔治四世桥的街角，是名副其实的桥南地标建筑。

1996年，世界上第一只由成年体细胞克隆出来的哺乳动物多利羊，在爱丁堡郊外的罗斯林研究所诞生，直接证明了已分化的体细胞可以被重编程，创造出全新的生命个体。多利羊2003年离世后被制成标本，陈列在博物馆的科技展厅玻璃柜中，实际个头比多数人想象的要小，旁边还配套设置了基因工程互动展示装置。

从博物馆顶楼眺望，能清晰看见圣吉尔斯大教堂最具标志性的轮廓：中央塔身搭配开放式石构“皇冠”，由飞扶壁与尖拱组合成王冠的独特造型，顶端矗立着1667年制作的风向鸡，2005年完成重修并替换了部分细节构件。

宗教改革后圣吉尔斯大教堂内部被分隔为多个独立会众空间，其中Tolbooth Kirk会众1829年因圣吉尔斯修复工程迁出，1842年在Lawnmarket顶端的这块土地上新建了高地托尔布斯教堂，也被称为圣约翰高地教堂，教堂尖塔高达71.7米，是爱丁堡市中心最高的尖塔，但这座建筑从未被正式祝圣为教堂。爱丁堡国际艺术节长期以来一直缺少一个位于市中心的总部、售票点与小型演出场地，这座建筑位置绝佳，恰好坐落在城堡山下、皇家一英里起点，占据老城天际线的核心位置，内部巨大的挑高空间天然适配音乐会与各类艺术活动。1996年艺术节基金会买下这座建筑，投入750万英镑进行修复改造，建筑外观完全保留原有风貌，仅对内部空间进行翻新，1999年由伊丽莎白二世亲自主持揭幕，正式命名为“The Hub”，意为“枢纽、中心”。

爱丁堡自称“世界节庆之城”，全年举办12个不同主题的节庆活动，半数都集中在每年的七八月。皇后厅坐落在爱丁堡南侧的Clerk街上，距离苏格兰国家博物馆不远，是一座由1823年建成的乔治亚式教堂改造而来的中型音乐厅，1979年由伊丽莎白二世亲自主持揭幕启用，也是爱丁堡唯一同时服务于国际艺术节、艺穗节和爵士音乐节三大节庆的主要场馆。每年七月开幕的爱丁堡爵士与蓝调节，都将皇后厅作为核心室内场馆，有时也被宣传材料列为活动总部与主会场之一。

Clerk街上分布着不少特色餐厅，我们在一家印度餐厅享用了晚饭，这也是第一次品尝印度餐，口味相当不错。街上的“南印度活化石”餐厅Tanjore位于6至8号Clerk街，2011年由Boon Ganeshram夫妇开业，店名取自泰米尔纳德邦的古都坦贾武尔，也就是朱罗王朝的旧都。老板娘本身是南印度裔的素食者，所以这家餐厅从开业第一天起就不做常见的“英式印度咖喱”，比如提卡玛萨拉、巴尔蒂这类改良菜品，而是原汁原味地把泰米尔、喀拉拉、契蒂纳德风味的米饭发酵煎饼、蒸糕、椰香酸辣汤等特色餐食直接搬到了爱丁堡。

爱丁堡爵士与蓝调节创办于1978至1979年间，是欧洲老牌的爵士蓝调节庆之一，2026年7月18日周六19:30，Davina & The Vagabonds乐队将在皇后厅登台演出。这支乐队主打美式爵士、蓝调、灵魂乐与摇摆风格，主唱Davina常被乐评人比作埃塔·詹姆斯、詹尼斯·乔普林与比莉·哈乐黛的融合体，现场表演以爆发力十足的嗓音、幽默感与节奏强劲的乐队著称，是该节庆常年爆满的常驻演出嘉宾。

Davina & The Vagabonds是一支来自美国明尼苏达州双子城的爵士蓝调乐队，由主唱兼钢琴手Davina Sowers于2004年正式创立。他们的音乐融合了新奥尔良爵士、孟菲斯灵魂乐、布鲁斯与福音音乐元素，最鲜明的特色是完全摒弃吉他配置，以钢琴、铜管和鼓作为核心乐器，现场演出感染力极强。

乐队的绝对核心与灵魂人物是主唱、钢琴手兼尤克里里演奏者Davina Sowers，现名Davina Lozier。她拥有扎实深厚的古典钢琴功底，嗓音沙哑且充满爆发力，现场表现力极强，经常被乐评人拿来与埃塔·詹姆斯、艾米·怀恩豪斯、詹尼斯·乔普林和比莉·哈乐黛等传奇女歌手相提并论。

长期担任乐队铜管主力的Zack Lozier，又名Zee Lozier，负责小号演奏与和声，他同时也是Davina的丈夫。两人相识于明尼阿波利斯的音乐圈，在音乐创作与日常生活中都是彼此最重要的支柱，他的小号演奏为乐队标志性的新奥尔良风味提供了关键支撑。

鼓手Connor McRae Hammergren是乐队的节奏基石，他从乐队发展早期就加入团队，参与录制了多张重要专辑，和Davina、Zack共同构成了乐队稳定的“铁三角”，在现场演出中把控整体律动节奏。

坐标爱丁堡，7月18日。白天我们各自散落在城市的各个角落：有人爬上卡尔顿山等风掠过肩头，有人在王子街的橱窗前驻足流连，有人沿着皇家一英里细数脚下的石板，有人靠在城堡墙根下听风笛的旋律飘远，也有人钻进博物馆与美术馆，隔着展柜和旧时光对坐低语。当夜色降临时，我们汇聚在皇后音乐厅的暖光之下，穿着印着披头士标志的T恤，一同为Davina & The Vagabonds的爵士蓝调节奏热烈鼓掌。爱丁堡的白天是属于每个人独有的风景，夜晚则是所有人共享的滚烫旋律。

爱丁堡从15世纪起就正式成为苏格兰的首府，到18世纪初时，老城的全部建筑都挤在火山颈的狭小空间里，叠层公寓密密麻麻堆叠在一起，山脚下的诺湖则常年臭气熏天。照片中下方的浅色建筑是爱丁堡威弗利火车站，它是苏格兰最繁忙的铁路枢纽，坐落在老城与新城之间的山谷中，这片区域在15世纪曾是为了防御城堡北侧而开挖的人工湖“诺湖”。画面中布满密密麻麻窗户的两排叠层公寓，都经过19世纪的城市修补工程改造。照片上方露出的蓝色水面是福斯湾，福斯湾的北岸就是法夫半岛。

乔治·德拉蒙德是推动新城建设的核心政治人物，他曾六次出任爱丁堡市长，同时也是苏格兰皇家银行的创始董事之一。早在1750年代，他就把“向北拓展城区、排干诺湖、修建北桥”写进了市政议程，1763年他为北桥奠基，虽然没能活到1767年新城规划蓝图正式落地的那天，却是把新城从空想变成公权力主导项目的发起人。为了连通启蒙规划下的新老城区，1763至1772年建成了第一代北桥，由建筑师William Mylne按照詹姆斯·克雷格的新城规划思路推进施工，不过这座桥1769年曾发生部分坍塌事故，修复后才重新开放。19世纪铁路大规模兴起后，原有的桥跨结构和扩建的站场产生冲突，于是在1894至1897年重建为如今的钢拱加砌体墩、搭配铸铁饰面的桥梁，由Blyth & Westland负责工程设计，William Arrol爵士的公司承建——这家公司同时也是福斯铁路桥的建造方。整座桥长约160米，分为三跨，每跨跨度约53米，采用钢拱主梁结构，搭配砌体桥墩与桥台，外侧加装装饰性铸铁立面，立面细节由市建筑师Robert Morham负责把控。这座桥的设计初衷就是为了给下方的威弗利站留出足够空间：1890年代车站大规模扩建时，北桥同步重建加宽，让轨道和站台不用被迫挤在旧桥的狭小桥孔里。如今它是A类保护建筑，也处于世界遗产核心城区范围内，2018年起又完成了新一轮大修，对钢构进行喷砂重涂，翻新铸铁立面，升级桥面防水排水系统，加装结构监测设备。

照片右下角是王子街，王子街左侧的王子街花园是爱丁堡新旧城之间的下沉式带状绿地，1820年后依托天然凹槽逐步形成十余米落差的下沉景观结构，全长约1.6公里。

司各特纪念塔是典型的维多利亚哥特复兴式尖塔，总高约61米，1840至1846年间建成，用以纪念苏格兰作家沃尔特·司各特。塔身采用宾尼地区出产的砂岩砌筑，历经长年风化与污染，整体呈现出深黑褐色。塔身上装饰有64尊雕像，全部和司各特的小说以及苏格兰的文学、历史人物相关，游客可以攀爬287级螺旋楼梯直达顶部的观景台。纪念塔左侧的雕像是苏格兰传教士与探险家大卫·利文斯通的青铜像，由Amelia Robertson Paton Hill于1870年代创作完成。

纪念塔内部拱洞中的白色卡拉拉大理石坐像，出自雕塑家约翰·斯蒂尔之手，司各特的身侧还立着他心爱的猎鹿犬Maida。

王子街花园东邻威弗利火车站，车站的名字“Waverley”就来自沃尔特·司各特的经典小说《威弗利》，照片呈现的正是威弗利火车站的入口区域。

车站标志性的维多利亚铁路建筑语言，就是绿色钢结构搭配玻璃顶棚。原屋顶是19世纪末约1897年前后重建时的大跨度桁架山脊槽形玻璃顶，为了不破坏爱丁堡的优美天际线特意压低了建筑体量，整体嵌在诺湖形成的谷地之中。2009至2013年大修时更换了约两万多块玻璃与铝制单元，但完整保留了原有钢构的结构逻辑与标志性的绿色涂装。

车站内的绿色铸铁路灯、柱头构件、古典柱式与镂空铁艺栏板，都是北不列颠铁路时代审美偏好与工程习惯留存下来的历史痕迹。

1766年，爱丁堡市政会面向全社会征集“爱丁堡新城设计方案”，最终共收到6份投稿，27岁的设计师詹姆斯·克雷格成功中标。他最初提交的方案里设置了一个中央大广场，街道以米字旗形态向外放射，后来经过调整改为规整的网格布局：三条平行的主街分别是王子街、乔治街、女王街，城区两端各设置一座广场，东侧为圣安德鲁广场，西侧为夏洛特广场。所有街道的命名全部采用汉诺威王朝与乔治三世阵营的人名、纹章意象，比如乔治、女王、汉诺威、弗雷德里克、玫瑰、蓟花等，以此表达对王室的效忠。

克雷格只完成了“第一新城”的基础底图绘制，整个新城的营建前后分7期进行，一直持续到19世纪中叶：罗伯特·亚当主持设计了1791年落成的夏洛特广场统一立面，把乔治式建筑的规整美感推到了巅峰，如今苏格兰首席部长的官邸比特宅邸就坐落在这片广场中；威廉·亨利·普莱费尔在19世纪中晚期主持完成了新城西区与卡尔顿山一带的建设，设计了国家美术馆、外科医生大厅、杜格尔德·斯图尔特纪念亭等标志性建筑，把新古典主义的建筑语言延续到了启蒙运动晚期；市政工程层面则逐步完成了土丘的填筑工程——用开挖新城地基产生的土方填平诺湖谷地，王子街花园、威弗利火车站也相继落地，最终彻底锁定了“老城—谷地—新城”的三明治城市空间结构。

这一拍摄视角从爱丁堡城堡高处的阿盖尔炮台或西侧防御工事观景台出发，向东北方向俯瞰，越过老城密密麻麻的屋顶、新城的古典建筑群，视线可以一直延伸到福斯湾与远处的高地山脉。画面风貌层次分明：前景是粗犷的中世纪石构军工建筑，中景是新城新古典主义的砂岩穹顶与规整网格街道，远景则是海湾、现代桥梁与连绵的自然山脉，完整呈现出爱丁堡“老城-新城-自然”的三层独特空间格局。

从爱丁堡城堡顶上向东北方向眺望新城景观，左侧的深色尖塔就是位于王子街花园内的司各特纪念塔，是一座哥特式黑砂岩镂空尖塔。司各特纪念塔左后方露出的特殊流线型屋顶建筑，是苏格兰议会大楼的局部外观，其标志性的弧形流线型屋顶与上方雕塑通风结构，在远景中受透视与遮挡，仅露出顶部的弧面轮廓。画面中部带钟面的塔楼是紧邻威弗利火车站的巴尔莫勒尔酒店钟楼，画面右侧的山体就是卡尔顿山，山顶清晰可见未完工的柱廊式国家纪念碑，仿帕特农神庙形制，以及高塔状的纳尔逊纪念碑。

圣约翰圣公会教堂坐落在王子街西端与洛锡安路的交汇处，由建筑师William Burn设计，1816至1818年建成，属于典型的哥特复兴风格，是A类保护建筑。它的设计灵感直接参考了威斯敏斯特教堂的亨利七世礼拜堂，是爱丁堡早期哥特复兴建筑的代表作品。教堂最大的亮点是石膏仿制的扇形肋拱顶，石膏雕饰如同悬垂的水滴与冰锥，视觉效果轻盈华丽，它并非真正的石质拱顶，而是用石膏做出仿石材的效果，这种设计在苏格兰教堂中极为少见。堂内大量的彩绘玻璃都出自Ballantine工坊之手，每当阳光斜斜照进教堂，彩色光斑便会洒在黑白相间的大理石地面上，氛围感极强。教堂内还配有1900年制作的巨型Willis管风琴，礼拜与合唱的音质备受赞誉，至今仍定期举办晚祷仪式。

苏格兰银行总部大楼坐落在爱丁堡老城与新城交界处的土丘街上，毗邻皇家英里大道北侧的银行街路口。大楼建于1806年，1850年代加建了标志性的绿色穹顶与顶端的金色雕像，由建筑师大卫·布莱斯主持设计。这里曾长期作为苏格兰银行的总行使用，如今部分区域被开辟为“土丘博物馆”，用于展示苏格兰金融与钱币发展历史，底层部分空间曾作为知名餐饮场所对外开放。穹顶由铜板搭建而成，长年氧化后形成了独特的青绿色，顶端矗立的金色雕像，是爱丁堡老城天际线上最醒目的符号之一。

我们此行下榻在新城的玻璃屋酒店，它的核心亮点十分突出：酒店拥有占地约2英亩的屋顶花园，被称为“市中心的绿洲”，部分客房可以直接通往花园，站在花园中便能眺望卡尔顿山与开阔的城市天际线。酒店建筑依托1846年建成的Lady Glenorchy教堂改造而成，完整保留了哥特式石砌外墙，内部则全部采用现代简约风格设计，新旧反差感十分强烈。酒店内的The Snug酒吧收藏了近200种苏格兰威士忌，壁炉搭配皮沙发的布置氛围感十足。

推开我们房间的玻璃门，右侧便是这片开阔的屋顶花园，木质廊架下点缀着暖黄的夜灯，眼前是平整舒展的草坪，坐在户外的木椅上视野格外开阔，光是看着就让人觉得十分惬意。

从酒店步行前往卡尔顿山只需要十多分钟，站在半山腰向下俯视，照片中那片绿意盎然的屋顶花园正是玻璃屋酒店的所在，我们的房间就在画面左侧的建筑区域内。

1770年代，光学仪器师托马斯·肖特在卡尔顿山顶推动修建天文观测点，新城规划者詹姆斯·克雷格参与了早期设计工作，留下了这座偏哥特式堡垒风格的旧观测楼。旧天文台屋约建于1776年，设计者正是爱丁堡新城的规划者詹姆斯·克雷格，它最初带有商业展览属性，内部摆放望远镜与暗箱设备，收取门票供普通市民观测星空。如今它是Collective艺术空间的场地建筑之一，被用作艺术家驻留与度假住宿空间，不对普通游客作为展厅开放。

这是爱丁堡卡尔顿山上的城市天文台，1818年正式奠基动工，目标是修建一座真正意义上的专业科学天文台。照片中的主体建筑是由威廉·亨利·普莱费尔设计的“神庙式”主楼，建筑后方的白色圆顶是后续加建的观测穹顶。标志性的石造双柱廊、三角山墙与中央白色球状穹顶，是它最醒目的外观特征。1822年英王乔治四世访问爱丁堡后，这里获得“皇家天文台”的官方地位，当时被称为乔治四世皇家天文台，后来成为苏格兰皇家天文学家的主要工作地之一。天文台的核心功能包括测时与授时：通过观测恒星经过子午线的轨迹校准时钟，同时为福斯湾利思港的船只提供精准时间信号，帮助校准航海钟。后来人们在附近的纳尔逊纪念碑上安装了“报时球”，每天下午一点准时落下，港口的船只可以直接观测信号校对腕表，后续爱丁堡城堡的一点礼炮也和这套授时系统直接关联，最初由天文台的时钟通过电线实现信号联动。天文台同时承担天文学研究职能，首位苏格兰皇家天文学家托马斯·亨德森曾在此工作，他此前在好望角完成的半人马座阿尔法星距离测定工作举世闻名，天文台的墙面与场地内至今留有纪念他的相关元素。后来查尔斯·皮亚齐·斯迈思也在此负责天文观测与授时工作，深度参与了报时球与一点礼炮系统的搭建。天文台内部曾配备中星仪等专业观测仪器，建筑穹顶下方设置了独立石基柱支撑仪器，完全避免建筑震动对观测精度产生干扰。普莱费尔是爱丁堡新古典与希腊复兴风格的核心建筑师，还设计了苏格兰国家美术馆、皇家苏格兰学院、杜格尔德·斯图尔特纪念碑等诸多地标建筑，这座天文台是他少有的专门为天文科学设计的建筑作品。

卡尔顿山作为爱丁堡的制高点，同时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的一部分，被人们称为“爱丁堡的卫城”，是欣赏城市天际线最轻松也最能收获震撼效果的地点之一。山顶分布着纳尔逊纪念碑、杜格尔德·斯图尔特纪念亭、未完工的“雅典帕特农”式柱阵国家纪念碑等诸多知名地标。其中的圆形石塔建于1807至1815年，是为纪念特拉法加战役中牺牲的纳尔逊勋爵而建，塔顶的白色球形十字装置，历史上每天13点都会准时落下报时，为港口的往来船只校准航海钟提供信号。

杜格尔德·斯图尔特纪念亭由威廉·亨利·普莱费尔于1831年设计，是爱丁堡明信片里出镜率最高的单体建筑。杜格尔德·斯图尔特1753年至1828年在世，是爱丁堡大学的道德哲学教授，也是苏格兰启蒙运动最后一代道德哲学领域的核心学者。他的核心贡献是将托马斯·里德提出的“常识实在论”系统化、通俗化，代表作《人的心灵哲学要义》分为三卷分别于1792、1814、1827年出版，他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把里德的思想传递给商人、律师与政客群体，让苏格兰哲学的影响力覆盖了整个英语世界。他也是最早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引入大学课堂的关键人物，英国首相帕麦斯顿与多位辉格党政治家都曾是他的学生。爱丁堡皇家学会为他修建了这座纪念亭，还把爱丁堡大学附近的一条街重新命名为杜格尔德·斯图尔特街。普莱费尔以雅典列雪格拉底斯纪念碑为设计蓝本，同时做了一处关键改动：把原本实心的亭身改为中部镂空，内部安放斯图尔特的骨灰瓮，让他的灵魂“仍能站在最佳位置遥望爱丁堡、遥望他任教的大学”。九根科林斯柱环绕着圆形鼓座，柱头的茛苕叶雕刻精致细腻，锥形石顶逐步向内收束，整体比例几乎和雅典原物别无二致。纪念亭的位置特意选在卡尔顿山西侧坡，恰好能和老城山脊、爱丁堡城堡、圣吉尔斯大教堂同框入镜，是拍摄爱丁堡天际线的经典前景。山南坡的伯恩斯纪念碑，就是为了纪念诗人罗伯特·彭斯修建的，完全模仿这座纪念亭的形制设计，以此表达对古希腊建筑的复兴与传承。

卡尔顿山上的国家纪念碑1822年正式动工，全称为纪念拿破仑战争中阵亡的苏格兰士兵与水手纪念碑，设计定位为苏格兰版帕特农神庙，由William Playfair等人主持设计，最初的规划极为宏伟，1830年却因为资金彻底耗尽而停工，此时仅建成了12根石柱，之后再也没有复工。

这座未完工的建筑在民间被戏称为“苏格兰之耻”、“爱丁堡的未完成杰作”，有趣的是它几乎注定要以“烂尾”的状态留存：当年曾有人提议将它全部拆除，重建一座完整的帕特农神庙，结果遭到市民的强烈反对，最终决定保留现有状态，反而让它成了爱丁堡最具辨识度的符号之一。如今它早已不再是单纯的战争纪念碑，而是全爱丁堡最受欢迎的“城市客厅”，看日出日落、野餐发呆、约会拍照、观赏城堡夜景，几乎所有市民与游客的城市休闲活动都能在这里发生。

卡尔顿山上这组仿古希腊建筑，是“北方雅典”称号最上镜的注脚，但远不是全部内涵：苏格兰启蒙运动积累的深厚学术声望，搭配新城完整的新古典规划体系，再加上卡尔顿山卫城式的独特天际线，三者合在一起，才真正撑得起“北方雅典”的响亮名号。

画面中景区域是成片的乔治亚风格新城建筑群，这些排列规整的网格状街道与严格遵循古典比例设计的建筑，正是18至19世纪“苏格兰启蒙运动”时期规划的杰出成果，也是“北方雅典”称号中城市形态维度的实体支撑。

画面里最醒目的远处黄色“架子”，是 Inch Cape 海上风电场的部件，临时堆放在利思港进行组装作业：高耸的黄色格构三脚架是导管架基础，用于将海上风机牢牢固定在海床之上，单个构件高度可达约80米，重量超过两千吨。旁边较矮的筒状黄色构件是过渡段，以及配套的大型单桩基础组件等，后续这些部件都会和海上风机的塔筒完成连接。这个项目就是Inch Cape海上风电场，场址位于安格斯海岸外北海约15至22公里处，规划安装72台风机，总装机容量达1.1GW级。所有构件统一涂刷的亮黄色是高空与海上作业的高可见度安全色，当地居民常把这些醒目的黄色大家伙戏称为“小黄人”。

画面背景中横跨福斯湾的三座桥梁，从右到左、从近到远排列，是跨越三个不同世纪的工程地标：最右侧的红砖色钢架桥梁是福斯铁路桥，1890年正式通车，是维多利亚时代悬臂桥的经典代表，已被列入UNESCO世界遗产名录；中间纤细的悬索桥是福斯公路桥，1964年通车，位于铁路桥后方，是传统悬索桥设计的经典作品；最左侧的白色斜拉桥是昆斯费里大桥，2017年正式通车，是三座桥梁中最新的现代公路桥。

照片中间的方塔钟楼是圣斯蒂芬教堂，坐落在爱丁堡新城的Stockbridge区域，位于圣文森特街的底端。它由建筑师William Henry Playfair设计，1827至1828年建成，属于A类保护建筑，最特别的亮点是塔楼内部拥有欧洲最长的钟摆，长度达到70米。如今这座建筑已经不再作为教堂使用，被改造为社区文化活动空间，也被称为圣斯蒂芬中心。

爱丁堡的老城与新城在1995年作为文化遗产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编号728，登录依据符合世界遗产标准中的(1)和(2)项：1767年起逐步规划建成的新城，其新古典主义建筑与城镇格局，对欧洲18至19世纪的城市规划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中世纪自然有机生长的老城，与启蒙时代理性规划的新城并置共存，完整呈现了欧洲城市从防御性中世纪城邦向近代规划城市演进的珍贵样本。整个遗产区面积约4.5平方公里，分布着近4500栋建筑，其中75%以上都属于受保护名录建筑，由爱丁堡市议会、苏格兰历史环境局与爱丁堡世界遗产三方共同管理。